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GQ报道 | 消失的煤老板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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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为GQ九月刊写的一篇特稿。去了三次山西，前前后后接触了几十人，出于可以想象的原因，让煤老板卸下心防讲述自己的故事不太容易。最后还算是幸运。

如标题所言，煤老板作为一种身份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但个体的命运，却仍在继续。人因为一些外在因素获取了超越自身能力的东西，这可能是幸运，也可能是灾祸，如何与之相处是个大问题。煤老板的故事正折射了这一点。往大了说，这篇报道试图探究的是人与财富的关系，人与欲望的挣扎，人与时代的纠缠，人与自我的抗争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写作永恒的话题。

以下为全文。

消失的煤老板

编辑：曾鸣 采访、撰文：何瑫 摄影：贾睿 视觉：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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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老板，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群体。自20世纪末期起，煤价随经济勃兴飞速上涨，煤炭储量丰富的山西大地上，数不清的财富神话陆续诞生。

但煤炭能制造一夜暴富，也能让人心撕裂变形。对于煤老板们而言，那时的山西充满了改写贫苦命运的机遇，却也让他们感到风险丛生、身不由己。利益空间随着煤价上涨急速膨胀，但并未随之产生明确秩序。缺乏规则的环境中，人们习惯于用金钱与暴力解决问题。巨额利益背后，亦隐藏着不为常人所知的危机。同行踩踏，官员刁难，黑帮勒索……置身于凶险厮杀的丛林中，煤老板们赢得财富的同时，却无力掌控自身命运的走向。

煤老板因时代的潮水生发，也因时代的潮水消亡。2008年后，山西兴起轰轰烈烈的煤炭改制重组，煤老板们手握巨额资金从历史舞台上四散离去，各自走进人生的下半场。煤令他们在时代机缘中获取可观财富，也令他们在潮水退去后经受命运落差。这黑色的矿石像是上天派来考验人心成色的工具，如何管理支配手中财富，重新找寻人生的方向与价值，成为后半生无从回避的课题。心性的差异，对时代洪流的不同理解与应对，将曾经相似的人生导往了不同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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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月初的一个下午，47岁的朱新宁坐在北京西四环外一家高尔夫球场 VIP 包房里，猛吸了几口烟，不住叹气。他望向窗外不时飞起的高尔夫球：“你看到了吗？我就跟那些被击出去的球一样，被一步步赶出了山西。”

八年前，他的人生轨迹曾险些终结在山西太原国贸大酒店44层。那天中午他和人谈完生意，感觉有些倦了，特意订了一间客房休息。他拉上窗帘，关掉手机，想暂时与外界隔离，哪怕只是几个小时。但他怎么也睡不着，烦心事一遍遍在脑海里上演。光线太黑，空调太冷，在床上躺了一阵，他生出极端的念头，起身打开窗户，想要一跃而下。

无论是在太原，还是两百多公里外的家乡县城，他在人们眼中都是成功人士，时代的宠儿。在这个以煤炭为命脉的省份里，他拥有储量上亿吨的煤矿，那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也是源源不断的财富。

但煤炭能制造一夜暴富，也能让人心撕裂变形。过往十余年，他时常感受命运被煤炭绑架。二十多岁时，父亲带他承包下离村头五公里外的一对煤矿井口，只是为了谋生，让村里人看得起。但后来，同行举报，官员刁难，黑帮勒索，日子久了，终于积蓄到他无法忍受。雇佣多年的包工头突然翻脸，声称掌握了他多年来偷税违法的证据，敲诈他五千万元现金，否则就把他送进监狱。这笔钱他出得起，但他咽不下这口气。

几个月前，山西煤价经历了一轮史无前例的暴涨。前一年底他曾许愿煤价能超过600元，好多还一点高利贷。而第二年春节过后，两三个月之间，煤价便飙升到了1600元。这几个月里赚到的钱，超过过去十几年的总和，但他反倒感到不解与恐惧——突然获取与付出不相匹配的东西，表象是幸运，背后很可能是陷阱，甚至灾祸。

