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1月6日，保罗六世教皇返回了罗马，马尔科姆.X在凤凰城接受了会审，而马丁.路德.金则来到美国最高法院，坐在了为他预留的座位上，为的是参加苏利文诽谤案的口头质证。法庭里人头济济，一眼看去全都是法律界的名人，光是前任司法部长就来了三位。所有人都意识到了本案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庭审刚开始就有一位大法官警告称本案意味着“自从共和国成立初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宪法危机。阿瑟.戈德伯格大法官不动声色地让人将自己的《迈向自由》——也就是金为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撰写的回忆录——送到了金的座位上，书里夹着一张字条，恳请金为这本书签名。

在指定的开庭日，最高法院根本没有涉及到与金的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案情。大法官们将上诉书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涉及四位黑人布道人，另一部分则涉及《纽约时报》。这一天他们花费了额外的时间来争论《纽约时报》的上诉是否合理。根据阿拉巴马州法院的裁决，《纽约时报》在1960年为金筹措辩护费而刊登的广告犯下了诽谤罪。至于针对金的四位同工——拉尔夫.阿博纳西、约瑟夫.洛厄里、S.S.西伊以及弗雷德.夏特沃斯——的诽谤判决则要等到明天再做讨论。这一耽搁尽管让金有些泄气，但也让他有时间得以在当天下午与全体辩护律师打了个照面，会面地点是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任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的华盛顿办公室。瓦赫特尔聘请他负责口头质证。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金的余生当中，瓦赫特尔都会被金身边小圈子里的黑人成员称作斯坦利.利维森的“双胞胎”。他们戏称，在金的所有白人顾问当中就只有这一对纽约来的犹太裔律师可以相互替换——根据更加戏谑的说法，甚至就连这二位的妻子们有时都分不清谁才是自家老公。瓦赫特尔在1962年才第一次见到金，成为金的亲信的时间也相对较短。他是一位很有实力的企业律师，长期以来一直渴望着重新拾起三十年代求学期间的激进理想主义激情。他与克莱伦斯.琼斯一起起草了苏利文案件的上诉简报，还为金的非暴力项目设计了一条名为甘地协会的避税渠道。瓦赫特尔的性格与冷静缜密的利维森恰好相反，平时为人大大咧咧，说话办事咋咋呼呼。自从利维森不情不愿地与金拉开距离之后，瓦赫特尔就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他留下的空白。尽管他的文笔赶不上利维森，与金之间也没有长年养成的情感纽带，但他也有自己的长处：他是一名身经百战的执业律师，虽不敢说手眼通天，但是在上层社会也算如鱼得水。当他向金介绍罗杰斯这位声名显赫的法律顾问时，直接将后者称作“比尔”。

在律师团队面前，瓦赫特尔说话十分不客气。他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了《纽约时报》首席法律顾问赫伯特.韦克斯勒（Herbert Wechsler）当天的表现。诚然，当年韦克斯勒曾经在法学院当过他的老师，还曾经给过他全班最低的分数，但是瓦赫特尔一脸坏笑地表示这一次他绝没有公报私仇的意思。瓦赫特尔坚称他的前任老师在大法官们面前的陈述只能用懦弱没种来形容。为了将《纽约时报》与更富争议的黑人被告们隔离开来，韦克斯勒将涉案的广告描述成为了对于新闻自由的理论检验，完全回避了种族主义者打击报复民权阵营的因素。而且即便如此，他依然不敢坚定主张新闻媒体有权依照第一修正案攻击公职人员，而是为大法官们提供了好几条不必诉诸第一修正案也能颠覆原判决的途径——比方说他们可以在公职人员免于诽谤的权利与积极政治辩论受到保护的权利之间进行一场“平衡测试”。此外韦克斯勒还认为，《纽约时报》早已按照阿拉巴马州长的要求发表了收回广告言论的道歉书，因此蒙哥马利市政专员苏利文依照同一则广告提起的诽谤诉讼不应当再次将《纽约时报》牵扯进来。瓦赫特尔认为这样的辩护论点一看就让人觉得当事人底气不足。

