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地球瓶颈中的达尔文主义 （一） -- 楚无邪

看到这里，中国的读者们可能会很高兴地指出，中国现在全社会就在提倡“创新和发展”啊。的确，中国社会在过去数十年中将创新和发展在政治文化上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创新是民族的灵魂”这些口号的日渐深入人心，都让人满怀希望。比起西方社会以及人类现存的其他文明体系，我确实最看好这个正在中国成形的新型文明。但现在中国社会的状态还只能算是个雏形，至少当下， “创新和发展”还没有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中国社会本身其实还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价值体系。

在价值观方面，当代中国身处数个价值板块碰撞形成的漩涡之中，两千年的儒教文明传统价值、中共建政前三十年身为社会主义阵营所传承的共产主义价值、184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向西方学习所向往的西方价值，各方力量都在做激烈的争夺，甚至基督教以致伊斯兰教都在中国社会获得了爆炸性的发展，目前处在一种被称为“价值观真空”的奇妙的混沌状态中。

不过从这个混沌中，孕育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新东西。这个东西从1978年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对儒家传统、共产理念和西方文明这三大价值体系的批判与吸收中，诞生了“发展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生存与发展是最重要的人权”、“效率优先”这些获得中国人绝大多数认同的观念。掩盖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奇迹下的，是这些初看起来很朴素的口号所代表的独特价值。我们必须对此认真多剖析一下。

邓小平说“黑猫白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个看来简单的道理时，其实有缺失了一个重要的参数：黑猫白猫要抓的那只老鼠到底是什么？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也得要有个目标啊！邓小平和当时的中国社会当然默认为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对于不管儒家传统还是共产主义理想，这都是顺理成章的。要人民提高生活水平不外两个途径：改善生产，或改善分配。巧合的是，由于当时刚刚在反思前三十年平均主义的弊端，加上全社会的整体贫困，对于增加福利、改善分配、“平均分蛋糕”的争论被放到了后面，全社会的主要精力被集中在“做大蛋糕”，“发展生产力”这一条主线上了。在此后的实践中，虽然在“发展”和“分配”这两个方向的优先顺序上有过一定的争论，但随着1992年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用“发展是硬道理”一锤定音，并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中国社会从此从制度到实践上确定了将“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的标准，成为事实上的“唯生产力论”。

大家看到我刻意将“提高生产力”和“提高生活水平”割裂出来，而在中国目前的主流论述中则有意无意地模糊二者的分野。前者强调改造社会与自然的能力，后者强调幸福享受，二者有相关性，但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在儒家传统、共产主义理论和西方民主人权这三个主流价值体系中，提高个人的生活水平和幸福程度才应该是一切的核心，提高生产力必须是为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幸福生活服务的。也许这个新的体系在实践中发现将“提高个人生活水平”作为核心在实践上有若干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在强势的主流价值体系面前都不得不“韬光养晦”。中国政府的这套作为言行不一的地方不难被识破，有相当多的共产左派、西方自由派或儒家传统知识分子就强烈反对中共主导的以发展为导向的价值观，说这是“一切向钱看”、“唯GDP主义”，是“没有灵魂的发展”，应该用“幸福指数”来代替GDP作为社会发展的考核指标。但与此同时，在中国网络社群对西方福利制度民主制度的反思中，在对平等与效率如何平衡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新体制支持者开始主动将自己和传统的以“个人幸福”为核心的各路“情怀党”知识分子区隔开来，并为之做积极的辩论。在这个基础上诞生了一个自称为“工业党”的群体，并通过网络传播在社会上获得相当大的影响力。“工业党”理念的传播与壮大为未来夯实“创新和发展”价值观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工业党”最开始是在总结中国发展的道路时强调以工业化作为现代文明的的核心推动力，而种种人文理念如民主自由共产人权都是从属的，本身不是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原因。