朱新宁

他设想起跳楼身亡后的场景，不忍家人经受人们议论指点，终究还是放弃了。他关上窗户，一步步退了回去。

平复了一会儿心情，他语气镇定地打电话叫司机来接他，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管理着近两千名员工，有时看看下属走路的姿势，就能察觉到对方最近可能过得不太顺心。但对他自己而言，商场就是战场，想在凶险中生存，控制乃至伪装情绪是必备的能力。

事后他反复回想起站在窗前的那一幕。他觉得人来到世上走一遭，一要做到被需要，二要做到被尊重。他觉得当时二者都没做到，不甘心就这么死。

谈论八年前的这段往事时，他语气平静，眼下的生活和煤炭已经全然没了关系。自杀未遂几个月后，一家国企以近十亿元的价格收走他的煤矿，留给他45%的股份。

最近三四年来，他习惯了待在这间包房，其实只是偶尔下场打球，更多是把这里当做与外界接触的据点。当煤老板时忙碌惯了，如今即便无事可做，他也很难习惯每天待在家里。他身形瘦削，习惯穿运动装，很难从日常言谈举止上看出过往印记。他知道煤老板是个让很多人皱眉头的身份，很少主动谈起自己的过去。那些经历有些令人咋舌羡慕，煤价一个月就能翻倍，有些让人提心吊胆，矿难、坐牢、遭遇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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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月末的一个晚上，一位叫黄治华的煤炭贸易商约朱新宁一起吃饭。黄治华几年前曾在北京创办过一家叫做阿丫团的互联网团购网站，在“百团大战”中败下阵来，又回到了煤炭的老本行。尽管已经回山西做了四五年煤炭贸易，但他还是习惯性地每个月在北京住上几天。他害怕一直待在山西会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临汾的生活太单调了，在北京我能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活法。”

两人聊起离开煤炭行业后的经历。朱新宁从山西来到北京的过程匆匆忙忙，甚至有些逃亡的意味。 2010年春天，一家四口带着几只拉杆箱，住进了北京香格里拉酒店，随后在北京租房、买房、装修，过了整整两年，才算正式安顿下来。

2009年动过自杀念头后，命运的震荡仍在继续。朱新宁在煤价暴涨时的恐惧不安日后得到了应验，那段日子，成为了煤老板们的末日狂欢。

2008年9月，山西襄汾一座尾矿库溃坝，277人死亡，消息震动全国，以遏制矿难为由头的煤炭兼并整合旋即启动。或是成为国企股东，或是将煤矿售出套现，无论如何选择，民营煤矿主们都不可逃避地失去了对煤矿的控制权。煤老板这个名词，从此成为了过去时。

对于突然无事可做的煤老板们来说，如何支配手头的钱和时间，成了后半生的头号课题。心性差异对命运的影响显露出来，曾经相似的人生走向，就此开始分岔。朱新宁也不情愿地成为了其中的一分子。

黄治华

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反倒让他心生遗憾。他计算过煤矿的储量，至少还可以开采40年，利润很可能不止于十亿。但他也感到些许庆幸，因为国企的介入解决了他受人勒索的危机，“算是有了靠山”。为了避免再次卷入类似的麻烦，他退出煤矿日常管理，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北京。

倘若只以财富的数值来评估人生满意度，朱新宁初到北京时理应感到满足。但恰恰相反，他陷入了人生最迷茫消沉的时段。他曾管辖着近两千人，有专职的司机和助理，出门时身上不用带任何东西，一切都有人打理。但到了北京，除了有一大笔钱，一切都要从头来过。

来北京前三个月，父亲胃癌去世加剧了他的消沉，他不止一次地产生幻觉，看到父亲的幻影出现在天上。对抗失落空虚的方式是坐在家里打电脑游戏，没日没夜地打。做煤炭的朋友前前后后来到北京的也有不少，经常叫他喝酒聚会，但他极少去，别人过得好，心里受刺激，过得不好，情绪会传染。他打的是

windows

系统自带的蜘蛛纸牌，没什么技术含量，一次能连赢一百多把，但还是一天接一天地玩下去，纯是消磨时间。每到吃饭时间，妻子就做好一碗面放在电脑桌上，他不说话，吃完继续玩。

