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正说唐之梦 -- 给我打钱87405

不少中国历史学者认为土地兼并是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恕我直言，这不是认为，而是鹦鹉学舌，因为西方学者是这么看到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社会，然而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有着巨大的不同，这不同若简单地说，就是城市和农村在两种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都有很大的差异，若再简单的说，就是西方社会是城市的，中国社会是农村的。因此，绝不可以照搬西方学者的观点。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实体经济该如何地理解。一般来说，我们认为衣食为实，相对的手工业制品中的相当部分为虚，即，人可以没有梳妆镜，却不能不吃稻谷。同理，在一般看法中，金融是虚体经济。然而，经济这一称谓之基础在于商品的交换，商品的背后是货币。张三愿意付费观看李四跳舞，李四也愿意付费聆听张三拉琴，赵五愿意付费购买钱六制作的精美小匣子，钱六愿意付费购买赵五打造的水晶手链，这便形成商品的交换。显而易见，不考虑交换的便宜性，这里不需要货币，若没有货币参与，这样的生产、交换、消费也不会被记入经济活动，不会被记入GDP。进一步，还可以理解到，思想的交流，若引入货币，也将成为一种经济活动。理解这一点是关键。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城市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若不考虑交换的便宜，就不需要货币，财务报表上就不会得以反映。显然，这是一种假设，假设的目的是为了厘清“虚体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不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并非是一种假设，对于最为保守的观点而言，“城会玩”创造不了任何真实的价值。

所以，土地兼并对于中西社会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土地兼并是（集中的、规模的生产）工厂诞生的必备条件之一。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若简言之，农民的负担不仅有赋税，还有劳役，在一些时候，逃户数量的上升是为了逃避劳役而不是赋税（这里不去讨论后来演化出来的劳役货币化问题）。在这里，不得不再一次的加以说明，货币只能购买已有的商品，而无法买到不曾有的物品、工程等，没有人可以买到长城，买到京杭大运河。逃户对王朝的威胁，并非是简单的国库之空，还有国力之虚。今人往往以为金钱万能，才会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

理解了这个问题才有可能理解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简单说，户籍制度的功能在于用土地锁定农，锁定了农，就锁定了赋税和劳役。最为重要的是，相对而言“钱”是小问题，敛财的地主可以被抄家，“力”才是大问题，农民若逃亡，长城便无人去修建，运河便无人去挖掘。还有一个策略可以锁定农民，那就是让农民去杀死地主从而成为罪犯，但这一策略不能为皇帝所用，因为皇帝是合法的，杀人犯、抢劫犯却是罪犯。朱元璋之前是罪犯头子，当了皇帝便要立刻跟农民划清界限。这样的兔死狗烹路线显然市场越来越小，故中国革命必然需要承诺，若革命成功，便要人民当家做主。

因此，中国古代的土地兼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与地主的合谋，自由农将土地“卖”给地主，交换条件是地主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将佃户从户籍中勾销，农民以人间蒸发的形式“得到”相对较少的赋税（田租）和杂役。自然，自由民成了“黑户口”之后，便无法脱身于地主，才有后来出现的地主盘剥。简单地说，就农民方面而言，是贪图眼下的小利而落入了更可怕的陷阱。而中国古代的皇帝们，往往只有等到地主施加到佃户身上的田租和杂役高出了朝廷分派的赋税和劳役之日，才会一方面派出御史清理整顿户籍，一方面颁布减赋减役的法令。皇帝与地主，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皇帝与地主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本质就是国与家不可调和的矛盾。当只能二选一时，多数会选小家弃大国。接着，国近亡，于是舍小家保大国。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