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015年12月“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镇压事件述评 -- 包子1971

统治者到底担心什么？

那么，统治者到底担心什么呢？回过头来看，在利得罢工中，多种因素客观上形成了对工人有利的合力。正是服务部在促成这股合力时发挥的作用，让国家心神不安。

上面讲过，2011-14年间，广州当局对工人行动的有所容忍，让服务部有机会介入一系列劳资纠纷。在这些事件中，又出现了孟晗、朱小梅等个别积极分子，多少打破了珠三角工人“就事论事”的抗争局限，愿意带着热情（而不完全为了一份工资）参与到新的工人行动中。而服务部，提供了这样的活动空间。

在这场罢工中，或许是前一段的官方“容忍”余波未尽；或许是不愿自己的地盘上闹出太大风波；或许是利得工人的克制（没有堵路[39]、砸设备或扣留老板高管）；或许是补缴养老保险、要求离职补偿本来也是法定权利，当地政府固然不遗余力帮资方分化工人代表、压制服务部（特别是孟晗），却终究没有走到公开镇压这一步，而是软硬兼施，以骗为主[40]。在工人不轻易溃散的前提下，当地政府的骗人手段，效果也有限。

在推动劳资集体谈判的过程中，“中国劳工通讯”公开主张：“一旦资方做出合理让步，劳工NGO工作人员便会及时建议工人和工人谈判代表适时妥协。”[41] 利得三次罢工中，服务部确实一直试图约束工人不要“过火”，把重心放在谈判桌上[42]。但孟晗这样的火线指导者，很清楚“工人有了行动才有力量，有了力量才能给资方以压力，有了压力我们才有谈判的筹码。这个是连环的，是集体谈判的一个部署”[43]。话说回来，就算孟晗、朱小梅想约束工人，以他们的实际影响而言，也无法真正控制利得罢工的“发动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手缝组老工人[44]。

话说到这里，利得事件的整幅画面就清晰了。当地政府不能、不愿直接镇压，给了工人坚持就是胜利的机会。服务部帮工人搭好了与资方对垒的架子，以及对外宣传的渠道。在谈判领域，孟晗、朱小梅发挥了半顾问半指挥的角色，在外部稳住人心、调整策略。手缝组有决心反复发起罢工，多数工人跟着走，不投降。以上因素，构成了对这起抗争比较有利的合力，最终导致工人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