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政策 -- 一叶金钱镖

2.3. 工业生产

台湾的工业发展与日本国内的工业化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日本准备发动战争开始，相关的一些产业在殖民地获得发展，直到1937年过渡期前，台湾岛上的工业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前工业的需求的增长没有这么多。与此同时，由于农产品加工转向更复杂，从而提高了食品工业在台湾经济中的份额。 因此，农产品市场份额的下降不是由于工业产品的替代，而是由于更大程度的加工与开发农业部门的产品。 战前和战争期间发生在台湾的工业化，消耗了相对数量的日本用于开发农业的投资，改善了农产品的加工。 另一个事实，即在台湾工业发展，没有由日本当局积极实施，农业栽培方法的改进并没有影响劳动力成本的降低，因为不经常使用机械灌溉（通常在只在实验区使用农业机械）。 有些工业（例如化工）直到特定个时候才被日本人故意发展，尽管台湾通常从日本进口的产品（特别是化肥）。

与此同时，虽然日本没有在台湾设定他们的工业发展目标，工业生产的在岛上的调整显然发生了。 创建一个工业基地，发达的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和公路，建设港口，进行电报通信），建设一个发电厂， 所有这一切, 虽然它的创建是为了为日本公司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但它无疑在岛屿本身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证明，台湾岛屿的发展，不是日本当局的任务的一部分，而是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政策的结果。日本人在台湾表现出自己是成功的管理者，他们同时从殖民地中获得最大可能的利润。 台湾的经济政策，旨在为日本提供便利，对台湾本身是有利的。

2.3.1. 制糖工业。在日本占领期间，制糖业是台湾经济的主要产业。 台湾的糖生产已经成为日本和台湾经济联系的必要条件。在收获殖民地之前，日本进口了80％的糖消耗，到占领台湾期末，超过90％的进口糖由台湾供应。 通过在该岛发展制糖业，日本不仅能够从维持殖民地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且能够从糖制品的进口国转向出口国。随着从殖民地进口的糖的增加，日本的人均消费量没有太大变化。台湾糖出口的方向是政府政策的基础，这是通过建立在国内市场的垄断价格和创建糖进口关税，以及建立糖制品出口奖金制度（日本返还关税）1898年，台湾总督Kodama决定在岛上开发糖生产。 1900年，台湾制糖股份制公司成立，1901年，日本经济学家Nitobe Inazo自1902年起批准了该行业的发展计划。 糖加工已经开始，考虑到甘蔗种植和生产组织的新方法。在日本到来之前，台湾就存在糖类生产，但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甘蔗加工是人工进行的，所谓的东武制糖工业会社本身是由农民自己或农民和制糖商协会组织的手工企业。 最常见的组织类型是股票伙伴关系，当农民和糖贸易商在向伙伴关系出售甘蔗后以成品形式获得收入，或者以业主或大型贸易商为代价创建的甘蔗（在这种情况下，甘蔗的所有者和农民之间分配糖产品）。 在这两种情况下，农民从种植甘蔗获得的总利润不超过15-25％（东部业主通常收取60-70％的成品糖和15-20％的甘蔗租金的形式）。 日本政策是，首先，引进没有盈利的新的日本公司，引导制糖业的发展，所以当局从一开始就奉行了逐步取代旧类型的企业的政策。 1905年 政府通过了若干条例，根据规定，只有在当局许可的情况下才能组织糖生产，只有新的种植方法才能用于生产，在某些地区从事农业的人口必须种植甘蔗，并按照规定的价格向工厂供应必要的数量。 在大型制糖工厂的工作尚未建立的前10-15年，作为传统东武工厂和新工厂之间的中间选择的企业特别受欢迎。 这些公司使用简单的设备，并且比其他类型的生产更好地响应当地的特点。 从1910年开始，小企业的收入不再负担起生产成本，所以他们很快被新的日本企业所取代：如果在1904年 传统糖厂占台湾所有糖企业的92.6%，1908年他们刚刚超过50%，改进糖厂20%，然后到1916年新工厂的份额超过90%，1937年为98.2%。 在向更先进的生产模式过渡的同时，日本当局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将外国公司从制糖行业驱逐出境。 自日本制糖业开始发展以来，这个目标在10-11年内实现了，最后一家外国公司（英文）于1911年被台湾人收购。 日本当局用新工厂代替旧产品，改变了供应甘蔗和制糖公司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制度。 在新的关系体系中，糖的生产与农民脱离，农民实际上成为甘蔗销售商，不负责原材料的运输和交付。 对甘蔗农民施加的严格条件（依赖于工厂发行的预付款，有义务支付这笔贷款的高额利息，以及糖价格的设置，按照不是该产品的市场价格，而是按照竞争 作物的价格）假设他们完全依赖于糖生产厂，日本政府积极支持制糖企业的发展，为增加利润创造了一切条件。 即使在土地调查阶段，台湾所有耕地的八分之一被转移到制糖公司的所有权。 台湾制糖公司1901年成立后，投资资本为100万日元，政府承诺每年向将在台湾发展制糖业的日本企业提供6%的补贴（第一家是三井釜山凯下）。 1901年，台糖公司成立后，立即建立了国家对糖产品的垄断。 政府向糖生产者提供的其他援助包括建立运输福利、发展基础设施（建造铁路、运河、港口设备）、购买苗木、肥料、耕地、灌溉运河、购买工具和设备的补贴、购买原材料 台湾银行直接参与了制糖行业的资助：在1903年至1923年期间，除了政府的直接援助外，工厂还获得了银行贷款同期，成品糖制品出口额为9.68亿日元。

鼓励糖生产政策的结果是创建了大型和许多中型工厂，使用了最新的设备。 这种生产的盈利能力得到了若干额外措施的支持：为工厂提供原材料得到了政府条例的保证，根据这些条例，在某一地区获得的甘蔗专门用于制糖，种植甘蔗的农民必须将其出售给这些植物。 制糖工业发展的优惠条件和政府援助到一定程度主要涉及生产的工厂阶段，而不是农业阶段。 在1911年，1912年和1913年的自然灾害之前，甘蔗种植的改善仅限于新品种的传播。 从1910年代开始，当局开始鼓励使用肥料，深耕，适当的照顾和灌溉。结果，到1913年，甘蔗作物的规模得到了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