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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周公与周王朝的分封制 之实践

在华夏文明圈的周边地区，原来有一些相对独立发展的部落文化，比如被成为东夷的诸民族及长江流域的部落和民族。这些民族的文化并不一定比周落后。

周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其组织性。由于在分封过程中授予诸侯相当大的自主权，诸侯们能够因地制宜地根据所处地域土著民族的文化习俗采取相应的变通措施，因此周文化与各诸侯国的地域文化逐渐融合。

而同时，周王朝又通过朝贡制度等一系列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措施，来保证中央与各地方以及各地方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正是由于周公特别重视周文化的传承与保存，使周朝在分封式的扩张中，很好地保存并发挥了文化的作用，使中央与各地方诸侯国之间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关联，更有文化上的血脉相连。

正是由于有这种文化上的血脉相连，所以即使后来政治形式发生变化，各诸侯国离心力增强并逐渐独立以后，各诸侯国之间的人民才会感受到他们彼此来自同一个祖先，相通性大于相异性。这一点也使周天子的地位保存的时间得以延长，以致于战国时期，虽然各国彼此对立、互相征战，但他们对同处周天子名下的经历依然记忆犹新，因而与欧洲加洛林帝国分裂后法、德、意三国的情况有根本性的不同。

(九) 孔子与公羊学派

周王朝的这些努力如果没有孔子的话，依然无法对中国文明后来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或者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周王朝事实上是如何做的，而关键在于孔子依据周王朝的政治实践阐发出这样一套思想和理论。

孔子学说的主要意义不是像后来部分儒家所阐述的那样局限于道德领域，虽然我们可以说，孔子是把他的一套学说落实于对个人修养的要求上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脉贯通的，“克己复礼”希望成就的主要是一套政治秩序。

回到我们的论题。我们说孔子讲述了大一统的学说，实际上这一学说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容易理解。这里又不得不提到《春秋公羊传》，是在这里面，孔子大一统的学说才得到系统的论述。

孔子著的《春秋》，只是一些标题，一些纲要。后人（与孔子相隔时代不远）解释春秋的有三本书：《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严格说来，《左传》并不是解释春秋的书，它是一本独立的历史著作，只是因为所记述的时代与《春秋》基本重合，并且记述比较详细，某种意义上可以构成对《春秋》的注解。《公羊传》、《谷梁传》是专门解释《春秋》的，《谷梁传》影响较小，并且没有建立独立的思想体系。而《公羊传》是依托《春秋》阐释了一套系统的思想。

(十) 大一统之深刻内涵

依照《公羊传》作者的说法，孔子当年修订《春秋》一书，字里行间褒善贬恶，拨乱反正，体现出明确的政治意图和鲜明的政治色彩，这就是后儒所称道的“微言大义”，或曰“春秋大义”。孔子所修订的《春秋》是否一定包含《公羊传》中所体现的那些政治思想，我们不能断定。但《春秋》中确实可以看到一些有规律性的“义例”，比如它称呼某个诸侯为“伯”或“子”有时前后并不一致，有时还与历史记载不相符，但本身却有一定的规律。在《公羊传》的解释中，这是孔子将自己的褒贬蕴涵在这些称号中，对行仁义的诸侯，他通过某些称号来赞扬，有恶行的诸侯，就贬低。

孔子的《春秋》很少有直接性的评论，多是一些事实性的记述。《公羊传》指出，孔子通过这些事实性记述，不仅表达了自己的褒贬，还通过褒贬建立了一套政治思想，大一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

大一统中的“大”是“以……为大”的意思。大一统首先是从区分开始的，“《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这里面实际上有深刻的哲学道理。大一统并不是无原则地要把所有的民族都统一，因为对差异性的忽视或强制抹杀恰恰会导致差异性的反抗。要淡化差异性，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差异性分成层次。“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结果并不是把夷狄完全排除在外，而是通过把差异分出层次而表达了差异的可跨越性，所以夷狄可以进为诸夏，诸夏可以进为国人。大一统学说的本质正是要阐述这种通过文化的力量能实现民族融合的可能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