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156：因果 -- 本嘉明

一点也不多余。

第一，规模差异造成的成本问题。作为管理者的官僚是少数，作为被管理者的平民是多数，两者之间一般存在数量级的差距，不易形成规模相近的对应关系。以少数官僚引导多数平民在成本上易于实现，以多数官僚管理少数平民很容易导致经济崩溃。如果平民集团被人工智能取代，那倒可以反过来。

第二，组织强弱造成的调度问题。官僚集团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平民集团则具有较强的松散性。这样，可以对官僚集团进行各种培训、调动，让官僚集团作为一个完整集团适应新形势。可是对平民集团就无法这样使用。平民集团可以在局部出现对新形势的敏锐反应，但是由于整体的松散，导致在整体上却必然要十分迟钝。这样，相对于官僚集团，平民集团根本就不能迅速对事情做出反应，调度上问题很大。这种调度上的严重滞后，决定了平民集团无法对官僚集团的工作实现有效指导。

第三，分工不明导致的结构问题。官僚原本具有的职能就是组织公众开展社会活动，如果公众再直接反过来管理官僚，就会形成直接的互逆的管理，最后结果就是谁也管不了谁，也就无法管理了。两个人都在下命令，那么这两个人组成的官-民结构还能有效运转吗？直接就分了。所以二者必须有分工。那就必然会产生官僚集团。

第四，专业素养导致的管理问题。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发展，社会活动的日益复杂，社会管理压力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专业的官僚们专职进行管理，对于管理的机制较为熟悉，较为适应这样的生产关系发展要求。平民百姓由于组织分散的缘故，以及各行各业分工较细以及直接生产劳动工作占用时间精力的缘故，势必无法长期参与社会管理，势必无法长期参与执行监督工作。这就必然要求形成一个专门集团，去指导官僚工作，去监督官僚工作。这就必然要形成君主集团。

这是为什么不能直接用平民集团管理官僚集团，也是为什么要形成君主集团。

君主集团一点也不多余。这个脱产集团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其实，按照中国上古时代较为原始和传统的说法，君主本身就是由于社会分工形成的职业。这个说法和现在的说法是相同的。现在也经常谈社会大分工。君主，就是社会分工造成的一种职业。

君主扮演的是公共活动领导者和决策者的角色，本质上也是一种官僚。但是这种官僚与通常所说的官僚集团有很大区别。

君主这种官僚，较早地脱胎于社会分工，与后起的官僚系统依附于君主贵族集团不同。君主这种官僚逐渐减少了对社会事务的直接管理权限，而是更多地转向了对官僚们的监督指导。一般官僚则承担起了社会事务直接管理职能。事实上，由于分化较晚的缘故，官僚集团在诞生之初，就直接受雇于君主贵族系统，并受到他们的管理。在《荀子·君道》里，就明确说，君主的职责就在于定法和择人，并特别强调法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了合适的人才能正确的发挥法的作用。荀子将选拔任用合适的人作为君主的首要任务来看待。这就充分展示出，先秦时代中国人对社会分工的深刻认识。

君主是世袭的，为什么会有这些世袭化的组织者呢？这和较早时期教育资源和经济资源较为贫乏有关系，只有世袭才能保证较为稳定的传承，才能保证较高的组织管理能力，才能在竞争中获胜。如今就好多了，生产力发展了，有相当多的人就是躺家里啃老都能过一辈子。同时，世袭的君主也可以较好的继承前辈的政治遗产，延续历史风格，这也是有利的因素，只不过这个有利因素波动很大，虎父犬子的事情也不少见。

君主集团是较早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组织者，官僚是较晚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组织者。较早的君主集团实现了世袭，较晚的官僚集团则要按照任期制压榨个人价值。君主集团形成了平民百姓和官僚集团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

这个中间环节是不能去掉的。因为官僚集团已经很专业了，指导监督他们的集团必须在专业性上保持相近水平，至少不能出现数量级的差异。平民囿于日常生活的限制，不可能专业进行管理。如果一个普通人，每天不想着怎么挣钱养家，天天在那看高层斗争内幕，啥事都不干，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肯定是要遭到父母打骂妻子白眼的。实际上，在英美国家就经常出现这样的实例。在英美国家，陪审团是民众参与司法的重要形式，司法是对社会事务进行强制管理的重要手段。民众参与陪审团可以发挥很好的参政议政执政功能。但是如果一起案子冗长无比整天开庭，严重影响民众在工作中的晋升发展，民众还会有积极性参与吗？赶紧把案子判了算了，是最直接的反应。那么这是不是对执政权力的践踏呢？上纲上线的话就不说了，这就是简单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社会分工导致了民众不可能过多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去。一般的案件审理还好一些，没那么多事，如果行政管理事务也变成一事一议，全都是陪审团在那坐着……那不用说了，人工智能肯定已经全面接管社会生产了。

