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 --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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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一篇好文章《宋代的超级通货膨胀》

北朝论坛的帖子。

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瓦解社会和国家的(就是持续的“物”的商品化)来带入观察宋代的社会演变和国家政治结构演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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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超级通货膨胀

我们大略看一下,从嘉定时期到南宋末期的总体情况吧。

在嘉定之前的开禧年间,南宋朝廷的间歇性军事冒险精神病发作,在开禧二年(1206)发动了北伐,史称开禧北伐。自隆兴二年(1164)开始的宋金和平时期,至此结束。

由于宋孝宗在乾道、淳熙时期的对内政的励精图治,此时南宋政权的财政状况,表面上还是比较良好的。至少还能维持满足开支,略有盈余,且有一定的财政秩序。

但由于发动了北伐,军事开支急剧增加。为筹备额外的军费,南宋中央政府决定将按界分行的会子(纸币)三界并行,一共对社会发行了一亿四千万贯的面值。

一般来说,会子发行以三年为一界,每一界到期之后,发行新一界的会子,同时回收旧一界的会子。最初的时候,大概一界会子的发行量,在一千万贯左右。后来从第三界开始,增加到1800万贯,之后又陆续增加,到第七界时,已经增加到2323万贯。具体到开禧前夕,实际运行的第十一界会子发行量约36326236贯另800文,第十二界会子发行量约4700余万贯,第十三界约5500余万贯。

后来,由于三界会子运行时间太长,必须予以收兑,于是拟发行第十四界会子。但由于第十四界会子无法收兑前三界共14000万面值的纸币,于是又另外发行第十五界会子来加以收兑。可是,如按照原本规划,14界、15界一共发行8000万贯的面值,也不足以收兑市场上流通的14000万旧会子。于是南宋政权干脆下了决心,一边收兑,一边流通,不够的话就增印。

结果,14界会子发行了约11263万贯,15界发行了约11698万贯,合计约22961万贯的面值。比收兑之前的14000万,增加了64%。

然后是16界的13355万贯,和宋代历史上最高峰的第十七界的42000万(后诏令无期限,永远流通!)

如此之多的货币进入社会流通,带来了严重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现象。一贯会子对见钱(铜钱)的市场兑换价,从最初的官定价770文,逐步下跌到嘉定二年(1209)的385文。之后稳定了一段时间,又继续跌落至330、300、220、142。到淳佑四年(1244)年,实际兑换价只有70文。甚至已经无法买到一双草鞋了。

事实上,这仅仅是我们所谈论的所谓“京会”的情况,在中部战区发行的湖广会子,在东部战区发行的两淮交子,都是区域性发行流通的货币,这两种类型的货币也发行了相当大的数额,严重的推高了通货膨胀的现象。

然后我们再看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

大概在开禧元年,后来的名臣魏了翁曾写过一个策论,叫“答馆职策一道”。在该策论中,他列举了当时政府的总体财政收支情况:

通常岁入:6500万

两浙岁输钱:1200万

四川盐钱:950万

经制月桩钱:2000万

小计:10650万(含纸币)

看起来数量并不为少,可当时仅仅从户部开支的费用,一个月就有120万左右,一年就需要1440万,此外还要考虑负责全军的总领所的开支(占全部政府开支的约8成以上)。实际结余非常有限。

到嘉定二年(1209),当时地位还很低,后来进入中央决策层工作的名臣李鸣复也曾给中央打过一个报告,汇总了当时的政府财政状况:

四川方面,联同现有的储蓄,年入约2200万贯,实际开支约2900万,已经收不抵支,需要国家补贴700万贯,才能维持一年运转。司农寺大约有米130万,有钱160万(含纸币),支出与收入相当,账面持平。

负责军队财政的湖广总领、两淮总领,表面数字收支平衡,但由于社会秩序动荡,缴纳和输送问题很大,额定的数字往往运输不到位。两个总领所都需要拆东墙补西墙,才能勉强维持军队的开支。

国家直属的行在储备库(有四个库),原有200万石的米作为应急资金,但由于两个总领所截取了大农纲来“挪移”,因此大农纲不足的部分,就从国家直属库里截取。因此储备数量不会宽裕。

幸而在嘉定初,宋金之间达成和议,有几年的时间来进行缓冲,因此这个时期的财政,虽然比之前紧张了很多,但还算能够勉强维持。甚至因为有几年获得大丰收,因此中央政府有了一点底气,还能想点心思进行整顿,收兑之前泛滥的三界并行的纸币。

但是,到嘉定十年(1217)年,金人为蒙古人所逼,于是转而南下向宋求偿,两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金国原本认为自己的军力对阵蒙古难度较大,但攻击南宋问题不大。但事实上,由于南宋方面财政尚有一定能力,军事上还有赵方、贾涉(贾似道之父)等较有力军政大臣的支吾,以及山东地方势力李全投宋并收复山东全境。整体形势双方持平,但金人有生力量损失很大,从南方回去的兵马又带去了传染病,导致北方地区疾病大起。史料记载“宣宗南伐,士马十不一存”,金人的实力受到了很重的伤害。

但南宋方面财政情况则进一步恶化。

本来在嘉定初期,因为战争停止,财政状况略有好转。但经过七年的抗金战争,本来有所复苏的财政情况正常办法已无法支吾了。

例如,嘉定十二年(1219),知成都府曹彦约曾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归纳了他从任职以来所了解的地方财政情况。