工业党一开始未必抛弃了“人民幸福”这个价值判断，但专注于工业发展的理念在与“情怀党”的辩论中进一步发展完善，反而逐渐厘清了自己的新的价值观。现在她的对手为了批判工业党挂了个厉害的靶子，我觉得倒很有意思。这是刘慈欣的两句话，被当作工业党的旗帜而受到了左右各派知识分子的激烈批。刘慈欣说：“只要科学和技术在不断发展，人类一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就这一个条件，不需要别的条件，不需要什么民主、人的道德提升或者人有精神寄托，都不需要，只需要这一个条件，就够了。”

这是崭新的“创新发展”价值观的宣言。

果然，对立阵营里的情怀党对此的评价是：“如此人类，与禽兽相差几何？”有效地证明的这宣言的确是属于一个与其自身价值体系互不相容的独特价值体系的硬核。

如果是这样，本书也很荣幸可以加入到这个新价值观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为中华文明和人类的未来投下自己的思考。

回到“创新发展”作为底层价值的讨论上，是否就意味着如对方所指控的，为了发展就可以不考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顾人民的精神需求了？当然不是！所谓“底层价值”只是强调逻辑上的优先级而已，正常情况下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追求的好的概念，没理由放弃的。就像信奉共产主义的苏联或毛泽东的中国没有将国家财富均分给全体国民，自由民主人权的美国也没有将政府解散好给人民彻底的自由。没有身心健康的人民不可能有生机勃勃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健康发展的科技也必然带来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既是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发展成就的标志性结果。“创新发展”的价值体系以每个人类的个人能力和全社会的生产综合能力提高为评价标准，而提升个人幸福是为了帮助实现创新发展这个目标服务的，而非反之。而“创新发展”的终极目标则归到人与人类社会的永生这个超越一切的根本上来。

反过来说也一样：东西方社会虽说以个人幸福满足为基点，但绝不是说西方文化不重视社会的创新和发展。西方的整个社会架构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这也是西方社会在过去500年间获得跨越式发展并得以领导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根本原因。我们也会在后面一起探讨西方文明非常有价值的若干核心理念。来到今天，不管哪国政府都会将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作为工作的重点，毕竟这些也都是个人幸福的保障。但以何者为优先级更高的底层逻辑，在关键节点上还是会有重要的区隔。比如，在以创新发展为本的价值体系里，以下想法是不符合逻辑的：

• 基于保证人的平等尊严，政府应该无条件为所有人提供无限福利；

• 只要获得51%选民支持，任何人都可以掌握国家权力并用它做任何事情；而如果有1%的民众强烈反对，或0.1%的民众激烈反对，则任何计划不得实施。

• 如果新的科技提升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就应该考虑禁止这项科技以保护人民权益不受损害；

• 任何不能明确提升民众福祉的投资都是毫无意义的，应该停止甚至销毁以避免浪费资源；

• 国家扶持下的企业科技创新发展对其他国家的企业不公平，必须废止；

• 私有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

• 私有产权是罪恶的必须彻底消灭；

• 。。。

我不确定这个新的价值体系最终是否真的可以在中国确立出来，毕竟，这个底层逻辑与现有的主流价值体系是截然不同的。如我们前面的论述，不同价值体系之间彼此无法有效沟通。中国当前面对与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对抗有不少美国学者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认为这是收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必然冲突，这当然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但我觉得价值观的冲突可能才是更深层的。当前中国遇到的困境是：似乎外面的世界都在骂说中国人是“没人性的被专制洗脑的可怜虫”，可中国人自己却感到莫名其妙，觉得外面的谩骂的人都是“完全没逻辑的被民主教洗脑的一国两智的废物”。更可悲的是，这些都是双方大量普通民众发自内心的真诚感受，而不是“共党的五毛网评员”或“颜色革命基金会豢养的走狗”的宣传战心理战产物。中国学者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主要要解决挨打问题，邓小平时代要解决挨饿问题，未来则需要解决挨骂问题。这个“挨骂”其实就是对“价值观冲突”的通俗表示。这也同样解释香港台湾等从属西方价值观体系的华人社会对中国内地社会的发自内心的抗拒与敌视。

