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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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5.3 彭德怀的悲剧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6)/ 点评:彭德怀的悲剧(1)

  

  【接前】彭德怀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只是因为给毛泽东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党集团,被罢官,文革后又被关进监狱,成为新中国最大的冤案之一。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彭德怀的悲剧呢?最典型的看法,是把彭德怀的悲剧,归咎于毛泽东个人的原因,认为毛泽东没有接受批评意见的雅量,说的更严重一些,是毛泽东“爱整人”,对不听话的人就要打倒。这样简单化的原因分析,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英雄历史观”,把重大历史事件归因于某个英雄人物的人品、作风和智慧,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

  然而真正的历史并非这么简单的事情。外国人研究历史时,更爱侧重于分析历史事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原因。这里我们试用外国的历史研究手法,来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原因的三大因素:社会原因、文化原因和个人原因。

  首先分析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社会原因。中国传统社会,或者说“旧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官本位”。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体系有三个层次:皇帝,官吏、人民。皇帝是统治者,人民是被统治者,但皇帝并不直接统治人民,而是通过“官吏”这个中间阶层来间接地统治人民。这样,介于统治者皇帝和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官吏,就有一个双重的身份:他在皇帝面前,是被统治者,是皇帝的仆人;而他在人民面前,又是统治者,是人民的主人。

  中国旧社会的官,与世界各国的官相比,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具有特别突出的双重身份,“即是仆人,又是主人”。官在皇帝面前的地位特别低,皇帝对官是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再不高兴起来,监禁、流放、杀头也都是一句话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任何法律,皇帝本身就是法律,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对皇帝,只能小心翼翼的服侍,不能做让皇帝不高兴的事,更不能惹皇帝生气。惹皇帝生气本身就是一大罪过,叫做“冒犯罪”,这完全是中国的国粹。在皇帝面前,官连人的最起码尊严都没有,虽说是仆人,连一般的仆人都不如,简直就是奴隶了。

  相反,官在人民面前,地位又特别的高,被称为“官大人”或“官老爷”。在旧中国的官堂上,官对人民也是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官尽管没有随便杀头的权力,但是关监狱的权力还是有的。人民在官面前,只能唯唯诺诺,根本不能争辩,更不能反驳。一个“民”如果敢在一个“官”的面前批评他,那同样也是“冒犯罪”,重责不饶。在人民面前,官的权力大得不得了,比主人对仆人的权力还要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7)》*****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7)/ 点评:彭德怀的悲剧(2)

  

  【接前】中国官吏的生活是“双重人格”的,他在皇帝面前,是一个匍伏在地、卑躬屈膝的仆人;他到了人民面前,又马上变成一个趾高气昂、不可一世的主人。在外国人看来,中国官吏在这种极端的“双重人格”之下生活,应该会患重度的精神分裂症了,然而中国官吏对“双重人格”的身份都适应得很好,中国文化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当面顶撞毛泽东,甚至对毛泽东说出“操娘”的粗话,这在古代就是“冒犯罪”。不管是你的意见是不是正确,只要冒犯了皇帝,那就是有罪,骂皇帝那更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庐山会议上,众高官批判彭德怀,并不是批判彭德怀提意见的内容错了,而是批判彭德怀冒犯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犯上”错误行为。

  周恩来说:“彭德怀的骨头是犯上。”林彪说:“彭德怀不但对他的下级当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陶铸说:“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的女人嫁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陶铸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一旦忠于毛主席,要像旧社会女人那样‘从一而终’,即使毛主席错了,我们也只有跟着毛主席错下去,决不能因为毛主席错了,就反对毛主席。”

  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或者叫“封建流毒”很深的国家,新中国在形式上虽然已是共和国,但新中国的社会仍还有很大封建传统的成分,至少在大家的心目中,依然把国家领导人看成是无冕的皇帝,国家领导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毛泽东就被看成立是无冕的皇帝,毛泽东的尊严就被看成是绝不能冒犯的、皇帝式的尊严。彭德怀居然敢当面顶撞毛泽东,无视国家领导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这就让高级干部们无法容忍了,他们自动地维护毛泽东的尊严,批判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犯上行为。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就是犯罪呢?这就是古代“犯上罪”的现代版。

  因此,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第一个原因,是他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底线:皇帝是不能批判的,至少是不能当面批判的。大臣要给皇帝提意见的话,必须用最卑屈的态度,用最委婉的言辞,最含蓄的语气,这是旧中国的常识。而彭德怀却是趾高气昂地给毛泽东提意见,这不仅让毛泽东本人接受不了,就是彭德怀的同事,党内的众高官们也接受不了。

  

