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二:关于吃的故事(五) -- 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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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二:关于吃的故事(五)

5. 三反运动

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即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此前,高岗于1951年8月31日在东北局党员干部会议上,就发表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早在东北解放之前,由于解放区局势相对稳定,哈尔滨等城市条件较好,再加上机关、部队经商的很多,贪污腐化现象就时有发生。为此,东北局在1946年8月专门发布了《关于反贪污腐化浪费指示》。

当然,高岗讲话强调反对贪污蜕化、官僚主义,不代表自己身上没这些问题。高岗私生活混乱是出了名的,吃点好的用点好的不在话下。1951年5月下旬,莫文骅到沈阳担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一天下午,他去找高岗报到。高岗下楼后,冷漠得看了他一眼,握了下手,然后开始吃樱桃,吃够了才简单跟他说了几句,搞得他很不舒服。那会樱桃算稀罕水果吧?

时任东北局常委、秘书长、纪委副主任的张明远(后来被打成五虎上将之一)回忆,“三反”期间主持对东北局高干生活开支情况进行检查,发现由于没有严格的标准和制度,存在不少浪费现象,个别高干身边工作人员借首长之名乱领东西。张本人不抽不喝,但一个警卫员每月打着他的旗号领取烟酒。

时任公安军政治部副主任的李逸民回忆,公安军党委自我认定的铺张浪费问题包括,每周六固定组织舞会,有时周三也组织,每次都招待烟、茶、水果,舞会结束有人还要吃夜宵(这些现在还叫事?)。几个领导还分别做了一套料子便服、一双德国皮子做的皮鞋(主要是跳舞用),买了一只猎枪,小灶也超标。后来群众揭发出来的男女关系问题也不少。

西藏交通不便,部队条件艰苦,但同样存在浪费现象。最早进藏的部队是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1团1连135人组成的先遣队。1950年8月到了阿里,之后由于大雪封山与后方隔绝240天,粮食药品都吃完了,与后续部队回合时牺牲了55人。

时任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的余秋里回忆,1952年9月下旬到11月上旬(此时“三反”已结束),他按照贺龙要求,进藏调研部队供应问题。康藏公路筑路部队修了3年路,无法种菜养猪,很少吃到新鲜猪肉和蔬菜。靠牦牛运输,供给不及时,常常几天吃不到油盐,有时粮食供不上,就抓地老鼠吃。154师警卫连入藏2年多时间,人均体重减了15斤。

余秋里沿途检查驻藏部队仓库,发现物资浪费严重。在康定,发现变质粮食150万斤。在觉雍,发现内地运来的1000驮茶叶,由于保管不善,有的被群众拿走,有的变质。在甘孜等地,由于战士不愿吃,12万斤酥油放了很长时间也没处理。

国内开展“三反”,远在朝鲜的志愿军也得按照统一部署来。韩先楚、解方回忆,1952年元旦,彭总在志愿军领导机关干部大会上谈到“三反”时说,他与警卫员讨论后,决定戒烟,这样一个月可以省12万元(新币12元)。

“三反”运动,如历次群众运动一样,都免不了出现偏差、扩大化。多吃多占可能相对普遍,但哪有那么多老虎(贪污1万元以上是大老虎)可打?当时打出来的很多老虎,很快被甄别平反。由于打不出老虎,时任空军四航校政委的刘懋功专门到北京找刘亚楼、吴法宪汇报,并当着二人的面,与空军负责“三反”运动的干部部部长吵起来。后者质问他,中央文件说了,运动不深入的,不是领导右倾,就是自己不干净,你属于哪一种?

志愿军十五军在上甘岭一战成名。秦基伟回忆,部队入朝后,由于战事紧张,账目不清,制度不严,在某些单位造成浪费现象。“三反”运动后期集中批判官僚主义,他在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费了很大劲,才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却引火烧身。有的说他官僚主义,有的说他多吃多占(抽烟、在国内偶尔带人下馆子),有的说他爱跳舞。他有件缴获的美军皮夹克,文工团员希望他贡献出来演戏用,他没接茬,群众反复提意见,说他态度不好。

6. 三年困难时期

天灾加上人祸,导致了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小时候经常听家里老人讲“吃草那年”的事,妈妈现在偶尔还提起当年饿肚子的经历。吃不饱是普遍现象,老百姓吃不饱,领导干部也不例外。