1、开禧至嘉定年检,地方财政尚可

2、嘉定元年到三年,湖广总领所只能依靠拆东墙补西墙(即前文李复明所言的“截大农纲”)勉强维持,总领所自身已无法维持运行。

3、嘉定三年至五年,地方财政勉强维持。

4、嘉定八年至十年,地方财政进入红线,政府运转不开。

5、嘉定十二年,地方财政无力维持。

总结来看,地方财政在嘉定五年以前,尚还可以勉强维持,湖广总领所则在嘉定年间彻底无力维持,只能依靠中央财政补贴。

绍定时期,由蒙古人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开始逐步向金人仅有的河南地区展开屡次冲击,金人的主要注意力都在维护潼关、黄河的防线的安全,对南宋压力减小很多。因此南宋的财政情况虽然没有进一步的好转,但经过反复努力,还算能勉强支撑度日。

端平元年(1234),金政权在蔡州覆灭,南宋方面汲取了金人的经验,欲趁蒙古主力北上转移之际,夺取黄河、潼关天险,“据关守河”,为将来必然发生的宋蒙战争扩大战略缓冲区。

由此开始了端平年间多次宋蒙大战。

至于此开始,政府已耗尽了几乎全部的财政储备(不含粮食),各种途径的收入通融使用,一年只能支撑十个月。另外两个月的开支,全部依靠纸币,随印随用,既无发行保证金,也无发行限额。以至于每天必须印刷十几万贯面值的纸币投入市场购买物资,才能勉力维持政权和军队的运行。

到淳佑六年(1247),高斯得向中央汇报,每年国家全部收入通融总计,不过12000万贯而已,但当时国家的开支,已达到25000万贯,财政赤字达到13000万贯,财政的崩溃,已经可以预见了。

幸运的是,通货虽然膨胀,但尚有一定量的粮食储备。据当时的徐鹿卿给中央打的报告,中央财政保留约有700万石的现粮,作为应急储备。中央大约还可以以粮食为依靠,勉强维持通货的运行。这可能是南宋财政最后得以依靠的力量了。

开庆元年(1259),蒙古再次全面攻击南宋。他们在川陕、两湖、两淮战区展开全面攻击,并从大理方向插入南宋战略纵深,力图彻底将南宋政权连根拔起。

其中,蒙哥率领主力自川陕地区南下,猛攻川东堡垒群,忽必烈帅一部主力,自三关路突破大别山区,围攻中部战略枢纽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西南蒙军则突破广西横山等地,进入湖南,围攻潭州,两淮军则骚扰两淮宋军,使得宋军精锐部队不能西调救援鄂州。

由于钓鱼城、鄂州、潭州等地的顽强防御,以及贾似道、吕文德、马光祖等人的勉力支撑,南宋政权依靠最后的家底(内库储蓄)以及一点点运气(蒙哥染病暴死),南宋算是撑过了这一波蒙古的全力猛攻。

在开庆元年一年中,仅内库就开支了10200万贯钱(含纸币),16万两白银,11万匹各种布中的绝大部分。

(忽必烈语: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在蒙古退兵之后,贾似道以军功入朝为相,从此开始了他独揽朝政的权相时代。由于财政日趋恶化(有些地方已预收了七年的各种税赋),连军粮都无法得到保障了。

时人总结,当时的社会情况是: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

政府在专卖(盐、茶、酒、醋等)领域能够榨取的收入已经达到极限,无法再开辟新的财源。在流通领域通过附加税性质的榨取,已经达到了极限。因此,贾似道准备改变政府的政策,从对土地所有权的放任自流(不抑兼并、不立田制)开始进行改革,全面收拢土地所有权,加强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实行“公田法”。并在全国各地推行“经界法”,核查土地登记情况,扩大税收来源。

针对军队空额冗多,将校贪污自肥(顺便打击异己)等情况,在军队中搞“打算法",强化财务审计,对军费开支冗烂的情况进行整顿。

针对政府开支宏大的情况,在政治上则严控科举人数(置士籍、严复试),减缓官僚进一步膨胀的趋势。在经济上,则废除几乎类同废纸第十七界会子,以金银为依托,发行金银见钱关子(是不是很有些眼熟?)。

他推行这一系列举措(公田法+打算法+经界法+置士籍+发行新货币),试图为南宋政权续命。经过多管齐下的经济整顿和政治上对异己势力的打压,尤其是公田法保证了军粮的缺口,使得南宋政权的财政情况,有些许好转。

咸淳三年(1267),蒙古开始围攻中部最重要的防御枢纽-襄樊要塞群。经过六年时间的反复争夺,最终襄樊要塞群陷落,整个中部战区的通路被全部打开。蒙军由汉水直下,经过激烈交战,夺取了中部战区的核心地域鄂州,将川东要塞群与两淮要塞群的江路联系,全部切断。

至此,南宋政权的灭亡,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了。

贾似道力图最后一搏,在封桩库的十万两金、五十万两白银、两千万贯关子支撑下,发动临安的战役预备队沿江西进,欲与蒙军主力决战,结果在丁家洲一战而溃,自此国事已不可为。

到文天祥勤王时,他获得的“1000两金、6550两白银、5000袋食盐、会子(十八届)2834万6000贯、200道官诰、200道资帖、73770石米”,已经是南宋政权能给予他最后的财政支持了。

而文天祥就是依靠着废纸一样的会子(十八届)2834万6000贯,光复了几乎整个江西和半个湖南,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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