  其次再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文化原因。彭德怀的犯上行为,遭到他的官僚同事们的一致批判,但一般的人民大众,又非常赞赏和敬佩彭德怀敢于直言犯上的行为。这是为什么呢?【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8)》*****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8)/ 点评:彭德怀的悲剧(3)

  

  【接前】前面说到,中国的官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要当好皇帝的仆人,一方面又要当好人民的主人。这样对于一个具体的官来说,不得不面临两个选择:第一选择是把重心放在“当好皇帝的仆人”上,把服侍好皇帝视为最重要的工作;第二选择是把重心放在“当好人民的主人”上,把为民请命,保护人民的利益视为最重要的工作。

  想当好“皇帝的仆人”的官吏,想方设法讨好皇帝的高兴,奉承谄媚,看皇帝的脸色说话,顺着皇帝的意思办事,这种人被称为“奸臣”;想当好“人民的主人”的官吏,想方设法保护人民的利益,敢于为民请命,不怕惹皇帝生气,不怕激怒皇帝,甚至敢批评皇帝,这种人被称为“忠臣”。把谄媚讨好皇帝的人说成是坏人,是“奸臣”,其实有点冤枉了,因为仆人的职责就是不能让主人生气,一天到晚惹主人生气的仆人,绝对是不合格的。从皇帝和官吏的主仆关系来讲,“忠臣”是不合格的仆人。

  但从官吏和人民的关系来讲,“奸臣”又是不合格的人民主人。有些官吏只顾讨好皇帝,不顾人民的死活,引发民怨民愤。典型的例子是北宋时代,宋徽宗喜欢奇石,宰相蔡京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从全国各地搜罗奇石,大搞“花石纲”,引起民怨沸腾,引发宋江等农民起义。因此,人民对于那些只顾讨好皇帝,不顾人民的死活的“奸臣”是十分痛恨,而赞盼那些不讨好皇帝,敢于在皇帝面前为民请命的“忠臣”。

  旧中国的体制下,皇帝通过官吏间接地统治人民,所以老百姓把皇帝看成是与自己无关的人,所谓“山高皇帝远”。老百姓对皇帝并没有感情,没有老百姓自发地为某个皇帝修建庙宇来纪念他,可是老百姓自发地为忠臣修建庙宇纪念他的例子就很多了。老百姓对直接管理和统治自己的“官”,那是很有感情的,对公正廉洁的忠臣清官抱有热爱的感情,对贪赃枉法的奸臣贪官抱有痛恨的感情。

  中国老百姓非常敬仰和崇拜忠臣,不仅为忠臣修建庙宇参拜,更有大量歌颂忠臣的文学作品,甚至在传统戏剧中,忠臣的角色涂成红脸,奸臣的角色涂成白脸,让观众一眼就分出忠臣和奸臣。但现实中的人,忠臣和奸臣绝不像“红脸”和“白脸”那么好区分,因为极端的忠臣和奸臣都是很少的,大部分人是介于忠臣和奸臣之间的“非忠非奸”之人。

  毛泽东的属下,绝大部分人都很难划分是“忠”还是“奸”,但有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是敢于当面给毛泽东提意见的彭德怀,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应该是“忠臣”;另一个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彪,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应该是“奸臣”。彭德怀成为老百姓心目中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英雄人物,对他有各种赞誉之词:敢说真话,有正气,硬骨头,唯实不唯上,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9)》*****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9)/ 点评:彭德怀的悲剧(4)

  

  【接前】赞美彭德怀这样的忠臣,是中国文化独有的。可是在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并没有人欣赏彭德怀这样为民请命的忠臣。西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中,绝没有彭德怀这样的忠臣。在外国人看来,如果一个社会到了对领导人提一点不同的意见,就要被开除革职,甚至被监禁、杀头的地步,那么肯定是这个社会体制本身出问题了。所以西方人认为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冒死给皇帝提意见,而是设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皇帝体制。

  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只是想改变毛泽东个人的想法和做法,并没有想改变这个体制。这就像忠臣给皇帝进谏,并不是想推翻皇帝体制,相反是在维护这个体制。忠臣冒死给皇帝进谏,只是希望皇帝变好一些,对人民宽厚一些,从而使封建帝王的体制更加巩固。文革中有一种“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论点,也就是这样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在中国老百姓中却没有市场,老百姓还是欣赏“文死谏,武死战”的愚忠。

  西方国家的老百姓,不喜欢也不需要“为民作主”的清官,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希望有人来“为他们作主”,他们崇尚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没有自己拯救自己的想法,只是盼着“清官大老爷”来拯救自己,期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一个大救星”。有人认为中国老百姓的这种传统思想,代表了中国文化最深层的“糟粕”,但也有相反的意见,认为这种思想正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和根基。

