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伯庸：怎样让大明变得透明 -- 万年看客

让我们把日晷拨回到洪武十四年。

朱元璋在各地编造黄册时，特别规定了存档方式：“册成，为四本，一以进户司，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留其一焉。”

就是说，每一级官府在制作黄册时，都要做两份，一份上缴，一份自己留着。层层传递上去，最终每一本黄册，都会形成四本一模一样的档案。其中进呈户部的，叫做正册，要用黄纸当封面；剩下三本分别存在布政司、府和县三级官府，叫做底册，要用青纸当封面，以示区别。（对封面颜色做出规定，其实是洪武二十四年才出台的规矩）

各地官府按照朱元璋的要求，紧锣密鼓地攒造黄册，然后一级一级汇总，里交县，县汇到府，府再统一交割给布政司。最后布政司把辖区内的所有正本打包装车，运往京城——洪武年间，首都正在昔日的金陵城。

几十条长龙似的车队，从四面八方上向京城驰来，鱼贯驶入正阳门。正阳门位于京城南边，是国门所在，孝陵大祀牲牢、国学二丁祭品、户部粮长勘合皆从此而入。你看，大车上那层层叠叠的黄册簿子，像极了一块块夯实大明基础的砖块。

这些黄册运至京城后，中书省会先把它们铺在祭天的祭坛下面，郑重其事进行荐天之礼，然后将其收藏起来。

这个盛景，岂不是象征着万川归海，中央权威无远弗届吗？

看到此情此景，朱元璋很是心满意足。可没过多久，他很快便意识到一个麻烦。

问题正出在“收藏”二字。

在洪武十四年，各地直隶府、州、县并十三布政使司，一共送来了五万三千三百九十三本，包括民、军、灶、匠等诸类户籍，天下虚实尽在于此。

这么多本档案，该放哪儿呢？

五万三千这个数字看着吓人，归拢到一起不会占多少地方。明代中期有个藏书家范钦，在家里建起一座“天一阁”，能装七万多本书。堂堂大明，在京城建个存放黄册的小阁楼，算得了什么？

可是账不能这么算。

这五万三千本书，只是洪武十四年的黄册正本总数。黄册每十年就要重新攒造一次，随着经济发展，每期数量只会越来越多。比如弘治十五年各地上缴的黄册，已经增长到了六万七千四百六十八本。

黄册旧档不会销毁，新档源源不断地进来。每十年就会新增六、七万册，这么日积月累下去，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再者说，黄册属于政府机密，一旦遗失或被人篡改，都会引发无穷麻烦。它的收藏地点，一定得要杜绝闲杂人等乱入。

更头疼的是，档案都是纸本，这么多易燃品堆在一起，来个火星，劈个闪电，就能烧成连营之势，太危险了；就算没有火灾，常年虫蛀鼠啮、水浸潮沤，对档案也是毁灭性打击。

因此对朝廷来说，黄册的收藏地点，必须足够大、足够近、足够安全，还得便于管理。在京城这寸土寸金的地方，要隔离出这么一大片地方，有点难度。

朱元璋思来想去，把目光缓缓投到了京城太平门外那一片叫后湖的水域。

此时的后湖，周回大约有四十里，不足全盛时的三分之一，四周被石头城、钟山、覆舟山、幕府山所环绕。湖心有五座人造岛屿，号称“五洲”，叫做老洲、荒洲、仙擘洲、龙引洲和趾洲，对应如今的环、樱、麟、梁、翠。（为叙述方便，接下来以如今称呼行文。）

这五座岛屿，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宋。当时宋文帝疏浚后湖时，用挖出的湖泥堆起了三座大岛，用海上三座神山来命名，即梁洲、环洲和樱洲的前身。它们个个来头不小，比如环洲之上有郭璞衣冠冢，梁州是昭明太子编撰《文选》之处，樱洲是李煜囚禁之地，无不底蕴深厚。

在后湖的外围，南有覆舟山、鸡笼山，东有钟山、清溪，西有卢龙山、石头城，北有幕府山，无论风水还是风景，也是极好的。

朱元璋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对这掩映如画的胜景毫无触动，对湖心五洲的格局却大感兴趣。