失落不适，是许多煤老板在那一时期的共同反应。有人沉浸在释放欲望的欢愉里转移注意力。四年前我曾采访过一位名叫李长伟的煤老板，当时他刚从南非狩猎回来，打了四头大象、六只长颈鹿，五只斑马，花了四百多万。那年他先后去了三次非洲。“别人都打羚羊之类的，我不打，要打就打大的。前半辈子太压抑了，既然来过瘾那就过足。你能懂那种感觉吗？”

有人选择参加培训学习，借此摆脱暴发户的标签，获取更多的尊重。大同的煤老板冯学光讲话习惯以古语开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煤改之后，他先后报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班和北京大学的国学班，讲话习惯就是在那时养成的。“人有了文化，表达想法的方式肯定跟以前不一样。这些思想进到我血液里了。”

也有人开始着手尝试新的事业。就在朱新宁陷于心理恐慌的同时，五六公里外的五道口，几个来自山西临汾的煤老板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冲进新的战场，带头人便是黄治华。在临汾的煤老板圈子里，他显得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很多人觉得煤老板等同于出身农村欠缺文化的暴发户，但黄治华出生在临汾市区的公务员家庭，在南方当过兵，端过铁路局的铁饭碗，在上海北京做过环保生意。他喜欢读书，欣赏安·兰德的思想，觉得那才是真正值得过的人生。

比起其他煤老板，黄治华提早两三年告别了煤炭，去南方做起了水处理生意，错过了2008年煤价疯涨的末日狂欢。但在同行们眼中，他也因此更懂得煤炭以外的世界如何运转。他们将手头财富聚拢起来，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交由黄治华牵头打理。

黄治华那年34岁，属于煤老板中相对年轻的一批。他渴望在北京开启比煤炭更“高级”的生意。“煤老板三个字的潜台词就是暴发户。暴发户是什么？思想知识水平不足以驾驭那么多的资产，靠的是一些特殊的方法。说白了，都是跪着赚钱。”

关于公司如何命名，股东们有过分歧。有人提议要带有“晋商”两个字，黄治华觉得这两个字框住了格局，最终起名“盟动力”。煤老板的标签贴在身上这么多年，他想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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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煤老板”这个称呼频繁出现，是在2002年之后。在此之前，煤炭在山西是门乏人问津的辛苦生意，敢于投身其中的，往往都是无路可寻的落魄人家。投入大，利润低，还总是收不回账款，大多陷于债务的泥潭。如今身家数亿的朱新宁便是其中之一，90年代末，他曾在春节前三个月就挤出两千块钱交给妻子保管，以免过年时买不起年货，穿不上新衣服。

在朱新宁的记忆里，前半生贫穷乏味，充满了苦痛。 四岁时，因受村里大户排挤领不到粮票，父母带着他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搬去三十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谋一份木匠差事养家糊口。六口人的家当，一辆手推车就全部拉完。父亲背着他，翻了一座又一座山，一路走，一路哭。

时间倒退三四十年，朱家的生活是另一番光景。朱新宁的祖父在平遥做商号掌柜，全山西都算得上富贵人家。父亲六岁时，祖父去世，祖母不得已改嫁，家境日渐衰微。及至家庭成分判定为地主，用朱新宁的话说，无尽的厄运开始了。

土改伊始，朱家的大院便被公家收走，只留下一间狭小的偏房，三间宽敞的宅子分给了各有十几号人的两户人家。几十口人挤在一间大院里，总有大大小小的纠纷口角，因为阶级成分低，最弱势的总是朱家。

