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念我的父亲】上篇 -- 方平

当然，【官】这个字，当年是绝对政治不正确的，这里姑且用之。

这种官场文化，确切的说有两层含义：

1、官府怕百姓；

2、官员怕百姓；

既然空前，也许极大概率也就绝后了。

用一件具体的真事来讲，即使是主席过世多年后的事了。

此帖中所讲的副省级实权单位，虽未明说，其实大家都明白是哪一家。不妨用谷歌地图看一下此单位（老区）所在的位置，离地铁线距离以米计，地价可想而知。

其实文革前，该单位所占的地皮，比现在大十倍不止（包括几个湖，都知道湖北是千湖之省），而这些湖泊，近20年都被填平卖了地皮做房地产，可谓寸土寸金。却与该单位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都归了与该单位一墙之隔的某城中村。

这其中的缘由，就是这里讲的第一层：官府怕百姓。文革期间，该渔村给自己起了个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名字“井冈山村”，接着批斗该单位头头（很多是跟过主席的老红军，跟过李先念的鄂东游击队、新四军五师的干部）的名头，强占了该单位绝大部分湖区。

如果说文革期间，渔民们造反有主席护着，被他们批斗的干部们老老实实的割地让湖，不算稀奇。那么，改开了，主席归天了，总该回归“正常”了吧，官府总该不怕屁民了吧？于是，80年代前期，头头脑脑们理直气壮的找渔民邻居们，提出正当要求：收复失土。

一边是副省级的实权单位，一边是渔村，PK的结果又如何呢？渔民们一句话怼回来：“你们又不生产、不打渔，凭什么占那么多湖？”

是理直气壮还是强词夺理？这本就是个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

反正在当时，占据湖面主要就是为了生产、为了打渔的80年代，那边的渔民们和这边的头头们，还是默认前者的，屁股还基本是在一起的。

当然，当时该单位的的头头省厅老厅长，张国武，有兴趣的可以搜一下，是文革期间最著名的包围主席所在地梅园的七二〇事件中，那支部队建制时名义上的最高领导，在主席身边受过多年的教育，所以能跟一帮“臭打渔的”屁股相近，道理相合。这就是第二层含义：“官员怕百姓”的根本原因----屁股决定道理。

所以，该单位当时认怂，从此再不存收复失土的妄念。甚至到后来90年代末期，由于地皮不够，家父负责单位新区建设，用当时还非常紧张的基建资金买回原本属于自己单位的一小部分（几十亩）“失地”时，也只能低声下气去求“渔民老板”（当时由于卖地已经很阔了），能看在多年邻居的情分上，多少打个友情折，而压根就没想过其实还可以“仗势论理”甚至“仗势欺人”的。

主席虽然走了那么多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硬道理，却在一帮几乎不读书的渔民们头脑里扎下了根，尤其是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我想，这才是后来全国各地维权运动此兴彼起的思想种子，而不是所谓公知大V们所归功的“私权利、物产权”等舶来品。

官场真正的腐败、变质，干部与群众利益从分离、脱离到基本对立，干群关系从“官怕百姓”的革命反常，回归到“百姓怕官”的历史正常，我个人的感受，92年邓公南巡是最根本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恰恰就发生在武昌，92南巡的第一站在武昌车站，那句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话，就是让湖北省委书记带给哈哈的

（左起：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省厅长、市局长...）

从此，历史的长卷，真的是翻去了之前那短暂而反常的一页。

主席在武汉游完长江，用一张大字报发动文革的时候，大概能预见自己一手发动的文革，在自己归天后，大概率会人亡政息。但是，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老人家之所以还能那么洒脱的引“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大概也有这个自信：自己播下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思维种子，必然会刻入中国亿万不读书的刘项们的精神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