这里实在太合适修黄册库了。

湖心的五块洲陆，四周皆是湖水环伺，只能靠行船往来。在这里修起黄册库，既方便隔绝闲杂人等接近，也有利于防火之用。而且后湖周回不长，外围再加一圈卫兵，便可以形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双重禁区。关键是，这里离京城特别近，想调阅取档，立马可至，极其便当。

用时人的话说：“后湖之广，周遭四十里，中突数洲，断岸千尺……此诚天造而地设者也”

这么一个地形上天然隔绝，又距离中枢咫尺之遥的好地方，只当风景看实在太浪费了。

早在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就已经修了一道从太平门到台城的城墙，断开了湖水和覆州山、鸡笼山的联系，随后又在钟山濒湖之处，修起一座太平门，门外修起一条湖头路，也叫太平堤。他在洪武六年将城墙加高，加厚，防止有人居高临下，窥探湖中，又整修堤坝，隔绝了外人循钟山入湖的通道。洪武十九年第三次改造，向北修建新城墙，完全断开了玄武湖西岸。

紧接着，他从后湖东北角的湖坡开始，每隔一百步立起一个土堆，立起一块界石，沿湖北、湖西边缘，正好绕湖半圈到神策门为止，全长三千六百六十五步。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后湖的自然风光算是完蛋了。本来玄武景致最值得称道的，是其湖光石色、山水连绵之势。如今东边、南边的山势被墙、堤阻隔，北边又修了一溜石界。更惨的是，秦淮河本来是后湖与长江贯通的通道，施工方干脆装了两个闸门，把水也给断了。

文人墨客，大概会感慨此举暴殄天物。但朱元璋最不喜欢这些虚头巴脑，好看又不能当饭吃，好用才是硬道理。

后湖被这么嘁哩喀喳一通整顿，从一个皇家园林变成了军事禁区。

说到拆迁，引出一个当地的民间故事，值得说一说。

话说后湖居民听说洪武爷要拆迁，都非常惊恐，集体推举了一位姓毛的老人去上书劝阻。毛老人知道硬顶不行，就找了个理由，说湖岛上的老鼠特别多，在这里存放黄册，很快就会被啃光。朱元璋听了以后，说请你来当黄册库的总管吧，你姓毛，与猫谐音，一定镇得住老鼠。

毛老人拒绝了。朱元璋大怒，把他关在牢里。没想到毛老人颇有气节，居然绝食而死。朱元璋内心觉得愧疚，就在梁洲修了一座毛老人庙，封他为湖神。

清代有个叫陈作霖的人，在《秉烛里谈》里记了一个更惊悚的版本：“后湖在明时为黄册库，黄册每苦鼠啮。一日，太祖至湖，见一乡老，问之曰：’鼠患何以除？’对曰：’惟猫可以制之。’问其姓，则’毛’也。太祖以‘毛’、‘猫’同音，遂生埋之，而为立庙于湖中，谓之毛老人庙。相传之说，似非无据，今乃祀之为湖神矣。”

好家伙，为了镇住老鼠，居然把毛老人给直接活埋了。

当然，民间传说最喜欢玩谐音梗，谐音越多，离真实越远。这些故事，附会居多，不过毛老人庙倒是真的存在，至今仍立在梁洲之上。清代有人在庙前挖出一副铜钩，据说是毛老人的用具，便特意挖了一口铜钩井以资纪念，至今仍在。

关于毛老人的故事，还有第三个版本，出自于明代《后湖志》的《神祠记》。

朱元璋之所以把黄册库修在后湖之上，是因为这里四周环水，可以避火避人。但这样就有另外一个麻烦，就是水面潮气太重，长期高温高湿，这些黄册特别容易腐烂蛀蚀。

当时在京城里住着一个老头，姓茅。茅老头给朱元璋出了一个主意，说你把黄册库修成东西向的，这样朝阳一出，先晒东边，夕阳一落，再晒西边。每天这么曝晒一遍，就能保证纸质干燥无虫了。

朱元璋听了大喜，然后“做窖筑其人于中。”