一种念头在朱新宁心里强烈地升腾起来：离开这里，去外面的世界。读书是当时能想到唯一可行的路径，他别无选择。中考时他考上县一中，所有考生里排名第七。

这个排名成了他学业的顶点。家庭、见识、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种种因素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墙，将他与县城的孩子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人。他想融入城市摆脱农村给他的烙印，努力地花费时间结交朋友，学习却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掉队了。到了高二下半学期，他已经清晰地感知到，凭成绩考入大学开启新生活，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读高二时，他与一个同班女生谈了恋爱。女友的父亲几年前离了婚，在石家庄做服装买卖。高中毕业后，他和女友一起去石家庄帮忙打理生意。几个月后，父亲告诉他承包了一对煤矿井口，希望他回来帮忙。两人一同回了山西，结了婚。

朱新宁

私人进入煤炭开采从80年代末开始，当时为解决能源短缺问题，中央鼓励山西做大煤炭产业，一时间几乎村村有矿，数量上万家。但国营煤矿很难过活，只好承包给个体，最早的“煤老板”由此而生。

随后近二十年，朱新宁的人生起落与煤炭绑定在一起。日后煤价疯涨时，总有人感叹他未卜先知，提前站上了时代的潮头。但在当时，却只是迫于谋生的无奈。他的父亲拿着每月五百元的工资，却要养活二男六女八个孩子。父亲当时的心态是：只要能比五百元多就行，如果赔了，反正本来也没钱。承包井口的六万元，全靠东拼西借。

当时煤价一吨三十多元，每吨能赚三五块钱。承包第一年，矿里出了一万吨煤，但到年底时能收回的钱不过四五万元，就连去小卖部买洗漱用品都要赊账。工人们领不到工资，便派几个人跟着他四处要账，名义是陪同，实质是监控。连续三四年，朱新宁一年四季都在周边县市要账，常在大年三十晚上才回到家。

但当时间的脚步迈入21世纪，煤矿主们突然发觉，命运变了——2002年1月，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进入市场化，翻着番地上涨。面目凶狠的催债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带着大捆现金求着买煤的人。他们满脸堆笑，到矿上拉煤的卡车排起长龙。

巨额利益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人抛掉往日营生投身其中。这其中，就包括黄治华。他辞去了父母精心安排的铁路系统的公职，开了一家洗煤厂。“现在老说风口，什么是风口？对那时候的山西人来说，搞煤炭就是最大的风口。”

黄治华感叹，当年的钱来得实在太容易。那时逃税成风，拉煤不开税票，买通煤检站就能放行。黄治华一次上山拉煤，赶上省里突击检查，各路货车在煤检站外排了几十公里。他的十几辆车等了一天一夜才被放行，没想到却因祸得福，一夜之间，煤价就涨了两成。

也就是在那几年，原本土气的临汾城变得五光十色。煤炭的勃兴带动了商业的繁荣，也激发起黄治华消费享乐的欲望。手握突如其来的财富，二十六七岁的他没有耐心待在洗煤厂，而是不分昼夜地泡在夜总会的灯红酒绿之中。“除了吸毒犯罪，你能想到的男人能干的坏事，那时候全干了。”

醉生梦死的生活持续了两三年便难以为继。到了2006年，洗煤生意因长期疏于管理陷入瘫痪，妻子不愿再忍受他颓靡的状态，挣来的钱也已挥霍无几。他觉得没有脸面在临汾继续生活，离了婚，关了洗煤厂，去了南方。

那一年，他正好三十岁。水处理虽远不如煤炭赚钱容易，但他却觉得庆幸，感觉及时认清了人生真实的面目。“说白了，搞煤炭挣钱的方法太初级，这种钱你能赚多久，将来怎么办？”

那时的他希望生活离煤炭越远越好。两年后，最疯狂的一波煤价上涨到来，但已跟他无关。他觉得这是不幸，但也是幸运。“当人的阅历和心性不足以驾驭那么多财富的时候，太多的钱很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

后来他曾反复听闻煤老板豪赌破产或是吸毒身亡的故事，第一反应不是惊讶，而是后怕和庆幸。“如果不是当年收手得早，我很可能会家破人亡，进监狱也很有可能。”

黄治华在三四年间体味了煤炭带来的大起大落，而当时的朱新宁，仍深陷于入不敷出的泥潭里。井口五年合同到期后，他东拼西凑了六百万元承包了县里另一处煤矿，虽储量可观，但因需要从零开发，回收资金的速度远跟不上投入。