作为君主集团，他们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在社会生产可以提供一定的剩余产品时，他们就迅速独立出来，获得了作为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却可以脱产接受社会供奉的特权。这也就是孟子所描述的劳心者治人的社会分工。只不过孟子的话其实应该反过来，应该是治人者劳心。

在先秦时代，较多的社会治理结构是世袭制的。那也叫世官制时代。君主、贵族构成了世袭的管理集团，但是那个时候也逐渐出现了官吏。官吏接受君主贵族的雇佣，拿着俸禄帮着君主贵族们管理民众。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吏们有了任期制，有了考核制度，有了选拔制度。最终，随着统一时代的到来，整个国家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系统，而原本自上而下延伸到县级区域的贵族们却迅速消失了。原因是这些远离王族的旧贵族被功能上更加接近、管理上却更加严格的官僚们取代。而王族们却由于政治稳定性的考虑同样受到限制，晋国作为春秋大国不蓄公室，秦朝到了第二世就开始对诸公子进行屠杀，就连汉朝自己，解决掉异姓王之后也对宗室展开了不间断的削弱，七国之乱闹得非常严重。最终汉武帝甚至要选择一个年幼的儿子做太子。

至迟从秦朝统一开始，中国的官僚集团就越来越建立起严格的选拔、任用、考核、升迁制度，后来还形成了退休制度，以及回避制度，管理越来越严，竞争越来越激烈。可是君主集团却处于衰弱、限制阶段。作为君主集团的贵族集团在地方上迅速萎缩，在中央也受到不断打击。这就越来越导致君主集团无法控制官僚集团。

有两个例子可以做对比。

第一个例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大一统的是汉武帝。汉武帝掌控官僚集团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废除了黄老学说这一政治学说，代之以儒家学说这一新的政治学说。能够实现这样的替换，实际上是由于汉武帝时代还保留有较强的、正在衰落的贵族势力，官僚势力正在兴起。于是他抓住官僚，击败了贵族。特别是当时旧的功臣集团已经衰落到了极致。汉武帝利用这一交替时机完成了大一统。

第二个例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时代秦汉帝国，真正意义上的亡国之君是汉献帝的父亲汉灵帝。汉灵帝在执政期间尝试建立了一个叫做鸿都门学的学校组织。我在学校里研究过一点这个学校的事情。一般都认为这个学校的意义主要在于讲习书画文艺，跳出了儒学的窠臼。但是也早就有人注意到，这个学校里面涌现出了一批州郡刺史等负责监督工作的高官，认为政治意义很大。而我在对比历史事件的时候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以宗教起事的黄巾，其发酵时间和轮子的发酵时间长度很接近。这个时间长度的起点，则与鸿都门学的设立很接近。由此我产生的一个很直接的联想就是：是否是由于汉朝政府官员对皇帝另立门户的消极对抗，直接导致了黄巾宗教的泛滥。

汉武帝也是另立门户，汉灵帝也是另立门户，结果却严重不同。

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在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的时代发掘出了汲冢古书，也许他就彻底实现了对官僚机构的二次革命。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汉灵帝迎来了遍及帝国的黄巾大起义，并被迫将权力分割出去，在各地设立州牧，让官僚们同时拥有了君主的权力。这个权力一度收回，但是黄巾就很“适时”地再次崛起，于是又再次被强行交出。

现在想想，虽然都说汉灵帝怎么怎么不好，但是如果让我坐在汉灵帝那个位子上，以汉灵帝时代的知识结构，我不能保证自己比他做得好。

汉灵帝是非常显著的例子。作为皇帝，他不能真正指导官僚机构转向，也不能真正监督官僚机构工作。由于他的“异心”，他的天下烽烟四起。在此后并不遥远的一年里，曹魏皇帝曹髦带着他的卫士攻击他的大臣司马昭，被司马昭的大臣贾充唆使将领成济刺杀。皇帝谋反，惨遭镇压。高贵乡公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明确记载的发动谋反的第一位皇帝。但是实际上，曹髦不过就是冲动之举，汉灵帝才是第一个真正企图搞大事情的谋反的皇帝。

高贵乡公的历史说明，即便皇帝们有着这样那样的特权，但是如果大臣们真的不高兴，说杀也就杀了。其实，东汉历史上被杀的皇帝还少吗？此后魏晋南北朝时代被杀的皇帝简直数都数不过来。什么皇帝，“狗脚朕”！

