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艰不拆讲笑话之三 -- 骨头龙

这个结论是对的。说实话是好的，哪怕只是部分的实话，也比一点实话没有，全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要好。

但是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认识还可以再深入一点。以白居易的身份、立场，他的实话最多也就能说到这个程度，再多述说，他自己也想不到，就算想到了，他也不能说。在这里他主要是想不到，这也算是历史局限性。

白居易这首诗反映出来的真正问题，是政治结构四维不张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政治结构里面，四梁八柱有所缺失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个问题。我对这块的注意是从对晋武公-晋献公-晋文公-晋襄公-三家分晋的历史了解开始的。一般在历史知识普及阶段，我们就是看三家分晋的故事，赵氏孤儿啊，赵襄子啊，共灭智伯啊，诸如此类的故事。而稍微深刻一点，就会牵涉到晋无公室这个问题。晋武公时代，晋国发生了曲沃小宗取代晋国大宗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事件最终还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彻底打破了周朝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但是在这一事件发生后，为了防止后人仿效，晋国就出现了打击公室旁支、不蓄公室的政策。特别是晋献公时代，为了君位继承问题，晋献公废杀太子、驱逐诸公子，晋国陷入主枝孱弱的局面。后来的晋惠公、晋文公都存在班底薄弱的问题。到了晋襄公弄出来军事行政一把抓的正卿一职以后，晋国公室基本上就完了。等到六卿子弟进了公学，晋国就是等死的节奏。在这个时候，没人说晋国灭亡是因为宦官，因为那时候阉人还只是刑徒、奴隶的地位。然而这个时候依然有很多说法，认为晋国灭亡是因为女人，是因为晋献公宠幸女子，要废长立幼，所以导致晋国之乱，最终亡国。这个女人祸水说在历史上也曾经是很猖獗的，只是现在女权主义更“猖獗”，敢这样说的逐渐没有了。这样一来，晋国既不亡于女人，又不亡于宦官，地被洗干净了，真正的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君主集团和官僚集团实力不平衡导致组织结构不完善的问题，就被大家看到了。

一旦看到晋无公室这个问题，很多事情就会豁然开朗。一个运转良好的政权，就其内部结构来说，需要建立比较平衡的君主集团和官僚集团的关系。晋无公室导致君主集团失声，于是官僚集团坐大，最终发展到三家分晋。然后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捋，就会注意到，秦始皇死后秦朝的迅速颠覆，一方面有六国反扑的原因，一方面也是皇室内部自相残杀极大动摇了自身权威。当然，秦朝灭亡的原因有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到了汉朝，同样存在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比如铲除诸吕的功臣集团，他们既可以铲除实际上担负着君权的诸吕，同样也就有能力铲除代表着君权是的皇帝。汉文帝上台以后，只能搞无为而治，连个贾谊都用不了。汉文帝的危机，在后来汉昭帝死后、霍光他们废黜昌邑王的时候就充分展示在世人面前。如果汉文帝来了以后表现得不恭顺，那么汉文帝也可以凭借27天做了1127件错事而被废黜的。什么入宫当夜诛杀汉惠帝诸子，不仁、不孝、不悌，比如“防共过迟”不能早日起兵铲除诸吕，比如嚣张跋扈不尊敬汉少帝的皇后，比如滥用职权不按规矩任免官员，诸如此类，随随便便都能编几个出来。君主表面上高高在上，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弱势。

在汉文帝时代，君主能够忍耐，那么还可以凭借话语权逐渐掌握一定优势，但是汉武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政治学说，君主集团逐渐就连话语权都丧失了。君主没有办法在政治学说话语权上获得比官僚集团更大的优势。特别是汉元帝自己是个不晓事的，将原本政治系统内抵制儒家学说的行为清除掉，达到了行政公文也必须引用儒家经典的地步，会引用儒家经典就高官得做，不会引用就要不断受到责备，君主集团的话语权就彻底丧失了。到了东汉时代，甚至出现了“四世三公”这一现象。“三公”是东汉行政官员的顶峰，接连四代人都做三公，这样的家族传承简直可怕。然而四世三公在东汉不是个别现象，我们所熟悉的三国时代的杨修家族是四世三公，袁绍家族也是四世三公。这样显赫的官位对于个人家族来说自然是好事，但是对于社会百姓来说，真的是好事吗？官僚集团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世袭集团，这个时候还要说罪恶都是宦官和军将导致的，那就显然是甩锅了。因此，这个将罪责全部甩给宦官乃至军将的“地”，还是要洗一洗的。

