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瞎扯篇1——内心的小宇宙 -- 回车

蒙古人又回到了大漠，但在科举方面留下两块遗产，一块是普及了基础教育，一块是明确了考试大纲，于是明朝建立以后，自然是老猫上锅台-----熟门熟路。朱熹搞的一些教辅材料在南宋还上不了台面，经元代普及强化以后，俨然成为圣学。

也确实没法不圣，因为考试的标准答案全在里面，而考试又何等重要，考中最低一等生员（生员、举人、进士、庶吉士）的，则“乡邻敬重，不敢欺凌；官府优崇,不肯贱辱”，考中举人的，则可以去“中下”的州县做官，考中进士就更了不得，因为“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至于从进士当中选出名次靠前的庶吉士，则是可以直接到皇帝身边工作。

但是，这种为应试而生的圣学，与其本来面目必然相去胜远，如果儒学在孔子是1.0的话，到朱熹大概只有0.5，到明代剩余个0.2算不错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文化人的知识结构、学术思想、价值观从多元走向单一。

明初很有名的大才子解缙，19岁考中进士，紧接着又被授庶吉士，朱元璋非常喜欢他，经常带在身边，有一天老朱对他说，我俩虽是君臣，但恩同父子，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只管讲来，结果解缙回去当晚便写了份万言书，万言书开篇不久就说“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然后便长篇大论的劝老朱要读儒家的书。可见解缙虽称才子，年纪轻轻，思想却狭隘至极，可惜老朱杂书还是读的不够，否则他应该像汉宣帝那样斥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儒家极端主义思想在明代的泛滥，其结果确实如宣帝所言的“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朝中一帮儒家文臣，动不动就为名分大义斗来斗去，死去活来，而真到社稷存亡了，又毫无作为，从明代发生的几件大事中可窥一斑。

第一件事是靖难之役。靖难之役与玄武门之变一样，实质均为皇家内部的皇位之争，与臣子们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情况完全不同的是，不顾朱棣的招纳，甘愿为建文帝死节者一大把（明灭亡反倒没怎么听说死节之事），灭十族都愿意，人肉炸弹分子大概都没如此的决心，反观玄武门之变，就没一个为太子李建成死节的，原是太子手下的魏征，事变之后太宗吓唬他，说你以前为什么老是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魏征回答说，太子要早听我的话，就无今日之祸了，魏征以后跟着太宗干的挺欢，君臣二人成就了一段贞观佳话。看来，有时并非时代越发展，人的想法就越正确。

第二件事是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之争，大致情况是爱胡闹又没儿子的明武宗暴亡之后，作为堂兄弟的嘉靖继承皇位，于是一帮人非得要嘉靖认明武宗的父母，也就是他的叔伯为父母，而对他自己的亲生父母，他只能以侄皇帝自称，这个要求嘉靖当然不干了，做皇帝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敢认，那还有啥意思，于是双方斗了好几年，斗至最激烈处，反对嘉靖的高喊：“国家养士150年，仗节死义者就在今日”，在皇宫大殿外聚众闹事，可把嘉靖气着了，逮捕、停职、廷杖，据说，廷杖就打死了十几个人。后世的清人在评说这件事时就说：“顾杨慎则以为仗节死义之日，王元正、张翀则以为万世瞻仰之举，俨然以疾风劲草自居，止图博一己之名，而于国事亳无裨益”，可谓一针见血。

第三件事是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所谓国本，就是立太子的问题。万历不喜欢老大，想立小儿子为太子，于是便与儒家的规矩产生了冲突，这种事在历史上常见，但万历的国本之争闹的动静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持续15年，搞得全国政治治理体系基本瘫痪，倒是成就了历史上最扯淡的团伙---东林党的美名。

这三件大事后人往往从皇帝与大臣的权力斗争角度分析，总是觉得有点牵强，倒是文臣们誓死捍卫儒家的政治正确，或者说儒教分子将宗教的教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能说的过去。

的确可以说，有明一代，儒学从一种经世治国的学术思想已然演变为一种宗教，因为宗教的最大特点就是教义至上，世俗政权的权威还要往后摆一摆，所以无所谓朝代更迭，只要它的教义能通行天下，也就是说可以为教义死，为皇帝、国家死不干，甚至到了南明小朝廷，势如累卵之际，一帮人还在扯名分大义的淡，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演变，起自两宋，经蒙古人的无心插柳，到明朝终成硕果，科举考试内容的局限性，以及随之带来的僵化保守的应试教育是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