怎么又给活埋了？

活埋就算了，还在地窖之上堆起一座方台以为墓丘附祠，旁边修起神庙，尊其为湖神。

洪武爷是性格急躁不假，但也不至于这么神经病吧？

别说后世之人不信，就连《神祠记》作者本人赵官都不信。他是正德、嘉靖年间负责黄册库管理的官员，很有探索精神，决定亲自勘察一番。正好毛老人庙的附祠年久失修，几乎坍塌，赵官趁修葺的机会，把下面的方台扒开一看——别说茅老人的骸骨了，连毛都没一根。

赵官经过一番考证，得出结论：洪武朝凡是修建神庙，都要用五方土聚成方台，以祭五方神明。这个土台子，不过是当年的祭神遗址罢了。后人无知，当成墓台，又附会出奇怪的传说。

那么这个毛老人，到底从哪来的呢？

嘉靖年间有个叫李默的吏部尚书，他曾经写过一本《孤树裒谈》，里面谈到了毛老人的第四个版本，也是最可信的一个版本。

大家是否还记得，朱元璋为了制衡里甲，规定每一里要设一位老人，有权裁决里内争端。老人有一个特权，可以越级上访，直抵京城。

其实这些老人，还有一项福利。

当时朱元璋规定所有的官员，每三年就要来京城朝觐一次。而那些老人，也可以蹭官员的车马一并上京面圣。

洪武十四年那次觐见，朱元璋正在为后湖潮湿的事情发愁，就随口问道：“朕将命工部筑室于后湖之中，以为藏天下黄册之所，然当作何向宜乎？”，一位老人回答：“此堂当东西向，庶朝夕皆为日色所晒，而黄册无浥烂之虞也。”

这个建议很好，朱元璋欣然接纳。没有活埋，也没有建庙，甚至没说姓毛。

所以这件事的真相很可能是：当初确实有一位老人提出建筑分东西向的建议，但和湖神庙一点关系没有。后人不懂庙祠礼制，把方台当成坟包，湖神与老人合二为一，结果演变成了一个暴君活埋老头的故事。

至于姓毛，不过是因为岛上鼠患太厉害，需要猫神镇之。久而久之，“猫”、“毛”谐音，湖神老人也就传成毛老人了。

传说真伪如何，且不去管他。至少历史上真正的黄册库，出于防潮防虫的考虑，确实是大多按东西朝向修建，前后有大窗通风。这样可以保证足够的光照时间来除湿、除虫。偶尔也有朝南北，这取决于库房修在什么方位。

为了最大限度能采光，黄册也不是简单粗暴地堆放在库房里就完了，设计者为它们打造了特别的设施。

在黄册库里，是一排一排摆放黄册的木架子，叫做架阁。架阁是一种四面敞开的架子，分层分格，文件按照布政司、府次序搁在上头，一目了然，便于查找。

后湖的黄册库里，每库里有四个大架阁。每个架阁分成三层，分为数格，用来收贮档案。架阁特有的敞开结构，可以让所有藏册都有机会接触到阳光。在架阁上头，还有一个斜板盖，万一屋顶漏雨，就能顺着这个板盖引至地下，避免弄湿文件。

黄册库的设计者很细心，要求这些阁架必须使用木头，不能用竹子。竹竿太窄，要打成一个大横板，得数竿竹片拼在一起。而竹片有弧度，拼接时必然凹凸不平，造成空隙，无法承重。

要知道，黄册是长宽各一尺二寸的大方本，页数又特别厚，算下来平均每册得四、五斤。十几册甚至几十册摞在一起，松松垮垮的竹架根本撑不住，只有木材可堪使用。

当然，这些黄册不能光靠这点窗户的阳光。管理人员还要在每年四月到十月之间定期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晾晒。三月不能晾晒，因为黄梅天太潮湿；十一月到一月天寒风大，对纸张也有伤害。

在晾晒期间，只要天气足够好，一次要晒足五天，才能重新入库。

本来这种晾晒工作，要打造专门的木制晒架。后来官府觉得木制太容易坏，损耗惊人，便改变了做法。他们在每一间库房门口，都用砖头砌了十个高二尺五寸的小墩，长三砖，宽两砖，彼此相隔七尺。然后在砖墩之间，架起四根长七尺的铁檽，黄册就挂在这些晾衣杆上晾晒。