这时威廉.罗杰斯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觉得韦克斯勒当天的表现非但称不上胆小懦弱，而且简直是有勇无谋。在罗杰斯看来，九位大法官当中只有乌戈.布莱克与威廉.奥道格拉斯有可能仅仅基于第一修正案而逆转原本的判决，其他七位大法官都会希望为那些声称遭受诽谤的公众人物至少保留些许法律追索权。罗杰斯希望韦克斯勒的辩护词能够更贴近中间立场，这样做不仅更有利于赢得决定性的摇摆选票，而且也能让罗杰斯觉得更舒服。听到这番话，马丁.路德.金站起来打断了辩论。他告诉罗杰斯，“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也是个公众人物，我也不希望别人能够在出版物上随意编排我却依然得到法律保护。”这句话让在场的律师们全都大吃一惊。他们原以为金的立场会更加倾向于教条主义，因此并没能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他在多大程度上与媒体诽谤的目标人物们感同身受。威胁和诽谤对于金来说可谓家常便饭，因此他至少在原则上很尊重他的死对头们要求法律为他们撑腰做主的诉求。他很难想象一个攻守易形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假如他与同事们当真能够凭借法院裁决针对任何胆敢宣称民权运动威胁到了美国生活方式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施加严厉惩罚，那么对方的心情肯定会像自己现在一样难受。

当天在大法官面前，韦克斯勒用了一个在正式法律当中很少使用的词来描述案情：“太神奇了。”根据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即便是最细微的细节出入也足以让一条公共声明沦为谎言，比如《纽约时报》广告中关于金在1960年被捕次数的错误陈述。凭借这一点不算把柄的把柄，阿拉巴马州的法律首先允许陪审团将从未被这则广告提及姓名的所谓当事人视作受害者——例如蒙哥马利警务专员苏利文，他声称这则广告对于种族隔离的一般性批评对他本人造成了损害——接下来又允许陪审团随心所欲地确定赔偿金额——根据陪审团裁决，苏利文将会得到五十万美元的赔偿金，这是阿拉巴马历史上赔偿金额最大的诽谤罪判决，相当于法定赔偿金额上限的一千倍。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最主要的解释自然就是种族因素。但是威廉.罗杰斯并不比赫伯特.韦克斯勒更打算迫使最高法院认定阿拉巴马州的法官和陪审团为了维护种族隔离而颠覆了司法正义，因为这一概念破坏了整个法律制度现有的工作推定。罗杰斯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小心应付。他向金的律师们提出建议，认为他们目前为四名黑人教士设计的辩护词当中种族因素太过浓重。别忘了本案归根结底是个司法问题。不过他并没有提到自己身为著名共和党人所承受的来自各方各面的政治压力。他在参议院里有好几位朋友都很不乐意见到他接手这个案子，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让共和党陷入派系政治的泥潭。

第二天律师们遵从了罗杰斯的策略。尽管他们一肚子牢骚，但还是心甘情愿地将四位黑人被告的命运与《纽约时报》捆绑在了一起。不管怎么说，要是苏利文与阿拉巴马州的其他原告们当初仅仅起诉了四位黑人被告，或者将他们与另一家地位远远赶不上《纽约时报》的小报社一起送上法庭，那么四位黑人被告恐怕早就完蛋了。黑人被告们通过惨痛的亲身经历意识到了这条道理，罗杰斯与其他几位律师们则是通过观察舆情领会到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苏利文案件的一审结果在阿拉巴马州已经执行了一大部分——夏特沃斯的汽车被没收了，阿博纳西家的祖传地产也遭到了强制拍卖——但是公众舆论却丝毫不关心这些细枝末节，各路新闻报道都在担心《纽约时报》正面临着怎样的历史性大危机。这一冷一热之间的对比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韦克斯勒放弃了昨天瞻前顾后的辩护策略，直截了当地在各位大法官面前声称苏利文案件的一审裁决“一旦推而广之，对于任何一家报社而言都相当于死刑。”而且这个推而广之的过程已经开始了。目前南方各地法院诽谤诉讼的赔偿金额诉求总额已经达到了三亿美元，苏利文案件的涉案广告还牵扯到了另外四起诽谤诉讼。美国的新闻体制正面临着巨大无比的危机。因此威廉.罗杰斯决定不在四名黑人布道人是否有罪的问题上多做纠缠，收缩力量为《纽约时报》进行辩护，这才是本案胜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