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正说唐之梦 -- 给我打钱87405

在一些中国人心目中，唐就是最好的时代。这种看法是如何形成的呢？先看事情吧。

开元九年，唐玄宗拜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同中书门下的意思就是等同于宰相。就在同一年，早些时候，也就是二月初十，唐玄宗颁布《科禁诸州逃亡制》，任命宇文融为劝农使，长达四年之久的检括田户工作就此拉开序幕。玄宗一边倚重张说，一边重用宇文融，可谓文学与吏治并举。

先来看检括田户。宇文融最初提的是三项建议，色役伪滥，检括逃户，籍外田，《资治通鉴》在记载此事只提了逃户问题，可见括户才是问题的核心。

逃户问题，也就是流民问题，是由来已久，到今天还是如此。什么原因造成的不是我可以议论的，这里不说。

逃户有几种。一种是名义上的逃户，这些人并没有背井离乡，而是临时的或者长期的为了逃避赋役躲到了山里，躲到了亲戚朋友家，甚至躲到了地主家里，最后这一点一会再说。一种是实质上的逃户，他们逃亡有不同的选择，有的是逃进了深山老林，有的是逃到了开发度不高的地区，有的是逃进了城镇。

不论是哪种逃户，都可以说，不再是“国民”。按所谓无产阶级的论调来说，那就是皇帝这个地主头子手上的佃户变少了，不利于皇帝进一步剥削他们。我并不想在这里讨论这种所谓非常深刻的问题，只说明一点，逃户问题严重，直接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

那么逃户或者说流民问题，真的是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吗？恐怕不能这么说。我来简单的算一笔账。开元十四年有过一次“人口普查”，全唐700万户，而众所周知的是，唐名义上控制的领域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有大量的、可供开发的区域。逃户这支流动大军，起到了扩大耕地面积、开发新区域的积极作用。

逃户流民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利大于弊，在什么情况下弊大于利，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得清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看法。

毫无疑问，宇文融的建议正中唐玄宗下怀，而张说这一派，却在明里暗里表示反对，加以阻挠。阳翟县尉皇甫憬上疏，（检田括户是）“故夺农时，遂令受弊”。唐玄宗将其贬为盈州尉。括户工作开展不久，唐玄宗召集百官在尚书省开了一次会，讨论得失，户部侍郎杨玚当场抗议，“所得不补所失”。不久，杨玚被贬为华州刺史。宇文融括户之功被其本司校考为上下，但主持考核的卢从愿死活就是不同意。这些人的后台不是别人，就是张说。当然，张说反对之缘由，恐怕并非是“看到了开疆拓土的积极意义”。

有人说，这是利益问题。自士族地主们倒台之后——这里的士族是狭义，专指汉代——普通地主们开始兴起。这里的普通二字，指的是，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依靠显赫高贵的出身，而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张说正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取代士族地主的普通地主们，趁着唐初立足未稳，推行无为而治之机，大肆扩张，大量占有土地和劳动力，甚至把手伸进了“国家的腰包”，这当然是不容辩驳的事实。这样来看，检田括户将遏制这些新兴地主的扩张势头，甚至要把他们据为己有的利益夺过来（前面提到一类逃户，就与此相关），张说们当然就会反对就会阻挠了。然而真实情况是，这一成份确实存在，但实际影响非常之小，否则，唐玄宗就不会拜张说为相。

有人说，这是三观问题。张说自己就不用说了，他拔擢的人才，都以文词而知名，比如贺知章、张九龄，又经常以“无文”的由头排斥另一些人。狄仁杰、张柬之、姚崇这一干人，全都长于吏务，多把文士视为龌蹉不堪用之人。宇文融自然是“能吏”这一派的。开元初，宇文融曾任富平县主簿，源乾曜就颇为赏识他的才干。检括田户他走马上任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户部帐簿中查获许多伪充勋官逃避赋税的人丁。显而易见，官与吏，是两类人，以至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可是，唐玄宗为何又同时重用这二人呢？难道就是为了玩弄所谓的制衡术吗？

我个人所见，这是文化使然。

首先要解释一个问题，德与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那里，并非是世俗中所理解的那样。就拿张说来说，他也是极能办事的人。到开元十二年冬，括户工作取得成功，国家财政丰裕，张说率先倡议封禅泰山，百官响应。唐玄宗大悦，以为此举可粉饰太平——这里的粉饰又跟世俗的理解大不一样——于是宣布来年十一月举行封禅大典。筹备一事由张说主持，一年间，紧锣密鼓、有条不紊推进相关工作。在筹备过程中，张说担心突厥在封禅时趁虚而入，欲加强边防。兵部郎中裴光庭建议请突厥参加封禅大典，如此“突厥来，则戎狄君长无不皆来，可以偃旗卧鼓，高枕而有余矣”。张说十分赞赏，上奏唐玄宗后实行。以此可见，张说不仅是知识渊博、文采出众，并且心思慎密、调度有方，是历朝历代中非常杰出的宰相。