与煤相比，更令他烦恼的是人。身负巨债的同时，周围的人却以为他早已成为富豪。回忆当年，47岁的他皱起眉头，露出无奈的神情：“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就像是荒滩上有块肉，哪条狼路过都想咬你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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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朱新宁总共做了十八年煤炭生意。他觉得既容易，也复杂 。容易在挖出煤来就能赚钱；复杂在想顺利挖煤，必须处理错综缠绕的利益纠葛。“人性这东西，复杂极了，实在摸不透。在山西尤其如此。”

如今谈论起往事，朱新宁习惯性用一个说法：“那时的山西。”那是一个他心生厌恶但又必须置身其中的社会，利益空间随着煤价上涨急速膨胀，但并未随之产生明确的规则，秩序的空间被潜规则填满。

井口承包合同到期后，他曾以每年三十万元的价码承包了另一座煤矿。他没想到矿井负责人随即变着法子阻挠他，在矿井周边修路、栽树、开渠，煤挖出来，运不出去，还常常以支援学校建设的由头从矿上拉煤，从不给钱。

朱新宁心烦意乱，一年多后提前解除了合同。负责人受谁指使，为什么要为难他，在他心里至今仍是个谜。日后，这种谜团成了常事。煤炭将数不清的人聚拢起来，赋予人们利益，又因利益的交织矛盾将他们卷进一张理不清的网。置身其中，很难控制自己会受到哪股力量的拉扯。

缺乏秩序的世界里，人们习惯于用钱和暴力解决问题。工商、税务、公安、环保、安检、电力……煤老板们一边被动应付各种吃拿卡要，一边主动琢磨怎样找对人、花对钱。带着几十万现金上山拉煤却就此消失的故事并不稀奇，煤老板们习惯了在豪车后备箱里备几把匕首甚至火枪用以防身。为了抢夺地盘，煤矿主们常会雇佣“护矿队”进行大规模械斗，使用大刀、猎枪，甚至**。

曾有人深夜敲开朱新宁的家门，把五十万元现金放在桌上：听说你小子不错，我们相信你，觉得你需要钱，我们钱不多就50万，给你了。“你说这钱你敢收吗？你要收了，从此你就是他的提款机，一辈子缠住你。”

面对暴戾厮杀的环境，他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心里燥的不行，像是八千摄氏度的炼钢炉在心里烧”。情况复杂时，他曾经一分钟不停地连打了16个电话才把问题摆平，打完后呆坐着，几小时讲不出话来。

但他也无法抽身，感觉人生被煤炭绑架。新承包的矿储量6000万吨，看起来回报诱人，但国家政策日益严格，产能标准不停提升，他只得四处借贷加大投入，盈利遥遥无期。

财富带给他的感受开始变质——起初只是想多赚点钱过安稳日子，后来反被恐惧感笼罩。复杂关系中暗藏凶险，稍不留神，便可能是灾祸。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纸面上的规矩往往是虚的，事能否办成，全靠私下疏通。礼怎么送是门学问，送多了，以后可能狮子大开口，送少了，反倒得罪人。

有一年春节，他给税务局的人送了两千元的购物卡，对方拿余光看了一眼，露出鄙夷的眼神。朱新宁心里既厌恶，又害怕。后来他一打听，别人都送一万。

伴随着煤价上涨，花在打点关系上的数目越来越高。逢年过节，煤老板们免不了要跟各方官员走动，豪车开过去，对方连连称赞“借去体验”，谁也不会不识趣地再要回来。

有一年，他去拜访县里新来的主管煤炭的领导，对方称赞他年轻有为，管理这么大的矿。他苦笑着感叹，情况太复杂了，不是人干的活。对方说，那不然卖了吧。他没放在心上，但对方后来又反复提起，并总以各种理由要求煤矿停工，他才明白惹上了麻烦。后来他通过人脉找到市里领导，才算解决了危机。“气得我都哭了，恨得咬牙切齿。当时真是很想杀了他。”