  不论中国老百姓“盼清官”的思想是好是坏,在中国老百姓的期盼下,在中国的官吏中也相应地产生出一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责任感,认为一个人一旦当了官,就有“为民作主,为民请愿,为民谋幸福”的责任和义务。海瑞这样的官,就是在这种责任感和义务感的召唤下,奋不顾身地站出来给皇帝提意见,结果落一个罢官的下场。

  同样,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第二个原因,也在于这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原因。1958年底,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去湖南平江考察,看到那里的老百姓生活还是很艰苦。当时一位负伤致残的红军老战士,悄悄递给彭德怀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彭德怀郑重地把这张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并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这时彭德怀感到他是当官的,有“为民请愿”的责任和义务。这这种责任感的感召下,彭德怀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我为人民鼓与呼”,造成了他的悲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90)》*****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90)/ 点评:彭德怀的悲剧(5)

  

  【接前】最后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个人原因。毫无疑问,如果毛泽东是唐太宗,有纳谏和接受批评意见的雅量,那么彭德怀提意见也不会出现那样的悲剧结局。但世界上“人无完人”,中国几千年来的几百位帝王当中,有纳谏和接受批评雅量的,似乎也只有唐太宗一位,因此用一个“完人”的标准去要求毛泽东,并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假设彭德怀本人当了皇帝,他会有纳谏和接受批评的雅量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彭德怀以作风粗暴霸道而著名,动不动就骂人,听不得不同意见,绝不是一个讲民主的人。1959年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固然是一个冤案,彭德怀是被害者;可是彭德怀本人也制造过冤案,他也曾经是加害者,彭德怀制造的最著名冤案就是“粟裕冤案”。

  在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他的直接下级是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彭德怀对粟裕的态度蛮横霸道,比如粟裕在请示报告上写“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彭德怀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粟裕不写“彭副主席转呈”而直接上报中央,彭德怀又说:“怎么,你想越级告状?”

  1958年5月至7月,彭德怀主持了长达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给粟裕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撤销了粟裕总参谋长的职务。粟裕的第一大罪状是“野心家,向党要权”,粟裕为了否认自己是野心家,举出他过去曾经把官位主动让给别人的事,彭德怀却蛮不讲理地说:“这正说明你阴险!”。粟裕第二大罪状是“里通外国”,只不过因为粟裕曾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就被彭德怀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可叹的是,就在一年后的1959年,彭德怀本人也被扣上同样的“里通外国”罪名,正是应验了冤冤相报的传说。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粟裕向党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说:“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有一些争论,他就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野心家’、‘阴险卑鄙’、‘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置于死地。……,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91)》*****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91)/ 点评:彭德怀的悲剧(6)

  

  【接前】但粟裕1984年离开人世时,他的冤案还没有平反,直到1994年,才在报纸上间接地承认粟裕1958年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历史上的很多冤案都平反了,为什么粟裕大将的冤案得不到平反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粟裕平反了,那就是承认彭德怀本人也制造过冤案,有损于彭德怀的高大形象。因为那时各种媒体已经把彭德怀塑造成一个“为民请愿”的“高大全”的清官形象,为了维护彭德怀的形象,只好牺牲粟裕了。

  彭德怀的性格其实跟毛泽东很相像,两人的作风一样霸道,如果彭德怀当了主席,他也不会有纳谏的雅量。有人说:那时如果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当主席,彭德怀提意见就不会有悲剧结局了。问题是,彭德怀偏偏不喜欢周恩来这样温文尔雅的人,甚至看不起周恩来。彭德怀曾对周恩来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又说周恩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的态度是“驯服、没骨头”。周恩来在批彭德怀的时候反驳说:“驯服就是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看来彭德怀这样的刚硬之人,非要毛泽东那样比他更刚硬的人,才能管得住,周恩来这样温文尔雅的人,大概是管不住彭德怀的。所以叶剑英元帅在批彭德怀的时候说:“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能管得了你?”毛泽东本人也对彭德怀说:“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从上面一些事情来看,似乎彭德怀是一个蛮横霸道的人,但实际上彭德怀又有另外一面。尽管彭德怀对下级干部很少有笑脸,面孔常常是紧绷着,看见不顺眼的地方就要骂。但彭德怀对底层的士兵和百姓,却是亲切和蔼,有说有笑,从不骂他们,是一个“傲上怜下”的人。彭德怀在外地视察,遇到生活比较困难的群众,他常常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塞到对方手里。1958年彭德怀在湖南视察时,看到一个生产大队的敬老院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忍不住骂道:“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彭德怀马上捐200元,给敬老院添置被褥。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不能把彭德怀的悲剧,简单地归咎于个人的原因,而是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传统。如果不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改造,很难保证今后不再出现彭德怀式的悲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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