那么，德与才之别，究竟别在何处呢？大概可以说，德者若水，才者若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们那里，崇尚水治乃是一种至高的政治理想。唐玄宗用张说，不仅是因为张说是他的老师，更重要的是，他也有这种政治理想。所以，粉饰太平，并非是今人所讹用的那个意思，而是水治天下，文治天下，垂拱治天下的意思。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先礼后兵，这先礼后兵，并非是早就想好了要使用武力，而是不到不得已不使用武力。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屈，不是要对方屈服，而是要叫对方罢兵，“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有事好商量”，“万事和为贵”，“从长计议”。正因为如此，需要遏制自己想动武的冲动，尤其是当自己强对方弱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主张，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根本原因。

所以，真实的唐朝跟一些人所想象的、梦里幻化出的那个唐朝，大不一样。真实的唐朝，是中国的唐朝，而不是今天在西方思想武装下的、用西方文化推想出的那个压根从来就不曾存在的唐朝。

为啥同样的事，在大唐就吹上了天，在大明就被人骂死呢？唐朝开放，明朝封闭，唐朝牛逼，明朝窝囊的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这才是值得深思的事。

为啥一提到明朝，说明初就是朱元璋杀功臣，明初三大案，靖难叔侄相残，朱棣把宗室当猪养，然后接下去就是土木堡，宦官当政，王振刘瑾，万贵妃之类的，说亮点顶多说一下三杨。到后面就说嘉靖万历惰政，什么海禁倭寇，蒙古寇边，严嵩弄权，然后提一提徐阶高拱张居正调和一下。再后面就是明末大崩盘了，更没一句好话。

对明朝全提黑暗面，然后对唐朝黑暗面一句不提，全是光明一面，这种宣传调调是怎么形成的？

明亡以来到近代，这巨大的有意识的带节奏的舆论到底想掩盖什么？

我寻思着，从贞观到开元再到安史之乱，唐朝的全盛期也不过一百多年，安史之乱后要多烂有多烂，要多窝囊有多窝囊，怎么就吹成高光全明星王朝了呢？要说唐朝的烂事，一件也不少啊。李二手足相残，被突厥签城下之盟，李治武则天李显李旦那些烂事就不提了，李隆基公然扒灰，即便是盛唐时期，唐军几万几万的全军覆没次数也不少，在河湟跟吐蕃拉锯，上万上万的精锐当炮灰往里送。咋地明朝丘福一次全军覆没就天天被黑？即便是土木堡这种烂仗，明朝也是找回场子的呀。大唐的土地归唐，财帛妇女归回鹘找回场子了吗？

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就被有节奏的黑，我寻思着从洪武到永乐再到土木堡，明朝这全盛期文治武功也不比唐朝差到哪里去啊，按时间算也有九十年左右的时间全盛期，不比李唐全盛期短多少，而且土木堡以后的明朝比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那好太多了，至少宪宗武宗时期都不差呐，可有节奏的舆论捧的是孝宗。

明亡以后，文人士大夫，近代知识分子，到底想掩盖什么？想推脱什么呢？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明朝前期军队的屯田收入是一项重要经济来源，通过军屯，朱元璋的洪武年间的军屯收入达到年五百多万石（洪武二十一年），随后的永乐年间最高峰达到年二千万石（有点怀疑这个数字是否夸张），普通年间也是五百多万石，这样保证“国家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当然，这么大的肥肉就为贪官污吏所觊觎，永乐一死，洪宣年间最高峰还达到九百多万石，宣德末年猛跌到二百万石上下。随后直到明宪宗登基，每年只有二百几十万石的收入。

明宪宗登基后当年就下诏书整 理军屯，其在位二十多年中每年军屯收入都恢复到近四百万石的水平，这期间明军的对外对内军事作战成绩也都颇有可观之处。

而明宪宗死的当年，军屯收入就锐减为不到三百万石，然后下滑势头就再也得不到控制，明孝宗期间年收入二百几十万石，随后 的明武宗期间仅有一百余万石，到万历年间只有几十万石，然后这数目就没了。