从现在科学的角度来看，阳光对纸张保存的伤害也够大的。不过以当时的条件，能做到这么细致已经算是尽力了。

除了防潮，黄册库对于防火也下了一番功夫。

黄册库内，严禁动火，即使到了晚上也不许点灯，冬季亦不许升炉取暖。库房里的地面都要铺设沙子，上覆木板。这样既可防火，以可防鼠患。

就连管理人员的厨房，就要隔开库房一里开外。

这是洪武、永乐年间的格局。后来到了正德年，梁洲增设的库房越来越多了，距离厨房越来越近，主管索性把厨房给移到环洲上去了。每次人员吃饭，都必须从梁州跑到环洲。这样做很不方便，但上头对此绝不通融，甚至还特意立了一块牌子：“敢有将火过桥者，治以重罪。”

黄册库的防火工作，算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这么多纸堆在一处，整整两百六十多年，居然一次火灾都没有。

硬件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软件问题。

这些档案实在太多了，又是来自五湖四海，必须得有一套科学的排列方式，才能方便日后检索

后湖黄册库的库房，是以东、西、南、北、前、后为名。具体到库房内的架阁，则以“千文架阁法”做编号。

这是宋代仁宗时发明的检索编号法。简单来说，就是以《千字文》为批，岁月为次，依序排列。《千字文》里的一千个字绝无重复，特别适合编码。咱们现在常说的天字第一号，天字第二号，其实就是这种检索法的产物。

不过到黄册本身，动辄几万册，千字文系统显然就不堪敷用了。

黄册库的办法是，先把同一期攒造的黄册放在一起，然后再按直隶布政司、府、州、县、里坊厢、都、图等一路细分。还要用一条长白纸写明所属，夹在黄册之间。

这种分类，是为了方便地方查询。后湖库存的黄册大部分是里册，属于最权威的原始资料，一旦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就会来这里调阅旧卷，平息诉讼。这是后湖黄册库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如果有人——比如说前文曾经提及的那位休宁县的平民王叙——想要查自己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档案，他该怎么做呢？

第一期攒造黄册是洪武十四年，第二期攒造洪武二十四年。《千字文》有云：“天地玄黄。” 所以王叙要先找“地”字号架阁。

他拿着一张对照表，发现“地”字号架阁是在梁洲前五号库里。他打开库房，走到地字架阁，会看到一摞摞黄册整齐地排列在木架格子里，外头贴着索引条。王叙找了一圈，看到“直隶徽州府”字样，赶紧走过去，从这一摞黄册里翻出标明“休宁县”的几本册子，再找到里仁乡呈递的分册，翻开里面的二十七都、第五图，就能知道自家祖上的户籍情况了。

后湖黄册库的落成年代不详，但肯定是在洪武十四年到二十四年之间。也就是说，朱元璋忙完第一期攒造黄册，就开始责令工部筹备库房建设了。到了洪武二十四年，朝廷已有明文要求各地黄册并鱼鳞图册要“俱送户部转送后湖收架”，可见其已正式投入运营。

黄册库最初的规模并不算大，只在梁洲之上修起了三十六间库房。其中九间库房存放洪武十四年档案，一共用了三十五座架阁；洪武二十四年则用了二十五间、架阁一百座。

从此随着每十年大造黄册，后湖库一直在扩建。

到了永乐帝那会儿，大明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本来永乐也应该把后湖档案也迁过去，可是北京周边找不出像玄武湖这么天造地设的湖泊——有也没用，冬天湖面一上冻，任何人都能闯进去——于是后湖黄册库遂留在了南京，由南京户部代管。

这么决定的另外一层考虑是，江南是天下税赋重地，干系重大，黄册库设在这里，能更好地为其服务。

于是从永乐开始，每期黄册造完，除了总册需要进呈北京之外，其他里册仍旧存放在这里，一直持续到明末。

从洪武十四年到崇祯十五年，这里的库房数量扩张到了七百八十七间，架阁三千零八十六座，而其中收藏的黄册数量，接近两百万册。无怪乎时人评价：“后湖藏天下黄册, 载户籍事产,实国家重务,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