这些四世三公家族是如何形成的呢？所依靠的就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前些年有个热衷宗教的人在网上写过很多小说，大约是企图传教的，结果讨论到宗教与政权的问题时，他写了这么一句话：“以教立军，权在教首。”我们把教理解为政治学说，就会发现，谁掌握了政治学说的解释权，谁就掌握了根本大权。一个最典型的、后代经常被选择性遗忘的典型案例就是王莽篡汉。王莽是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得到世人认定的、通过儒家推举而在和平年代平安篡夺大一统王朝皇位的唯一一人。白居易曾经写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看起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的主意是不错的，但是实际上这个缓不济急的主意回避了最关键的儒家学说实用性问题。而且在实践中这个主意也不切实际。

在对于话语权的争夺上，历史上有很多人做过努力，比如著名的大昏君汉桓帝和汉灵帝，几乎毫无例外地要采取“党锢”行动来打击世代垄断高官要职的经学官僚集团。但是我注意到很多关于他们的传言都是荒谬的。比如说，传言汉灵帝要求后宫女子都穿开裆裤便于临幸这个谣言，事实上古人本来就是穿开裆裤的，再早一点连开裆裤都不是，就是两个裤腿用绳子一连。而且到了清代，传言帝王临幸女子的时候有很多都是提前扒干净裹在被子里送过去的。再比如说汉灵帝在宫廷内设立集市，可是清圣祖康熙皇帝也是这样做的。再比如说汉灵帝下令刻制了熹平石经，这一行为的功劳可比乾隆四库全书，而祸害却少之又少。再比如说汉灵帝之前的汉桓帝，发动政变铲除了专权的大将军梁冀，后来又通过党锢打击了士人集团，这些行为也是清圣祖和清高宗干过的。再比如说汉灵帝时代爆发了黄巾大起义，清高宗的时候也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汉灵帝卖官，清圣祖也卖官。可以说，汉桓帝和汉灵帝的很多行为，和后来被吹上天的清圣祖清高宗是一样一样的。然而为什么一个被骂成狗一个被捧上天呢？这就是话语权和解释权导致的问题。

所以，适当的洗洗地，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只有把这个地洗干净了，打破了话语权解释权的垄断性，才可以识破其中的甩锅行为，才可以识破其中的转进行为。

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打破如今沉渣泛起的新儒学运动，避免历史倒退回去。

所以这个地必须要洗。

这个地不能无原则的洗。是谁的就是谁的，不能为了洗干净而洗干净，泥巴可以洗干净，伤疤不可以遮掩住当不存在。宦官自身的问题是不容忽略的，但是不能脏水都可着一个人泼，反而让那些也有责任的人洗脚上岸。

目的是将事情搞清楚。洗地只是一个在脏水泼得太多、妖气冲天干扰了视线的时候迫不得已采用的手段，洗地不是目的。

以唐代而论，宦官和军将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在民政问题上，他们又不尽然是关键。比如说，唐德宗在杨炎的谗言下诛杀刘晏的时候，作为地方藩镇的淄青镇李正己就连续上书质问为何杀死刘晏，将唐廷弄得非常难堪。这个时候就不是宦官和军将在祸乱朝政，而是文官集团自己在祸乱朝政。刘晏为唐朝财政收支平衡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却被杀了。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很容易就能够看出，这就是文官集团的第一责任。要说宦官和军将有间接责任，那应该是有的，但是文官集团本身有第一责任和直接责任，这是洗脱不了的。但是只看白居易这首诗，就给人一种宦官和军将才是责任人的错觉。就白居易的时代来说，他这样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还要营造一种儒家官吏都是干净的、非儒出身都是不干净的氛围，那就毫无必要，也莫名其妙了。

这就相当于说党员干部都是干净的，非党干部都是不可信任的。这种道理能接？

现在是中国重树文化自信的时候，也是重塑自己文化内核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让一群儒家将自己粉饰成高大上，再想去搞什么四世三公的好日子，那是不可容忍的。这个风气一定要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