附带一笔，明末名将孙传庭仅在西安一地试行整顿军屯，以陕西贫瘠之地，仅仅四个卫所整理出了“军一万有奇，岁收屯课银十四万五千余两，米麦万三千五百余石”（明史 孙传庭列传），这是一万余士兵，十四万两银子，一万几千石粮食。可以看出，全国的几百个卫所只要能得到有效整理，还愁养不起军队打不起仗？还用加三饷对老百姓剔骨熬油？但是，对不起，这肥肉已经落入大明少数官僚权贵的口中，不动用李自成的夹棍和满清的屠刀，你能指望他们良心发现自己吐出来么？

把明末亡天下的责任推到皇帝、太监、农民军头上，这件事他们到现在还在掩盖。只要中国还源源不断制造考试贵族，这件事他们就要一直掩盖。

读了这么多年的中国史，如今方理出一点头绪。我之所见，可捋出一条红线叙述中国的发展史——在我来看，这根红线并非意味着是一条主线——“中层干部”的兴起与衰亡史。首先是贵族，然后是士族，再之后是科举族，如今可谓考试族。之所以可归结为一条红线，是因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都跟每一时代的“中层干部”之命运息息相关，大可言之，成也中层，败也中层。

就拿国人较为熟悉的士族来说。士族发端于春秋（末）战国（初），发达于两汉，虽至大唐仍能见其残余，但实亡于两晋。

据此，我提出以“中层干部”兴亡为标准的断代法：

贵族：夏-西周

士族：汉-两晋

科举族：唐-清

考试族：改革开放-？

从前面的历史经验来看，每一阶段的“中层干部”衰亡之前，都会有一番濒死挣扎，最终不得已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故往往给人留下面目可憎之印象。譬如春秋战国、南北朝时期长时间的战乱。

正因为如此，如果把李唐和朱明这两朝的皇帝姓氏剔除掉，对于一个不大熟悉中国古代名人的历史初学者而言，可能分不清哪个故事发生在唐，哪个故事发生在明，看起来简直没有什么两样。

我不禁浮想联翩，500年后的中国人是不是会有一种时间停滞之感？26世纪和21世纪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又不禁要问：考试族之后又是什么族呢？

西周到秦，是封建贵族周期，秦是封建贵族的绝响。

两汉是门阀士族时代的开始，经两晋南北朝，门阀士族政治发展到巅峰，培育出来隋唐，到安史之乱，门阀士族衰败，北宋是士族彻底瓦解的时代，然后科举兴起。

明清，则是科举考试贵族的鼎盛时期，到清末科举制度废除，但科举考试贵族并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本朝的考试贵族就是科举制度的余波。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考试贵族们将彻底衰败，新的中层阶级将在考试贵族的废墟中崛起。

要紧的是，“中层干部”是打不倒的，废除了高考，还会有新的中层崛起。同理，中层干部总是良莠不齐的，总是毁誉参半的。

管它后面兴起的是什么阶级，眼前的先打到再说。

作为（恢复）高考的受益者，我曾经得到了一个国家干部的社会身份，一份体面的工作，一套房子，以及可以预见到的来历不明的额外收入。大言不惭的说，我像汉人、唐人、宋人、明人、清人那样，深知中层之弊，也同样能看到中层之利。几乎可以做以下断论：中层没有不腐化的，一个不腐化的中层，其命运只有可能像文天祥、于谦那样被上下左右“齐心协力”的予以剿灭。

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我对自己实施了“降维打击”，主动将自己降级到农民层去，好歹能图个清静。

老兄是我在西西河很佩服的人之一。

比起这个西西河里绝大多数因高考收益的人，你能承认考试贵族这个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腐化堕落反动，对国家民族有巨大的危害，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这里的大多数高考受益者，是决不承认自己身处的这个阶级是反动的。

他们哪怕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这个问题，嘴巴也决不承认，也要把我这个反高考者打为loser，流氓无产者，考不上大学的无能者，只有这样他们心理才平衡。

香港骚乱以来，我已读过数篇来自香港教育界人士“发自肺腑”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作为名义上的老师、长辈，话语之间似乎充满了对年轻人的惋惜与恨其不争，但作为一名勉强可自夸为较为熟悉中国历史的人来说，我读到的只有两个字：伪善。这些所谓的长者、老师们，只不过是努力“拯救”自己，保住自己中层干部这个位置而已。这些看起来语重心长的文章，跟古代那些个大臣们的奏章并没有什么两样，无非就是“不要拿得太多了，今天都拿走了，明天还拿什么呢？”

那就等着洪水滔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