如此规模的档案库房，光是堆放不管是不成的，还得配备管理团队。

在洪武年间，黄册库的最高长官是由户部侍郎代理。没办法，那会儿官员人手不够，个个身兼数职。后来到了宣德年，才专门增设了一个户科给事中的岗位，专管后湖册籍事。

这个安排，其中颇有奥妙。

明代的官职里，有一个“六科给事中”，分别负责监察礼、吏、户、工、刑、兵六部，相当于现在中央各部委的纪委。这个纪委是独立运作，不归部委管辖，直接向皇帝负责。他们和都察院御史一样，同属言官序列。

“六科给事中”的最高长官是都给事中，正七品，其他给事中都是从七品。品位不高，可权柄与威慑力却不低。像是廷推、廷议之类的高级官员会议，这些七品小官，同样有权参加。

区区一个档案库，长官居然是户科给事中，可以说是高配了。

不过再细一琢磨，这并不算啥高配。

因为这个户科给事中，前头还有俩字：南京。

靖难之后，永乐帝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从此大明拥有两套中枢班子。北京一套，南京也有一套，官职配置完全一样。不过可以想象，南京的这套班子，除了户部有点权力，可以统筹江南赋税之外，其他多半是有衔无差的闲职。一个南京户科给事中，来负责后湖黄册库，只能算是名义上给足了面子。

除了给事中之外，管理后湖的还有一位户部广西清吏司主事。

这个配置，就更有意思了。

户部一共有十三个清吏司，负责各个地区的具体事务。这些分司的名字很正常，比如浙江清吏司、广西清吏司、福建清吏司等等——但千万不要被名字所迷惑，误导性太大。

其实这些分司除了掌管本区事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叫做“带管”。比如浙江清吏司负责京城七卫和神机营的俸禄、粮饷；福建清吏司，要带管顺天府、北直隶等地事务；广西清吏司，要带管太常寺、光禄寺、太仓银库、马房仓、象房、牛房仓，京府各草场等官衙的俸禄发放。

可以看到，广西清吏司的带管业务，和仓储密切相关。从该司调派主事一人来监管黄册库，也算专业对口。虽然清吏司主事是正六品，级别比户科给事中高，但地位却不如彼。

他们两位，一个是监督户部办事的，一个是户部办事的，职务上彼此牵制。一个品低地位高，一个品高地位低，位阶上互为制衡。

除去这两人之外，黄册库的管理层第三顺位，叫做守备太监，司掌关钥津卡之事，直接向南京守备太监负责——这也算是大明独有的特色吧。

这套不分轩轾的配置阵容，倒也符合档案库这种特别重要的冷衙门定位。

除却这几位大员之外，还有五十名监生、三十个小吏和一百多名匠役负责日常晾晒黄册。匠役从应天府所属的两个县里征招，要求还不低。这些人得粗通文字，否则晾晒完黄册之后，都没法正确放回去。

除此之外，还有京城东、北二城兵马指挥司和沈阳左卫牧马千户所，三个军事单位各出一批歇操卫兵，昼夜沿湖巡视，驱赶闲杂人等。每五十步就要设一哨，严加防范。

户部十三司还轮流调拨小吏四名，在湖面定期巡逻。可谓是戒备森严。

后湖与四面陆地隔绝，没有桥梁通行，因此黄册库还配属了三十七个船夫和十二条官船，负责与岸上的往来联络。但这些船可不是随叫随走的，平时都是停泊在太平门外，用铁索串锁在码头石柱上，每旬只有逢一、六才能通行，谓之“过湖”。

过湖之日，所有需要上岛之人要集中在太平门外的湖口检阅厅，主事官员仔细查验其身份、凭信文书。无误后，由掌握钥匙的内监打开铁索，带队上船。当日济渡任务结束后，内监还得把船重新锁上，加上封条。

就算过湖上了洲陆，黄册库也不能轻开。负责人得先从主事官员那儿领取文书，再到守备太监那领取钥匙，结束之后，要把钥匙原样交回。

当时有两句诗：“四面环巡照大禁, 中洲守护绝通衡。” 诗一般，但描述的禁绝情景，却是半点不假。

明代关于“过湖开库”的故事很多。比如在洪武年间，曾经有一位监生，从守备太监那儿拿了钥匙去开门，然后有事回家，就把钥匙也带回去了。他媳妇一看钥匙上缀着的黄色绒绳太旧，给换了一根新绳。等监生把钥匙交还守备太监。

