主题：跟熊春锦先生学习传统道德根文化，推动人类道德复兴 -- 乾道学派

经典诵读，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的诵读，一类是“典”的诵读。

“经”和“典”都是指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那些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但也有层级上的区别。

在经典中那些具备重大原创性、奠基性的著作被单称为“经”，层级比“典”高，例如易经、黄帝四经、老子德道经等。人的大脑负责记忆，负责思维判断，获取后天智识，属于“智”系统；心灵负责感受，负责捕捉直觉，启动先天慧识，属于“慧”系统。 “经”是世界各民族在获得精神营养和后天智识这两个层面上能够同时起到教育作用的范本或者文章，能够同步提升人的智和慧这两个系统。

“典”的本义是指重要的文献、典籍，注重反映历史前人在大智慧状态下产生的文字记录，基本上都是知识层面的，而不是文化层面的。或者说，文化层面的内涵比较少一些，更多地反映后天智识，而不具备同步提升智与慧的双重作用。但是近代社会民众已经将“典”与古代所定义“书”的概念相等同。社会上一般所说的“经典”，在“典”这一系统中，已经成了“书”的代名词。

在我国历史时期，凡是把“经”的诵读作为国家重要精神课题的历史时期，就会国家强盛、政治清明。比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等时期，用“黄老”的经典来指导官员们进行诵读，选拔治国的人才，就带来了社会发展的辉煌。

从这些历史现象中可以看到，凡是真正注重了“经”的诵读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既能够提升全民的人文质量，同时也给社会的昌盛中兴带来极大的帮助。但是宋明以后，八股文出现了，只读“书”而不读“经”，只读《四书》而没有提倡读经典；并且在“经”里面将最著名的《易经》也清除出去了，中国的教育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僵化时期。所以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人们突然从八股文的禁锢中苏醒过来，开始反对诵读“书”，也就发生了一些“连孩子带水一起泼出去”的现象。

如今诵读“书”和诵读“经”在社会上同时出现了，并且从上世纪末期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国学热的形成，反映出社会精神营养的普遍缺乏，反映出人们心身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反映出人们对人生、社会、世界发展前途的迷茫，反映出人们对智慧和健康真谛的本能探寻。

但是，现在的国学状态还并不乐观。很多现象，已经偏离了准确把握根文化当中能够开启大智大慧的教育内容，迅速被商业化了，这是值得注意的。

急功近利，有病乱投医现象严重。经典诵读在“有之以为利”的驱使下，逐渐滑入了商业图利的歧途之中。非经非典的读物，充斥于经典诵读领域；不具备上善属性和能量的读物，摆满了书架籍柜。

“经”与“书”的概念，混淆杂呈。“经典”之多，涉及之广，使人目不暇接，甚至将唐诗宋词都作为经典罗列于市，使家长们和老师们在选经择典中无所适从，难以抉择。

人心浮躁，对经典的解读缺乏“修之身”的基础，媚俗有余，守本不足。以智解慧，夹杂了大量人欲、私心、贪利，难以发挥经典诵读开慧启智和守德持正的作用，反而可能使得经典诵读有沦为人们争取名利、附庸风雅的手段和遮羞布的趋势。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圣人的经典所包含的智慧与能量，能给人们的心灵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用于滋养和启迪每个人的慧识和自性光明。

选经择典，就如同中医开方一样，必须要辨证施治，君臣佐使配伍得当，各尽其用。应当恰到好处地适用于人生发展的各种不同时期，适应于人体内环境不同生理阶段的需求，适应无为慧识与有为智识的需求。

如果只诵读以儒学为代表的“书”，那么对于如何通过潜移默化方式来使孩子们获得人文素质与品格提升方面，看起来是不足的。因为全国有的地方已经推行了七、八乃至十年，专门选择“书”一类的典籍，来指导孩子们进行道德教育，但是到了一定的层次和阶段以后，由于“书”对精神层面虽然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只能使孩子们在品格上受到一定的培养和教育，而对内在物质能量的提升，对同步开发道德心灵与益智开慧，却受到了限制，而这一问题恰恰就是要通过诵读“经”来解决的。凡是能够将“经”和“书”，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进行诵读，就可以突破这个瓶颈阶段。

主要教材：

四经一书：《德道经》、《周易》、《黄帝四经》、《黄帝内经》、《大学》，以诵读《德道经》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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