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推荐】刘小枫的最新文章，关于“全球史”和“台独” -- 夏至欧锦

事情原委得追溯到此前的“新清史”风波。据说风波来自美国研究东亚和内亚史的史学家，其中不乏“全球史”学的倡导者。这些史学家“强调清帝国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倾向于把清王朝描绘为一个有意识的多民族帝国，从早期近代和殖民主义的角度去探索清朝，从边缘的观点审视清朝的发展”。中国学者虽然对这样的史学观点作出了回应，但“肯定”这一研究取向为清史研究在“方法上注入了新的活力”。于是，在“从周边看中国”的史学目光带动下，“中国”的历史观念不得不开始“移动和变化”。

人们以为，“新清史”风波是几个美国的“全球史”学家在1990年代末挑起的。事情恐怕并不那么简单，我们不能忘记邻国日本的“全球史”学家。平野聪的《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2007）基于其博士论文《“皇清的大一统”与西藏问题》（2002），作者并非美国的“全球史”学家的学生，而是日本本土培育出来的史学新秀。

该书凭靠大量文献史料以叙述史学方式讲述了这样一个新版本的“清帝国”史故事：东北亚枭雄努尔哈赤（1559 - 1626）率领满洲国人越过长城征服汉人，建立了大清，这个“帝国”的疆域虽然广大，但它起初并非儒家的“中华文明”的代表，而是藏传佛教的代表。因为，若不是获得藏传佛教支持，大清帝国不可能统治西藏和蒙古。因此，大清帝国不是“中国”，而应称之为藏传佛教的“内亚帝国”。

对我国的人文- 政治教育来说，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近115年之际的2016年是个不寻常的年份。因为，在风靡全球的民主化“全球史”风潮裹挟下，史学界在这一年出版了两部文集，都与古代中国曾遭遇异族统治的历史时期相关。无独有偶，台湾学界的《思想》辑刊在这一年也出了一期专号，讨论“历史教科书与国家主义”一类问题。

“全球史”学的兴起为日本的政治史学家提供了看似整洁的学术外衣。在为中译本繁体字版写的长篇序言中，作者刻意说，台湾也很难纳入“东亚”概念，因为台湾在历史上一直具有“边陲”特性，即“原本就处于马来 – 玻里尼西亚文化圈的‘边陲’”。替换作者心里当然清楚，他这样说对今天的“台独分子”意味着什么。

1937年，日本军部曾组织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京分部和京都分部的史学家们编写过一部《异民族统治中国史》，试图为日本吞并中国寻找历史依据。如果我们没有忘记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到，替换平野聪的“新清史”不过是让皇军史观穿上“全球史”这件新衣。

属于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日本讲谈社组织编写的“兴亡的世界史”系列。这套“世界史”的写作主旨是：既要摆脱西欧中心论史观，也要摆脱中国中心论史观，重新思考世界史的兴衰，为日本的出路寻找历史的内在动能。引进这套“世界史”的台湾八旗文化出版公司则不讳言，其目的是要让所谓“台湾史”成为一个“全球史”概念，培植“新一代台湾人”产生“渴望融入世界”的愿望——“全球史”成了“台独”政治行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