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修宪看中国当代政治的演变趋势 -- 聚散之间

习近平推动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连番点赞，有人捶胸顿足，三呼完蛋，其实都不得要领。如果对中国历史上的政体演变规律稍加了解，就可以认识到，从改开后邓小平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开始，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共产党就逐步踏上了褪去革命色彩，转型为执政党，并进而实现党国高度融合、化党于国的不归路。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此乃中国政治演变之客观趋势，非个人意志所能左右。

修宪议论最多的一条，乃是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乍看之下似是迈向终身独裁之举，从现代政治通识来说，完全是开历史的倒车。然而，此举无形中显著提升了国家主席这一象征最高公权力的职位在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从而为接下来中国政治体制的演变开出了新的可能性。试想，如果国家主席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荣誉职务，人们还需要如此在乎吗？真要独裁，完全不需要采取这一路人皆识其心的司马昭之举。到点续任军委主席和总书记的第三、第四任期，同时找一个傀儡当国家主席就行了。彼时舆论压力，能大的过现在吗？而对局面的掌控，岂非比现在更要稳固？如果说找一个替身当国家主席破坏了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三位一体制，那么，十九大不立储、修宪打破任期限制、以及不可避免的废除七上八下潜规则，哪一条不够“疯狂”？

必须意识到，国家主席不仅仅是一顶帽子，它首先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并且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实体化，从而在权力比重上，逐渐接近甚至超越总书记这一职权。由于法律上国家主席的权力来自于人大，国家主席在权力格局中地位的上升会带动人大在权力格局中地位的上升。权力斗争的中心，会逐渐从决定总书记人选的政治局和其常委会，转移到决定国家主席人选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十六大进入党章的“三个代表”理论，从阶级属性上把共产党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变更为全民党，然而并没有解决技术上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的全民党的问题。成立国家监察委，给中纪委披上国家机关的马甲，就让党的监察权力覆盖到了所有体制中人，而非局限于党员干部。这是从实质上建设全民党的步骤。人类创造出宗教，其最大的作用之一，就是麻痹自我以成功克服具备意识之后对死亡的恐惧。中纪委变身国家机关，党鞭成为国鞭，让“当权派”获得了控制一切党员和非党员干部的尚方宝剑，却同时也打开了非党人士大规模入阁参政的大门。

中纪委之后，下一个可以也需要国家化的就是中组部。与中纪委已经“国家化”的监察权力相匹配，中组部不要只管党员干部，也要管非党干部。为了名正言顺，成立一个国家级的吏部就在情理之中。如果国家主席不希望吏部分散自身的权力，那就把主席办公室升格为办公厅，完全实体化，与中办、中组部合署办公。国家主席名正言顺地控制中央警卫部队，中央日常事务，乃至中央和省部级的人事。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就会逐步演变为国家主席的办事机构，与当下集中权力的思路完美兼容。行政权力从国务院转移到国家主席一边，完全无损于公权力的合法性，因为国家主席也是国家机关，而且是比国务院更高一级的国家机关。如此一来，国家首脑和政府首脑合二为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集权之路。在权力中心逐渐转移到人大和国家主席的情况下，共产党的政治局和总书记在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将会日益边缘化。而一旦权力中心转移到人大，另一种全新的政治制衡机制就呼之欲出了。到那时，中国社会上民众的经济生活水平、参政议政的能力与意识，乃至国家的法治建设水平，都已经足以支持一个开放式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转。

这就是共产党机关国家化的化党于国的政治平稳过渡道路。这与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的化家为国、扩私为公的政体演化规律完全一致。比如西汉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本为宗法制下天子或各诸侯国的家臣。东汉设立尚书台，本是皇帝为集中权力而设的私人秘书机构，后世逐渐与中书省一起演变为隋唐时期的宰相机构。明内阁最初也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至中后期，实际上已经演化为中央实权机关，内阁首辅形同宰相大人，是为没有相权的相权。从“三个代表”清扫理论障碍开始，执政多年的中国共产党也自觉不自觉地走了这一条党的机关公权化的道路。政治的演进，本来就有不为人所左右地客观规律。在当事者的主观意图上，是对于权力博弈策略的选择，而在不自觉中却完成了对新政治体制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