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回网友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货币超发问题 -- 豪哥的江湖

吴南生的访谈能够理顺当前权威叙述的特区史中语焉不详以及逻辑矛盾之处，这特区设立并不是某人“画了个圈”就冒出来的神来之笔，这是72年西方对中国大陆开放后，国内一系列对外开放探索在78、79年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的顺理成章的演进。

吴南生访谈提到了“真理标准讨论”，却没有提“洋跃进”，在本狐看来，这“真理标准讨论”应当很难在当时就立竿见影地直接影响到吴南生这个层级干部的思维，而“洋跃进”带来的外汇压力，反倒可能是吴南生他们面临的的现实动力，毕竟，选择汕头的现实理由就是：汕头是创汇大户，汕头华侨多。

这里，就理一下洋跃进，算是背景备查吧。

1、洋跃进的起点是重新修订《十年规划纲要（1976-1985）》

1975年，国务院开始讨论制订《十年规划纲要（1976-1985）》；

1976年，批邓，纲要被指为“修正主义文件”，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1977年3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为邓小平主持1975年国务院的工作恢复了名誉，《纲要》起死回生；

7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国务院制定的八年引进计划（为实现《纲要》的目标，八年引进的项目包括支农工业、轻工业、石油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等方面，共需外汇65亿美元）；

7月16日至21日，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做出“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

7月30日，国务院向各地区、各部门转发《关于1977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 “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

9月，李先念、余秋里受中央和国务院委托负责重新修订《十年规划纲要》，新纲要与原纲要一脉相承，只是新纲要有的指标修订得略高些。（《李先念与一九七八年的国务院务虚会议》 作者：朱玉 《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总第103期）——原纲要要求10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5%至8.1%，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4.19%至5.3%，工业总 产值年增长8.8%至9.2%;新纲要则要求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5%，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4.7%，工业总产值年增长11%(不包括1976年)。 原纲要粮食指标10年达到7500亿至8000亿斤，新纲要为8000亿斤;棉花原指标6700万至7200万担，新指标7200万担;钢产量原指标5500万吨，新指标6000万吨;煤炭原指标7亿至7.5亿吨，新指标9亿吨;石油原指标2.5亿吨，新指标相同；等等）；

修订后的《纲要》提出，从1978 年到1985 年，八年要新建成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全国基建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当时省事的说法是要搞10个鞍钢、10个大庆，初步估计，把这些项目全部建成，大约需要600亿人民币，其中光宝钢一项就200亿；

1978年2月，修订后的《十年规划纲要》经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

2、引进规模的急剧扩大

邓小平复出后，曾专门找国家计委、建委和经委的领导同志谈话，要求他们研究扩大引进规模的方案；

3月，中央批准了一批追加的项目，引进计划用汇从65亿美元扩大到180亿美元（国内投资1300亿元人民币，77年全国财政收入874亿元人民币，出口76亿美元）；

5月，为了配合引进项目的实施，国务院组成了以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考察团。行前，邓小平曾专门约谷牧谈话，强调这次出访的意义和重要性；

6月下旬，在听取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汇报后，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都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当时的中宣部长胡耀邦也想快点上。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汇报会，他把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找去谈话，要求研究扩大引进规模的方案。他提出：同外国人做生意要搞大一点，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1979年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大转折纪事之一》作者：肖冬连）；

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在会上谈了引进设想：3月份中央批准78-85引进总规模180亿美元，其后中央领导追加和有关部门要求，计委汇总后总金额850亿美元，考虑准备工作、国内配套和消化能力，初步挑选了550亿美元的项目，其中，拟利用外资400亿美元。邓小平在会上说，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邓小平提出，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元。会上，陈云（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陈云职务是二线的人大副委员长，未进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影响力和三中全会之后不可相提并论）曾专门找有关人员说，引进这么多资金，又那么容易，但考虑过没有，引进了国外资金，我们中国要有配套资金。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我们自己有那么多资金配套吗？李先念根据会议精神在总结报告中提出，8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78年财政收入1132.26亿元，基本建设投资479.3亿元，较上年增长31.5%）。10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1979年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大转折纪事之一》作者：肖冬连）；

10 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新干线、新日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进一步落实中日宝钢合作项目，该项目计划用汇近20亿美元，国内有关部门概算的总投资是200 亿元人民币；

12月22日，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和新日本钢铁公司在上海签订了订购宝钢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翌日，宝钢举行动工典礼。工程预定分两期，用7年时间建成。事实上，宝钢基建工程早已部分开始，年底全面展开。1978年，财政部为宝钢和有关的煤、电、运输等配套项目建设已经追加投资十几亿元；

1978年签约78亿美元（其中一半在78年底最后10天仓促签约），基本为现款支付（78年出口97.5亿美元，进口108.9亿美元/年末黄金储备1280万盎司，美元1.67亿）。其中成套设备引进64亿美元，签约的22个大型成套项目58亿美元，22个项目按设计全部完成需用汇130亿美元，加上国内配套，总投资超过600亿人民币（汪道涵当时以八句话概括最初的引进状况：“万马奔腾，不测深浅；不尽知己，不尽知彼；仓促协议，骑马难下；头寸一紧，舆论哗然。”）；

3、陈云主导调整、压缩引进规模

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陈云提出：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而不达；

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陈云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

1979年3月，陈云、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央，建议用两三年时间调整经济，同时建议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

