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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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转】陈伯达的“电子中心论”流产记

陈伯达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身兼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红旗》杂志总编辑数职。他的身份,有机会接触较多的现代科学动态,加上他读书较多,知识面比较宽,所以最早领悟新技术革命的趋势并不奇怪。1962年后,他为调查工业问题,去过北京天津等地的科研单位和工厂,又和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专家座谈,了解到一些国外的新动向,知道日本等国家正在大力发展电子技术,于是提出“以发展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展新的工业革命”的意见。

  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有一节专门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叶永烈的《陈伯达传》也引用了他1965年3月5日和3月24日在中国科学院的两次谈话。陈伯达当时提出,要研究电子学与其他各种学科的关系,电子技术与其他新技术的关系,电子工业和其他各种工业的关系,要考虑抓电子化会怎样,不抓电子化会怎样,在利用电子技术和其他新技术方面,中国有没有独创性的条件。他希望搞一个发展电子工业的十年规划和二十年规划。当时,钱学森、吴有训、叶渚沛等科学家都赞成他的意见。于光远不大赞成,认为单提电子技术不全面,还应当加上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后来,陈伯达吸收了于的观点,把发展电子工业等新技术的想法写进了名为“工业问题”的文件,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还请他吃了饭。

  196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这个文件,邓小平说:“这个文件没有提以钢为纲的方针,搞电子等新技术,大家都没有经验,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搞太多新技术恐怕不合适,还是一切照旧,稳当一点好。”毛主席听了以后没有说话,刘少奇、周恩来都没有发言。“电子中心论”的思想,当时还是没有被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决策层所接受。

  1967年,当时陈伯达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群众组织时兴油印中央首长讲话,有人就把陈伯达主张发展电子技术和电子工业的相关言论编印出来。1970年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发生冲突,陈伯达站在林彪一边,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让陈伯达从此倒台。“电子中心论”也成为《人民日报》公开批判的对象。中国处于政治运动的狂热之中,电子和信息技术却在世界上突飞猛进。美国领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趁势而起,中国大陆在经济技术上被甩到后边。

  1977年以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陆续出访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实地考察,猛省到中国的巨大差距。80年代,美国人托夫勒写了《第三次浪潮》,中国领导层迅速接受他的观念,决定把握机遇,搭上新技术革命的快车。邓小平甚至号召学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陈伯达这时已经出狱。他对儿子陈晓农说:“工业问题”这个“文件被否定,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否则毛主席有可能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经济上来。毛主席这个人总要找件事情做,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耐不住寂寞,这件事没有做成,他就找另一件事去做。如果他当时把注意力转到经济问题上来,就不会搞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这只是陈伯达一厢情愿的假设。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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