张爱萍之子张胜回忆,张爱萍有次神情凝重地说:“昨天在总理那里研究工作,搞得很晚,总理说,弄点吃的吧,端上来每人一碗清汤面。总理说,现在连毛主席都不吃肉了。”与毛主席吃过饭的人不少。耿飚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到半年后回国参加八大。一天早上,被叫到中南海游泳池边,与毛主席吃早餐,一碗面条,一碟青辣椒,一碟别的小菜,边吃边谈。没过几天,耿飚、黄镇、王幼平等十几个大使被集体召见,还是边吃边谈,面条,辣椒,多了一盘腊肉片。

困难时期,时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到国务院开会,经常同周总理一道吃饭,主食是窝窝头、馒头,有时有点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有一次,周总理在家里同李先念、陈国栋等讨论粮食问题,午饭也是四菜一汤,而且盘子还不大。

朱德在中南海带头种菜。1960年3月,康克清随朱德回四川仪陇老家。朱德坚持不搞特殊,在食堂吃饭。食堂那天只有稀饭,临时加了点大头菜。

元帅们连猪肉也吃不上了,时任总参机关党委第二副书记的李逸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从公安纵队弄来2头猪,给元帅们每人分了10斤,聂帅火了,坚决不要,最后直接送给他的炊事员做了。总参的机关农场和各部、局也养了一些猪,养到160斤,结果最后没吃上,按李富春要求上交出口给苏联还债了。

张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都按定量,而且多是糙米和杂粮,张爱萍有细粮配给,每餐饭给他专门蒸一小碗白米饭,但都被他分给四个孩子吃了。有一天,杨小二过去玩,把唯一一碗白米饭吃了。后来张胜去杨家,杨尚昆带他中南海食堂吃,邓小平对他说:“你还不放开肚皮吃!”

张爱萍有次托人从西北带回一小桶黄羊油,里边布满了绿茸茸的霉点,处理干净之后帮助他们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一大碗被剔除的长满了绿霉的油渍,居然被炊事员捡了回去,接着炼。张胜描述的很形象:“锅里满是爬满了绿茸茸长毛的油块,他专致地轻轻地撇去它们,露出锅底一层薄薄的油,晶莹透亮。他的两个孩子瞪大了眼睛,围在锅边,像他一样的专注。老黄有些尴尬地朝我一笑。”

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回忆,辽宁省1960 年粮食产量仅为360 万吨,比1958 年的700 万吨减少340 万吨,比1949年的405 万吨还少45 万吨。全省人均猪肉消费量,算上特供在内,只有3.8斤,黑龙江省更少,人均只有2.8斤。东北全区1957 年农村人均口粮留量为514 斤,1960年减到232 斤,减少了55%。

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回忆,1960年开始的大庆石油会战,在生活上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粮。1960年9、10月份,全国粮食供应紧张,黑龙江粮食储备也过了危险线。职工的粮食定量降低,副食明显减少,肉类几乎没有,职工体质明显下降,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一度有4600多名职工浮肿。后来,黑龙江每月多给油田7.5万公斤粮,随后又每人每月补助3斤黄豆。沈阳军区支援了10万斤黄豆,每个浮肿病人分半茶缸,其他人分的更少。夏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供给最困难。5月底,黑龙江粮食库存只够吃1个月。油田职工开始挖野菜,几万人下地(1961年油田职工5万多人,家属2万人),挖了20万斤。

挖石油的吃不饱,搞科研的、造原子弹的也是一样。受高岗牵连被打成“五虎上将”之一的张明远,1960年半年年开始担任中科院劳动生产办主任。他回忆,到了1960年冬或1961年春,因营养不良,科学院的职工有90%得了水肿病,特别是高级科研人员患病率很高。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221厂)最后一任厂长王菁珩回忆,他1960年冬到基地工作时,每人每月定量减少10斤至24斤,吃的是青稞面、谷子面,每月2钱油,副食仅有一点咸菜、白菜汤,90%的职工得了浮肿病。有人回忆,彭恒武的脚肿了,鞋子穿不下,拿在手里走路。