他小心翼翼地应对着各方关系，养成一个不得已的习惯，每接触一个人，总会习惯性地怀疑对方是不是想算计点什么。因为担心人多眼杂招惹是非，他约人吃饭谈事很少在县城，而是去省会太原。“内忧外患，有些人就跟永远喂不饱的狼一样。”

但总有躲不过的灾祸。有一年，他拉了一批采矿用的**，车上矿山不久便来了警察说接到举报，把他和两个手下押到了公安局。有名警察是他的中学同学，看他关在铁门里，递给他一箱方便面。他跟同学开玩笑说，你小子干什么，不想让我走了？同学叹了一口气：我能给你做的就是这些，其他你自己想办法。

朱新宁想方设法疏通关系，关押了一个星期才重获自由。私运**在当时煤矿上是常事，他想不通为何偏巧查到自己头上。“心里那感觉真是憋屈。好多事别人都能摆平，我怎么就摆不平？”

他也时常感受到亲情的撕裂。总有亲戚会安排子女来他的煤矿上做事，他抹不开面子，只好答应。有人瞒着他偷拿回扣，有人将矿上的公车据为己有。他有时会为这些事生气，对方反倒觉得他刻薄吝啬。

十几年里，煤矿上也有过事故，出过人命。有一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了三个人，五六十人的救援队忙了四天四夜。有一年，矿工在300米深的矿井里窒息身亡。朱新宁起初感到恐慌愧疚，夜里睡不着觉。第一次死亡事故是一个工人触电而死，他开车把尸体拉到医院停尸房。到停尸房门口，他下了车，想先把门拉开，把尸体扛进去。但摸到门把手的一瞬间，他突然怕了，转身就跑。

后来有一次，他在殡仪馆看到一个刚满18岁的女入殓师面无表情熟练地处理尸体。他忍不住问，你这么小的年纪干这个工作，你就不怕吗？女孩说，人已经死了，有什么好怕的。

后来，朱新宁也不怕了，开始变得麻木。一天睡十几个小时，却总觉得迷迷糊糊提不起精神，不停怀疑自己经受这些事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否值得。

2006年，一家国企想将他的煤矿整体收购。朱新宁和家人为此起了争执。“他们觉得有这么大一个企业在，他们脸上都有光，不同意卖。但是我自己受不了了。整个压力在我一个人身上背着，受苦受罪他们谁知道？”

仔细计算了煤矿储量和当时负债，朱新宁开出2.8亿的价码。经过几轮谈判，对方只愿出2.6亿。僵持不下时，朱新宁急了：将来你就算再多出两亿八，也买不了我的矿。

当时他只是情绪上来了，随口说说。没想到两三年后，竟然成了真。

伴随着煤价上涨，黑煤窑遍地开花，矿难频频发生。山西省不停颁布措施关停非法煤矿，抬高开采门槛。减产的结果是供不应求，煤价进一步上涨。一轮又一轮的如此循环中，到了2008年，朱新宁觉得难以用语言描述那时的疯狂躁动。“煤价当时是按小时算的，前一小时和后一小时都不一样。”

为在这场财富的狂欢盛宴中多抢一杯羹，煤老板们忙于组织各种酒局疏通关系。当时组一桌酒席，单是酒水就要花掉八九万。朱新宁从年轻时就厌恶这一套，觉得推杯换盏间说的全是言不由衷的场面话。但他一边觉得荒唐，一边还得努力张罗。行业里人人如此，不做就得出局。“当时的社会风气就这副样子，你怎么办，你不随波逐流怎么办？我痛恨死了。”

那段时间，银行户头上的数字以每天几百万的速度往上跳，半年的收入超过了之前十几年的总和。他一次性偿清了所有债务，却反倒开始失眠，命运的突变让他感到恐惧。他觉得自己像是大海中的一只小船，轻飘飘的，被巨浪瞬间甩到了高处。潮水会在何时退去，会把自己甩向哪里，他心里没数。

命运的震荡比他想象的还要剧烈。随后一年间，敲诈、自杀、转让、逃离，接踵而至。“那个时候，你真的明白了什么叫做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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