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总人皆醉我独醒？--关于主席及其追随者 -- 达萨

懒厨先生这种主席试图改造人性又败于人性的观点，应该说很流行。我看来达萨先生主帖以“神性”概括主席，并把主席的失败归于“神性”与人性某种程度的背离，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但是一项重大政治举措，必然有短期目标，有长远目标，而“改造人性”无疑是长远目标。主席对人性，或者说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无疑有很好的洞察，否则他就不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如果说主席认为改造人性是短期目标（大多数人认为这不切实际，且大多数的观点得到了事实验证），我看这不符合主席大政治家的地位。如果说主席有洞察，却又想要追求不符合洞察的目标——这里可以借喻一个著名神学悖论：如果上帝全知全善，世间为何还有诸多恶行？

应该注意的是：其实主席“改造人性”的目标是取得了一定成果的。我想大家都会承认，经过文革，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产生了根本改变。我不能断言这是成功抑或失败，因为我不知道主席本来的目标是怎样的。但从主席文革隔一段时间要再来一次的论断看，主席并不认为可以一蹴而就地改造人性。因此我认为可以这样判断：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改造人性这一目标上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应当有一个短期目标（空喊千年大计而无五年计划，恐怕十年后就会被遗忘），而短期目标也很明确：选拔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并建立起合适的接班人选拔制度。

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很多毛粉儿（当然，学习主席道路学成了粉儿就很怪）同时具有传统文人的道德洁癖：耻于谈权和钱。好像争权天然是不道德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很多讨论刻意避开了文革的发动与原接班人刘少奇之间显而易见的关系。

于是出现了一个现象，邓小平以不光彩的手段拿下了其政治打手赵紫阳（赵当然有赵的问题，但邓的行为不符合组织纪律），被作为邓的功绩大讲特讲；主席以组织途径拿下其政治接班人刘少奇（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刘“叛党叛国”，我认为这结论是有问题的，但组织程序上无懈可击），反而成了文革期间政治秩序混乱的证据。这个论调是流传如此之广，乃至于积非成是，很多自居于毛派群众都受了影响，比如参与这帖子的河友就有，岂不奇哉怪也？

主席对接班人问题的重视，尤其是发动文革前后一段时间进行了许多思考，是可以从诸多记载中证明的。主席拿下刘，很多文章（有意或无意的）归因为刘有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风险。刘固然已经走上苏修道路，并可能越走越远；但我觉得这并不是主席拿下他的唯一原因，甚至可能不是首要原因。

纵观文革中风云起落，接班人的上台与倒台其实有一个共同判断标准，就是能否赢得广泛支持。刘从五九年庐山开始，在党内威信就开始下降，乃至四清、文革初期的工作队，已经发展到了使用强制手段解决问题，于是倒了。林帅把自己的儿子捧成“超天才”，在空军当太上皇，“空军的一切由立果同志指挥，空军的一切由立果同志调动”——这当然不是林立果自身努力的结果，于是也倒了。

主席亲自提拔的继承人也适用于同样标准（当然，刘和林帅的威望地位也有主席提拔扶持的因素）。比如张春桥同志，众所周知主席非常看重春桥同志的立场端正和理论能力。但七零年庐山一会，他被林帅率众人围攻，这个实事求是，有春桥同志自己未能服众的问题，于是有了“当了十年副手”的谈话。又比如改开以后很多文章里斥为草包的王洪文，是完全靠自己当上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这才吸引了主席的注意。但他到中央后同样不能团结大多数群众，而是搞“四人帮”，于是主席也放弃了让他接班的打算。主席最后选定的（不是组织上决定，但主席这个意图很明显）接班人华国锋，目前毛派和邓派都看不上他（当然这与他后来没经受住考验有关），但当时却是最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的人选。

以文革筛选出更合适的接班人，我认为这个目标是文革的失败，不仅选出的接班人没有经得住考验，连整个制度也被废止了。我们回顾历史教训，不妨更深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主席为什么要通过文革这种方式去选择接班人？相对于惯常的社会秩序来讲，文革无疑是动乱，但同时其筛选作用必然也更强，这二者是密切相关的。“由大乱而大治”，可以期望，这样选出来的接班人（还可以推而广之，不只是主席的接班人，还有由上而下的整个执政班子）拥有更强的能力，在群众中享有更高的威望。

主席为什么要如此重视接班人的选择？要从周期律说起。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其兴也勃焉”，在王朝初期时，必然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并带来一波社会的发展。这有建立王朝的过程中消灭了一批既得利益者的因素，但王朝的建立者必然拥有较高的能力，较能够代表当时社会的需求，同样也是毋庸置疑的。但王朝末期时，随着新的既得利益者形成，统治集体不可避免的腐朽堕落，由此带来的是社会秩序的动荡甚至崩溃。这一过程中，统治集体固然难逃被消灭，广大人民同样要承担痛苦，生产力也会被破坏，产生一定程度的社会倒退。另外，与历史不同的是国际形势，冷战时期我国强敌环伺，如果发生内乱，导致政权被颠覆，乃至开除球籍的风险是相当大的。

为什么主席受到了战友们几乎一致的抵制甚至是反扑？原因很简单，随着革命的胜利，主席的战友们就是新一代的统治集体，就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当然要享用政权这一胜利果实。俗云，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如果说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主席这种叫人吐出到手的权力再次竞争的行为是结多大的仇？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描述。

同样，这可以回答达萨先生主帖的问题。主席的战友们能力、道德，都不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们的阶级立场变了，彻底反转了。我不会替毛主席高呼道德口号，认为只有毛主席才是完人、才能代表革命的正确方向；但我认为只有毛主席（我还没发现他战友中有另外一个人，包括先总理）是完全站在被剥削阶级的立场上的。而我是被剥削阶级，这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文革这样的机会，我以及我的后人就要以远远更危险，或远远更屈辱的方式来换取不被剥削——注意，被剥削阶级无法选择剥削的形式，它可能在一般人看来很温和，但同样也可能一般人完全接受不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毛的战友们是革命的先驱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我想河友们绝大多数都是被剥削阶级，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拥护革命，反对剥削呢？试图以革命的功劳来掩盖他们是剥削阶级的事实——讽刺的是，他们的确是以革命的功劳换取剥削权的——我要问一句，这样的人，是分到了剥削的一杯羹，还是脑子让剥削阶级洗坏了？

至于文革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想可以继续引用毛主席的话：有奋斗就会有牺牲。至于这种牺牲值不值得，毛主席的话我引用的够多了，最后以一句资产阶级头子的话做结吧：

Those who would give up essential liberty, to purchase a little temporary safety, deserve neither liberty nor saf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