没有饭吃怎么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除了请求上级调粮和四处化缘、买吃的,自力更生很重要。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耿飚回忆,当时不少单位自办农场,还有的到东北和内蒙古打黄羊。在他推动下,外交部采取了三个办法,包括到北大荒种黄豆,到渤海打鱼、建鱼池养鱼,到大兴安岭打黄羊。关系很重要。他找王震,农垦部拨了400亩地,借了25吨黄豆,部分作为种子,部分运回北京磨豆浆。他找李聚奎(总后部长)、罗瑞卿(总长)、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借到了吉普车、皮衣鞋帽、轻机枪和步枪及子弹,沈阳军区还给了几个探照灯。十多个人在东北和内蒙古交界地区打猎三个月,打了数千只黄羊(这种打法,多少黄羊也得灭绝!)。他找吕正操,铁道部安排了两节车皮,把黄羊统统运回北京。羊皮做皮夹克,每个病号家里送半只,其余一部分分给工作人员,大部分放在食堂改善生活。外交部把某部队在天津附近停办的几个大盐场买过来,准备改造成鱼池,结果用抽水机抽海水时,管子很粗,把海里的鱼也抽进来了,一网可拉数千斤甚至万把斤。这海里有多少鱼?

张明远回忆,中科院曾组织科研人员研究如何培养小球藻,如何利用玉米核、玉米皮做饼干,用大豆做人造肉等代食品。他曾带队到天津、河北、黑龙江等地联系建农场、采购粮食和副食品,但种水稻、养鱼都没搞起来。1962年春节前,他带队去黑龙江,省里不同意他们办农场,但卖了一些大马哈鱼、鱼子酱、狍子肉,运回来每人分一斤。他们从其他地方弄到的鱼、蜂蜜,都优先分配给高级科研人员,少量给司局级以上干部。最困难的1961年,几乎每次分配副食品,名单都要张劲夫亲自审定。有次分完蜂蜜之后,生产办的同志想分喝涮桶水,为了避嫌,张明远只能要求他们忍痛倒掉。

肖劲光回忆,海军党委当时向部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部队开展农副业生产,组建农场、增加打渔船,部分缓解了部队生活困难。

陈锡联回忆,1960年9月初,按照中央和中央军委部署,沈阳军区将增产节约、抗灾备荒作为中心任务之一,提出“肉菜两自给,粮油两补助”的任务要求。养猪是我军优良传统。1960年,沈阳军区存栏猪达到11万多头,比上年增长14%,年底还支援地方4500多头。1961年,猪更多了,因为管理不善还饿死不少。牛羊家禽也喂了不少。3年间,军区部队每人每年自给肉食6公斤左右,补助食油0.6-1.5公斤。在黑龙江省委支持下,军区1961年在北大荒创办农场102个,播种48万亩,收获粮食2500多万公斤。到1962年,军区共种地56万多亩,产粮3000多万公斤,上交国家和总部1000多万公斤,支援兄弟军区100多万公斤。3年间,军区共产粮上亿公斤,自给大部分肉食蔬菜,并支援地方335万公斤。

时任军事学院副院长的张震回忆,军事学院在南京有两个农场,共百余亩。还有养猪场、养鸡场、养兔场。张震管得很细,什么时候打农药、猪生病了怎么办,都要过问。后来,学院又到江苏开荒1000亩,到洪泽湖捕鱼,到内蒙古打黄羊(又是打黄羊!)。为了照顾一线人员,学院专门安排营以上教员轮流休息、补充营养,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不能去。

余秋里回忆,1961年年初,石油部党组提出,要大力发展农副生产。大庆油田守着黑土地,还怕没粮吃?1960年,大庆油田产粮20.6万斤、蔬菜131万斤。1961年,大庆油田产粮食304万斤、蔬菜1316万斤、肉10几万斤,还抓了24万斤鱼(全国石油厂矿产粮1000万斤、蔬菜1亿斤,平均每个职工有粮45斤、菜500斤)。到1962年初,大庆油田的浮肿病得到有效控制。1962年6月,周总理到大庆视察,油田请他吃自产的高粱米饭、猪肉、蔬菜、豆腐,喝自酿白酒,周总理很高兴。1963年,大庆油田累计开荒17万多亩,当年产粮2700万斤,职工平均补助自产粮160斤。

1962年初,石油部在北京开会,参会的不少局厂领导都得了浮肿。后来就调了一些食品,天天有鱼有肉有豆腐,开了30多天会,粮食多吃了1.4万斤,得浮肿的都好了。

搞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没法种地,也无地可种,只能靠各方支援。周恩来、聂荣臻亲自出马,从地方和各大军区要了一些粮食和副食品给他们,内蒙古、青海、甘肃等地也积极支援,最终帮他们度过了难关。

美国又对华为上手段了。任何时候,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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