太监一看大惊，说这钥匙绳是马娘娘亲自搓的，你擅自换走，要倒大霉。吓得监生连滚带爬回家，还好媳妇没来得及把旧绳子扔掉，赶紧重新串回去，免去一场大祸。

这故事有点传奇色彩，尤其是马娘娘亲自搓绳这个细节，很有民间想象的风格。不过它至少证明，后湖管束之严，连老百姓们都很清楚。。

接下来这个故事，可就是不折不扣的过湖斗争了。

弘治元年的十一月二十日，有个叫郭镛的太监，奉命去两广公干。他路过南京时，突发奇想，硬是逼着内监把船锁打开，带着二十多个随从登上梁洲，在黄册库逛了足足半天，过午才走。

这事惊动了南京的御史们，他们以监察御史孙紘为首，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上书天子弹劾郭镛“擅游禁地”，强调说黄册库是国家机密所在，虽然这人并未造成什么损害，但万一开了这个先例，以后人人都可以进入，贻害无穷，所谓“其源一开，末流无所不至”。

册籍之重，兹事体大。皇帝很不高兴，把郭镛申饬了一通，顺手夺了他的两广差使。

这起纠纷，引起了宦官们很大的不满，认为南京御史小题大做，故意让他们难看，暗搓搓地伺机报复。到了弘治三年，司礼监有个叫何穆的太监，前往后湖巡视。这次他奉了圣旨，黄册库官员乖乖地请他过湖勘验。

何穆巡视了一圈，眼皮也不抬，开口批评说后湖的关防太过松懈。官员赶紧请教说怎么改进？何穆也不客气，提了四点要求。

第一点、太平门旁边的石闸，要标定一个刻度。平日湖内水量控制，看水位刻度决定，过则开，不过则不开。

第二点、湖边每百步设置石碑一通，写明“不许官民人等占种湖田。”

第三点、于神策门外东城脚下湖边,，修起一道界墙并栅栏，切断人畜往来，防止百姓窥伺册库。

第四点、过湖船只，要严加管理，铁锁连串，铺门封锁。

何穆这四点要求，看似是很合理的建议，并无不妥。可黄册库官员一听，就知道里面暗藏杀机。

先看第一条。

后湖的体量很小，水位多寡不稳定，所以洪武年间在太平门和太平堤设置了石闸、石洞，涝时开闸泄洪，旱时闭闸蓄水，以保证黄册库的安全。

这个石闸年久失修，不怎么好用。导致后湖的水量时高时低，湖域时大时小。周围的老百姓们要么附近偷偷引水种田，要么偷偷捕鱼樵采放牧，让官府很是头疼。

何穆提出重修石闸、确实是个好建议。

问题是，这件事，南京的御史们早已经在张罗了。

此前有一位南京监察御史，叫缪樗——正好是孙紘的同事兼好友——重新勘察湖界，圈定范围，着手准备修理石闸，并上书天子建议整顿后湖保卫工作。

这封奏章，在司礼监的何穆自然也看得到。

何穆虽在宫中，眼光却很毒辣，一眼就发现了缪樗的疏漏。缪樗只勘察了后湖的现状边界，却忘了考虑到湖水有升有降，疆域也会变化。

万一湖水涨多了，水面扑过原定边界。老百姓蹭过去占便宜，你罚还是不罚？

何穆建议把石闸设置刻度，实际上就是将水位量化，以刻度为准来控制后湖的边界。再配合界碑、界墙、栅栏、船锁等设置，可以更好地把闲杂人等排斥在外。

建议很好。可建议越好，就越打监察御史的脸。亏你们还在南京本地，提出的整改方案这么大疏漏，还不如一个从北京过去的太监。

何穆在给弘治的奏章里，直接点了缪樗的名，说他勘察不利，还特意加了一句：“犹恐日后军民人等，仍前偷引水利，占种湖田，嘱托势逼该官人员，将前闸不时启闭，走泄湖水，复有前弊。”