在后来的历史上我们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唐宋元明清，这些高高在上的皇帝们死得一点都不难。

事实已经证明，贵族政治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其严重的内耗已经无法与官僚体制并存。事实也已经证明，单一的皇帝也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因为单一的皇帝无法驾驭官僚机构。

这就必须要建立一个和官僚集团规模相似、水平相当的君主集团，实现对官僚集团的监督管理。

很显然，就以目前为止的政治实践来看，中国的制度建设还是很成功的。你不会找到第二个发展这么平稳又这么迅速的国家了。

很早以前，我在看政治分析文章的时候看到，有人分析德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时，就特别强调了德国从科尔时代开始一直到默克尔时代的较长时期的政策连续性（其实期间也失去过政权），认为是这样的较长时期的改革才实现了德国的稳定发展。不过作为更了解中国历史的我们来说，德国这叫什么政策连续性，跟中国这种动不动几十年一贯制的政策连续性没法比。中国人觉得自己国家的政策很分裂了，可是一说就是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到了国外去人家干脆就是前几年这几年。

这实际上就是个政治结构设计引发的差异。

很早以前就有人在分析欧洲共产党的时候说，共产党的制度设计就是一个影子政府的设计。共产党的政治局就好像西方国家的内阁。

这种政党结构的设计实际上已经保证了党务系统对政务系统的有效监督管理了。实际上在国内一度出现了党务系统直接代替政务系统开展工作的历史。这种历史现象我在古代史上也见过相似的。中国古代道教曾经建立过军将吏兵体系，这个体系实际上就是模仿的汉朝军事制度。所以道教经常有能力掀起大规模的、波及全国的武装起义，能够和秦汉时代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决战（据说秦汉时代的中国军队已经使用了类似现代军衔制的军衔标志系统来标记军职了，除了较为显眼的发式、服色、服装、装备上有明显的差异外，甚至在军服肩部花纹上都有特殊标志，组织程度相当高。而道教组织的起义军甚至可以和这样的军队决战，甚至可以取胜）。

中国现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双重管理体系。一个是传统的、早已比较成熟的政务系统，一个是早成熟的政务系统基础上形成的党务系统。法律上也早就明确了，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不社会主义的这是政治目标问题，咱们不说，单就政治结构来说，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是由党来充当具象化的统治集团，由政府来充当具象化的官僚集团。有人说，工农才是统治阶级。这不冲突。统治阶级是统治阶级，但是统治阶级也要形成一个脱产的集团去执行统治权。奴隶时代的奴隶主也不是全都去做王族、贵族，全都丢下自己的家业；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也不是全都去皇帝、诸侯，全都丢下自己的家业；工农阶级的工人农民也不可能全都去做执政官，家里的事都不管了。形势要求必然要形成一个能动的、有效的集团去执政。

政党这一组织形式就是很好的统治集团。因为政党需要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理念，以及较好的政治组织。共产党的特点就是有着明确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一般来说是较为积极的、有利于社会大众的。这就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加分因素。也是长期执政能够实现的现实基础。要是没有合理性，这事儿就实现不了。而且政党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不会太固化，这一点要远比封建等级制度、种姓制度、宗教极端制度好很多。中国共产党这些年也一直在变。变是正常的，但是怎么变、变得怎么样，这就不好说了。与本主题关联不大，不多说了。

不是封建君主的君主集团，而是统治集团，也可以说是执政集团。也不是官僚集团，而是行政集团。可以换个说法，说成是统治集团与行政集团。只不过现在行政事务分化得很厉害，小行政和大行政的概念不一样，小行政的概念要扣除很多内容，单纯说行政集团容易出现混淆。而且统治集团的名词也容易被误解为个别高层小集团。所以暂时就用了君主集团和官僚集团这样一对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明了的概念，特别是君主集团这个称号现在不常用了、不会影响现代新名词使用。只不过提前解释清楚，不要将君主集团当作封建君主来看就是了。

监管和办理是两个比较力量平衡、发展能力也比较接近的系统，这对于开展社会管理是很有好处的。

传动系统和动力系统不兼容肯定要出问题，控制系统和传动系统不兼容那也是要出问题的。飞行员驾驭飞机，对于操纵过于灵敏的飞机未必喜欢。如果整个平台从飞机变成了战列舰，舰队指战员对于无法控制的军舰恐怕也不会喜欢。所以二者必须要平衡。

国外不是没有“君主集团”，而是很多路数不一样。而路数和中国比较接近的几个国家，发展都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