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念我的父亲】上篇 -- 方平

父亲走了近一年。明天，是他的生日。

其实，母亲告诉我，那也只是他后来自己填的身份证上的一串数字而已。异寇入侵、山河破碎、兵荒马乱的岁月，穷人家的孩子，能活下来，已是不易。

在家庭群里，我纪念父亲的思绪，引发了年迈的母亲，纪念她的父亲的一段文字（另作下篇）。

我的父母，属65年文革前最后一批考上大学的应届高中生。父亲是考上的，当时作为团支部书记、学生党员，原本数理化是很好的。考前填志愿时，因为文科报名太少，学校要求他改填北京政法，他服从了学校的安排，并视为一生的憾事。那一年，他们县一中，38人中考取了37人（除了第一名，因家庭出身原因落榜），是唯一一次打败了地区高中（黄冈中学）。

母亲学习成绩更好，加之根正苗红，严格政审后，被直接保送。不是清北，是当年要求最高的中央秘书学校，校长杨尚昆。所以母亲的同学圈里，中办的不少。前两天元旦其同学还发了几张旧照。

其实母亲一辈子的艰辛与磋砣，也从那时候注定。文革伊始，学校先降格为大专，旋即降格为中专，发配至张家口劳动，啃了三年窝窝头，又与王震等人一起，发配到江西九江劳动，最后被分配到普通工厂。

改开后，不甘心的母亲在工作、持家、育子的艰辛中，坚持考上了成人大学。当然，这一切并没有改变母亲在九十年代初，成为第一批国营工厂下岗人员的命运。该厂后来不出意外的被破产、被转卖外商，厂长参与吃黑、自杀。

母亲下岗时，父亲身为省六扇门内某职权单位主要领导之一，同学同事遍布各省直机关，却没有釆取任何行动，选择了沉默与接受。

自学会上网后，在每年的圣诞节那天，母亲必会转发纪念主席的文字，不计有几人会一顾，也无论自己的命运是被主席改变了多少。

父亲生前提及主席的次数并不多。执掌过上万人部门的工作，他本身就是惯于沉默的。不过，我清楚的记得他讲过不止一次：“我感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我是孤儿，没有他们，我还呆在农村”。而待在农村的父亲的父亲、三个哥哥（全部），都早殇，很早很早，有的不过20多岁，而我父亲的母亲也于高考前一个月因贫病而故 ---- 这，就是那一代人生活的真实的农村。

数年前最后一次陪父亲回乡（其实就是看自己的坟头，让我记住路怎么走），他特意带我去看了当年的老支书，90多岁了，在正堂上贴着毛主席像的老屋里，父亲紧紧握着老支书的手说：“我一直记得你哟，我上北京读书没有路费，18块车票钱，乡里给了10块，你给了8块！”老支书回：“那是村里的”。父亲走的时候，坚持留下了一个红包，他郑重的说：“这是我的退休金，干净！”

那个时候，父亲坐着上北京的慢车，漫漫长路，和邻村的同学（公安大学校长退休）一道，一路上，两人共一角钱买了两个鸡蛋，还舍不得吃。车到北京，早有准备的接车老师，让他们把一身的破烂衣服全部丢掉，给他们换新的。

父亲后来跟我说：“我感共产党的恩。大学五年，烈士子弟奖学金19块5，我是孤儿，18块5”。

每个月吃饭的奖学金里，父亲省下来5块，为家里还债（亲人们生前借贷的治病钱），一直还到上班后多年。再剩下1块钱买书，至今家里保存着文革时期1块1一本的全套《史记》。母亲说，你父亲后来身体不好，就是那个时候克扣自己克出来的。

父亲走的那天，很多人来送，其中大多数是当年单位的年轻人。一位叔叔对我说：“你爸爸是好人呐。局里盖房子，除了局里几个头多一间，其他所有人、所有职务分的大小全一样，而且全部配电梯”。为了避嫌，父亲放弃了在该高层楼宇的分房。

父亲曾因单位有人诬告，被部里、省委立案查了八年。来家里抄家的人员说了，“他那个位置，不贪是不可能的”。何况家里复印的处理文件上，除了正部长外，赫然还有健行、罗干的批示意见，被列为当年部里八大案之一。

在此期间，父亲一个人默默承受着，继续工作。该干的干，不该干的照样干，包括给举报他的那人安排了两个孩子的工作。以至于后来这两个孩子，在家里吼他们老子不是东西。

其实给部下解决家庭困难，对父亲不算什么稀奇。我与兄弟高考都没让他劳神，也是被父亲一生引以为傲的事。但是每年高考前后，父亲的日子都不好过，都得到处求人，为口袋里塞满的条子，为部门内干警尤其是边远地区困难干警的孩子们，能有个书读。有时候求人未果，他也会叹气：“唉，考了200多分，还要上大学，么办？”

理由？也许很多人不了解那时候公安家属的孩子，书能读得出来的是多么少；也许更多的人并不会理解当年公安干警的工作负担和家庭艰辛，鄂西山区把自家的猪卖了跨省追案的都有。当然，我说的是当年，那时候还不叫警官，还都叫人民公安。

父亲生前告诉我，“我的工作原则就十个字：上级想下级，下级想工作”。

最后一次回国探家，父亲正为6岁的孙女不能上附近的好小学而发愁。尤其是侄女最要好的邻居，上了武汉小学，那孩子的父亲还是我父亲早年招进单位的，彼时已是局级单位的正职领导了。

父亲私下里找过学校，对方回话要十万。父亲觉得困难。他叹了一口气，“共产党现在的干部，唉。厅里现在的头头不是东西，这么多孩子上学的问题，这么多年根本不理睬。他们如果真当个事来办 ，能算多大个事呢？”确实，一把手兼任副省长的绝对实权单位，让同一个大院里的孩子们就近上个好一点的小学，能算多难的个事呢？

他给我讲了另外一个事：“某某，九十多了，抗日时期的排长，四处副处退休，住几十年前分的老房子，没有电梯，拖个尿瓶，他八十多岁的老伴背上背下，遭业。几次找我说，宁愿换一个小一点的房子，只要有电梯。我找厅里说了几回，总说没有房。怎么没有？对面的处级楼空着好几套，只是给在职的留着”。

父亲又重重的叹了一口气，“现在共产党当头的干部，不讲人道！”

父亲退休多年，我回国探亲，亲口对我讲了，给我看复印的文件了，告诉我后来上级特意安排他带队（省里高级警官十八人）去北京授衔（授衔书上有国徽、国务院总理签名），以示平反了。至此，十六年后，我才知道他当年的受查，原来有那么重、拖那么久。

我忍不住问：“八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父亲回一句：“压力多大哟，睡不着觉。但我坚信一点：他们绝对查不出我有一厘钱的问题！”后面 这句话，加着重重的叹号，写在父亲的遗嘱里，足见这件事对他生前伤害有多么深，从精神到身体。他一辈子最注重的，就是名誉。

退休多年后，有个邻居曾对我父亲说，“我以前总以为你是有问题的，结果退休十几年了，就没看过你穿过好一点的衣服。才相信你是真没问题”。其实14年回国的时候，楼上楼下的厅级邻居，已经抓了三个了，还不算后一年的省高法副院长。

父亲走后，我遵遗嘱送父亲回农村老家，完成他的遗愿：“把我埋在我母亲身边，也好让你们将来看我的时候，也顺道看一看我的亲人们”。

行文于此，泪已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