这么前后一关联，用心太深刻了，显得好像这些弊端手段，全是缪樗等御史纵容出来的。

何穆的报复还没完。

仔细看他建议的第二条：“不许官民人等占种湖田。”

除了“民”，还有个“官”。

这个“官”字，有极强的针对性。

当时有个南京守备太监叫蒋琮，因为长江芦场的利益问题，跟南京御史们打得不可开交。蒋琮为了寻求突破口，指使手下陈祖生控诉户部主事卢锦、给事中方向侵占湖田。

黄册库是个冷衙门，没什么钱，管理人员经常趁职务之便，偷偷打点柴薪、捞点鲜鱼。卢锦、方向作为黄册库的上级主管，派佃户在裸露的湖滩上种了几块地，从中占点小便宜。没想到这事被蒋琮给掀出来了，导致两人都被下狱。

郭镛路过南京时，之所以想去后湖，就是想起了这件案子，想亲眼见识一下。没想到，同仇敌忾的御史们立刻抓住这个痛脚，狠狠地报复了回去。

何穆这次到南京来，也是因为郭镛回去哭诉了一通，皇帝耳根子软，这才派他来查实。

现在御史们已经被何穆怼得灰头土脸，黄册库那些小角色，也不能让他们好过。

何穆上奏疏表示，后湖每年冬天，南京司礼监都派专门的渔船来湖内捕鱼，好供给官员用度。但是原来打渔的日期不定，很多人趁着官船捕鱼的当儿也混进来，存在隐患。从今以后，要限定捕鱼的日子，对船只严格检查，渔网只允许用五天，其余时间全部收走。

存在隐患只是托词，其实是为了整黄册库的人。他们平时没什么好处，只有每年趁这机会网几船鱼，改善一下生活，这一下，全没了。

还有。何穆指出，现在湖内五洲之上的芦苇太多，是个火灾隐患。可这里是禁地，外人不得入内，因此责令管库官员并杂役、匠役等人，把这些芦苇都砍去充做柴薪。他还好心地提醒了一句：“柴薪如积聚过多，就行会官估价，变卖银两，送应天府官库收贮，以备修理本库等支销。”

听起来冠冕堂皇，毫无破绽。但仔细一琢磨，后湖库管人员额外多了一大堆工作量，赚到的钱却只能充做公用。这根本就是变相把一部分办公支出，转嫁到库管人员个人身上。

偏偏皇上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不用额外付费的先进管理手段，让底下人有苦也说不出来。

何穆把这些“合理化”建议，整理成奏疏上报天子，很快就得到批准，令南京御史们士气大挫。经此一役，蒋琮那边的案子也取得了突破，先后有十名御史下狱，而蒋琮本人毫发无伤，宦官一方在两个战场均大获全胜。

至于躺着也中枪的后湖黄册库，只能哭着进行整改，让后湖禁制变得更加严苛。有人写了首诗讽喻此事：“瀛洲咫尺与去齐，岛屿凌空望欲迷。为贮版图人罕到，只余楼阁夕阳低”。

“人罕到”三字，用的一点不错。到了万历年间，有位吏部左侍郎顾起元路过南京，不得其门而入，不由得感叹说：“白下( 南京 )山川之美, 亡过于钟山与后湖, 今为皇陵册库, 游趾不得一错其间, 但有延颈送目而已。”

连吏部左侍郎都不让靠近，可想而知黄册库平时人迹罕至到什么程度了。

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后湖这里才会变得特别热闹。

那就是每十年一次的大造之年。在这一年，全国各地都会重新攒造黄册，集中送至南京。新造黄册入库是一件隆重的大事，现场得有给事中一人、御史两人外加主事四人，亲自坐镇查验，还有一千两百名来自国子监的学生严阵以待。

一般情况下，国子监的编制是一千五百人。这一下子去了一千两百名，几乎是倾巢而出了。

等一等，怎么要这么多人？这是要打仗吗？

还真差不多。

这些国子监的天之骄子，将要跟全国的地方官吏百姓，展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恶战。

要讲明白这个问题，咱们还得从黄册的攒造过程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