内地的民众现在常常感到委屈又困惑：从前我们发展落后经济贫穷的时候好像还挺好，为什么现在我们自己觉得有点自豪的时候反而有这么多敌视忽然一股脑的出现了呢？很简单，因为当时的中国主流社会在抛弃共产主义价值观后，正在吸纳西方价值观，某种程度上算是西方价值观的边缘。可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而萌发的这个“创新发展”价值观在最近已经渐渐成了气候。而对这一点，身处其中的中国民众可能还没有完全自觉，反而是其他价值观体系里的成员会对这种变化非常敏感，比如美国或香港民众。

这个“创新发展”的价值观还没有真正成形，这需要大量的社会精英投入其中从理论到实践各方面有意识的充实完善，最后才能成为全民从内心到外在表述上的统一共识。只有到那时，当所有身处这个体系中的民众与精英均理所当然的将这个作为思考判断的出发点时，这个概念才算是确立为一个新文明的基础价值观。当前以美国为首的针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对抗就是针对这个价值观而来的一个严峻的挑战，但同时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没什么比激烈的竞争更能厘清思想了。这很可能使得中国社会业已稍具雏形的这个新型价值体系有机会可以明确彰显出来，并在双方的竞争中得以完善成熟。

此外，这场竞争同时也有可能促进西方文明的进一步进化，最终实现双赢。“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在访谈中论及中美竞争时说“我个人还是认为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可以更好的促进社会发展”。许多东西方的学者在各种场合的辩论中坚信中国的极权体制下没有个人自由所以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创新。这些观点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都可以另行讨论，但这样的讨论本身就是反映了一个很好的进步性，因为在这个视角里，我们开始讨论双方体制的“利弊”而不是“善恶”，这就将美中双方的差异不是放在不同价值体系的碰撞上。而这“利弊”的标准在国家竞争的压力下也成了“促进社会发展”，成了芯片5G人工智能航天科技，而不是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甚至可能都不是美国人或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否意味着西方社会价值观的范式转移？西方是否有可能和中国社会一道，确立以“创新发展”为普世价值的人类新文明？

我的确希望“创新发展”的价值观能在东西方社会战胜“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因为我认为它离人类命运的原点更近。如果是这样，那这个竞争这将和基督教战胜伊斯兰教这样的价值观竞争不同，而更像当年西方工业文明对非西方农业文明产生的降维打击效果。这个新的价值体系今天还未真正成形，作为它载体的“中国”和美欧日列强相比更是先天不足，所以如果它能有机会胜出，那一定不是因为它搭了“中国强大”的便车，而是反之，因为这个新的价值观更接近我们的本源目标——人类与人类社会的永生，所以能够赋予它的载体更强大的力量。

如果东西方未来都可以接受以“有利于社会创新发展”为终极评价标准，并在这个共同的价值基础上展开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体制之间的良性竞争，对人类文明将是非常正面的事情。中美的斗争也就成为人类之间可以彼此交流促进的“制度之争”，而不是“无君无父的蛮夷”与“资产阶级的走狗”或“被极权洗脑的氓民”“下地狱的撒旦异教徒”之间的你死我活的“价值斗争”。这样的话，这场中美对抗将超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标示的民族主义内涵，而成为人类文明进步到新阶段的标志，成为人类迈向星辰大海的新起点。从这个角度出发，这个新的以“创新发展”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能否在未来数十年中在中国社会里真正完善成熟，以及该价值能否有机会继续向其他国家的扩散，直至被接受成为新的全球普世价值观，才是中美这波对抗的真正看点。至于双方的竞争胜负，如果最终能够推动人类进步，岂非“成固欣然败亦喜？”

抱持这样开放的心态，我们也可以有机会体会东西方以致其他文明圈在千万年中所发展进化出的各种不同的制度和社会文化体制，分析它们对于推动未来人类创新发展的利弊得失，从而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创造人类文明进化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