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调整方针开始施行。（“洋跃进”产生的后果开始显现，财政、外汇、重要物资供应的困难日趋严重，79、80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物价大幅度上涨，国民经济出现“比1961、1962年严重得多”（陈云语）的困难。79年赤字170多亿元，80年预算赤字80亿元，实际执行是121亿元，超过预算41亿元，财政赤字增加，只有增加向银行的透支，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物价大幅上涨。银行原计划增发30亿元票子，实际增发76亿元，多发46亿元。到80年下半年，物价稳不住了，全年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副食品上涨13.8％，这是改开后第一次大通胀）。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关于改进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强调，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对那些不急需和不具备条件的项目，实行停、缓、并、转、缩。凡是该停缓的项目都必须坚决停缓下来。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搞计划外工程。对于乱上项目的要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要绳之以党纪国法（肖冬连：《1979年至1980年:经济调整在争论中推进》）；

6月，中央正式通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严格控制引进规模（《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刘荣刚：对1978年22个成套设备引进项目的历史回顾——78年签约的22个重点引进项目，有8项未受重大影响，3项推迟建设，10项重大调整，1项停建，有价值20余亿美元的引进设备不能及时发挥作用，还需花巨资建设仓库、铁路专用线进行保管、维护，而且其中多项，如大化肥、大化纤等为四三方案已引进，本次又重复引进多套）；

10月，陈云住院做结肠癌切除手术；

1980年2月，陈云从病房前往京西宾馆，参加主持五中全会。全会选举胡耀邦、赵志阳为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重新设立的书记处总书记，批准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辞职；

4、紫阳上岗

3月，17日，中央决定撤销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赵紫阳任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8日，陈云出院回家；24日，陈云离京赴杭州修养；

5月，陈云回到北京，住院检查；

9月，赵紫阳接任国务院总理；

1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华国锋辞职，胡耀邦接任。

后续

（肖冬连：《1979年至1980年:经济调整在争论中推进》）

对于陈云主刀的调整，最高层的意见并不统一，胡耀邦多次表示速度要快一点，邓小平虽然同意调整，但他更强调“气可鼓不可泄”，他对借外债的态度也和陈云存在分歧。

至于地方和部门，更是希望压缩别人别压自己，软磨硬顶。

1979年下半年，停建缓建了一批基建项目，压缩未完工程投资200多亿元。1980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国务院召开全国基建工作会议，敦促各地加大压缩基建力度。包括对22个重点引进项目也要求“认真审查”。然而，总体看基建战线过长、项目过多、总规模过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主要是预算外投资迅速膨胀。根据中国建设银行的统计资料，到7月份，有17个省、市自筹基建资金大幅度地突破了国家规定的全年控制指标。其中有7个省、市超过31％到一倍多。国家计划压缩地方自筹基建投资47.8％。但是，1至4月全国地方自筹基建投资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70％。

本来在国家计划考虑基建规模时，就只着眼于国家预算内的投资，不把其他渠道的投资打入总盘子。因此，实际建设规模总要比计划大得多。1979年后，恰恰是预算外资金增长最快，基建资金渠道增多。1979年，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号称有“六大战场”：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基建拨款，国家预算其他科目安排的投资性拨款（如“五小补助”、商业简易建筑、各种措施费等等），地方机动财力安排的自筹建设，企业折旧基金和更新改造资金安排的工程，利用外资搞的基建，银行发放的投资性贷款等。1980年又增加了投资公司和联合办厂，还有社队办企业。投资渠道的多样化已经“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据统计，1980年新上马的大中型项目的计划总投资比停缓项目高出四分之三，正在建设的大中型项目还有八九百个，共需投资1000多亿元，而国家能承担的投资额还不足一半，基本建设所需的物资缺口很大。

“投资饥渴症”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之一。1980年以后，投资扩张增加了新的动力。财政“分灶吃饭”，不仅增加了地方的财力，也强化了地方的利益驱动。“各级政府都想增加财政收入，办法是多办工厂。”上面缩短战线，下面扩大。1980年，想生产电冰箱、电风扇、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等等的市县就有“几百上千”。预算内投资减少了，预算外投资却大幅度增加，基本建设总规模不但没有压缩反而增大了。“形成计划内与计划外项目、中央与地方项目、重点与一般项目你挤我，我挤你，都争着要上，谁也上不去”的局面。

争着上项目的直接后果是重复建设。例如，一机部系统拥有的锻造水压机生产能力只发挥了30％，武汉、南京、常州、嘉兴、衡阳、鞍山等地却还在陆续新建这种厂子。有些省市的针织业、棉织业的加工能力已经超过了棉纱的可供量，还在遍地开花，建设小针织厂、小织布厂。酒类、卷烟、肥皂、家用电器、丝绸、塑料、皮革皮毛、乳品罐头、印刷等行业，重复建设的现象也是大量的。

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出现了地方“割据”的苗头和交相争利的现象。棉花产地要办棉纺厂，羊毛产地要办羊毛加工厂，烟叶产地要自己办烟厂。结果，像上海、天津等轻纺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所需原料无法满足。以卷烟业为例，全国计划内卷烟厂83家，由于原料不足，已经吃不饱。而近年烟叶产区大办小烟厂，河南、山东、云南、贵州等四大烤烟产区1980年烟叶调出量比1978年锐减三分之二，使得像上海卷烟厂这样的大卷烟厂原料供应不足，中华、牡丹、凤凰、前门等名牌卷烟市场供应紧张。上海调入棉花1975年为274万担，1979年减为97.5万担，减少60％。羊毛、牛皮、松香、桐油、羽毛、苇席、造纸原料等都大为减少。1980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少数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割据’的苗头，不但上下争利，而且阻碍经济的横向的联系。”财政“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对于改变全国吃大锅饭的局面，调动地方积极性有好处，但是，在企业没有从地方行政机构解脱出来之前，实行地方利益与企业利润挂钩的两级财政，必然进一步加剧地方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与体制改革的要求背道而驰，并为以后的改革，如调整价格、税收、疏通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组织专业化协作增添了新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