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农业文明的几个问题 -- ziyun2015

有很多学者针对论证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理由，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辩驳。本文是对最近出现的两篇文章所涉及的关键证据，做简单的评析。按照马克思的奴隶社会形态理论，要论证一个社会是奴隶社会，就是要论证这个社会的劳动者大都是奴隶，最近平子发表的文章《中国奴隶社会论析》[1]就是这样论证的，总结该文章主要论点：

1、作为奴隶社会主要生产劳动力的“农庶、工庶”，他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所处的实际地位及处境，与奴隶相差无几。

2、夏商西周时代，“民、众”，代表官员之外、包括贵族与庶民在内的所有人，不包括奴隶。代表庶民的词汇有“黎、庶、氓、野人、农夫、下民、众、小人、烝民、愚夫、愚妇、匹夫匹妇”等，代表天子贵族官员的词汇有“帝、王、朕、白（伯）、卿、君、伯、侯、公、司、尹、百姓”等。

3、提供论证农庶是奴隶的四条证据，笔者认为并不妥当，特附简要评析如下；

　　1）先秦文献《诗经·七月》生动记载了夏末殷初的农庶的生活情景[30]。农庶就算有“私田”可以耕种，还是要靠吃野菜度日。奴隶主贵族王公随时可以把庶民女子掠走睡觉。农庶一年四季都要由贵族奴隶主来支配时间，劳动报酬非常少，诗中多次出现“公子之事”，那就是农庶为奴隶主贵族劳役苦作。

评析：作者引证的《诗经·七月》诗句：“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言私其豵，献豜于公。”“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 引自《诗经楚辞鉴赏辞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作为证据。

现翻译为现代汉语，第一句为：“采摘苦菜又砍柴，养活我农夫”；

第二句则有很大分歧，1、汉代毛亨、郑玄、孔颖达等说解释为女感时而思春，有欲嫁之志，因而悲伤。其中，殆，“始”义，解释为开始；及，解释为和，与；公子被译为豳公之子，是男公子；同归，一起回去。方玉润则把“殆及”解释为“或然而未必然之词”，是大概的意思。2、南宋朱熹等说法释为：女子为许嫁之女，预以将及公子同归，而远其父母为悲。其中，殆，“将、将要”义；公子译为豳公之子；归，“归”义，意思是回公子家，远离父母。3、姚际恒等释为：此女为陪嫁之女，伤悲的原因是害怕与贵族的女子陪嫁。其中，殆，疑为“将要”义；及，“与”义；公子，“女公子”也。4、郭沫若、王力等释为女子伤悲的原因是怕被贵族公子强行带回家去。这种解释多从阶级斗争观点解读。其中第三种翻译比较接近原意，详细分析参见曲家兴著《诗经述论》[2]。

第三句，染的红色更鲜亮，献给贵人做衣裳。

第四句，猎取狐狸皮毛好，献给贵人做皮袄。

第五句，打到小猪归自己，猎到大猪献王公。

第六句，叹我农夫真辛苦，庄稼刚好收拾完，又为官家筑宫室。

首先，将诗歌描绘的景象，当历史事实，恐怕是不太妥当的。诗歌是可以夸张的，如李白诗云，白发三千丈等。其次，正如黄现潘教授所指出[3]，该诗很可能描述的是西周初年部落公社成员—农夫的艰难生活。此诗所述农夫很可能是属于封建制度下属于贵族管辖的平民，需要给贵族所代表的诸侯国提供地租劳役等服务，类似于后世向国家提供的税赋等。我国是宗族社会，家族中穷苦家庭需要依据本族显宦，为显宦服务，在数千年历史中都是如此。诗中所述的献给，很可能是卖给。其中“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是女孩担心被卖作婢女陪嫁。这是我国历史上很常见现象，女子地位低，穷人卖女为奴，是经常见到的，红楼梦描写的明清社会现象，就是如此。

　　2）湖北省云梦县出土了秦代竹简《金布律》，有对囚犯奴隶发放夏衣和冬衣的记载[31]。而《诗经·七月》也有“九月授衣”，记录农庶盼望公侯奴隶主赶快发放冬衣[32]。这说明，中国奴隶社会的农庶与奴隶一样，连基本生活所需也要依附于奴隶主，否则就要被冻死。

评析：由政府给囚犯发放夏衣和冬衣，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是不能作为奴隶社会证据的。诗经中“九月授衣”是指九月裁制冬衣，而非分发冬衣。毛传：“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 马瑞辰 通释：“凡言授者，皆授使为之也。此诗‘授衣’，亦授冬衣使为之。盖九月妇功成，丝麻之事已毕，始可为衣。非谓九月冬衣已成，遂以授人也。”该诗描写的基本是各种劳动活动，此处也应是一种劳动活动。作者的解读，可能性并不大。

3）强制庶民劳役，实质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奴役，因而是奴隶，反对将劳役划归封建地租。

评析：古代平民需要替国家交地租、服劳役等，到西汉就可以交钱替代了[4]，到后世干脆变成交钱了。现代人交税，与古代交地租和服劳役等，其实是等价的，被强制劳役者恐怕不是奴隶，奴隶不是人，只是工具，私人奴隶是不需要向国家提供服务的，公家奴隶是一生都要替公家免费劳动的，也可以说，一直服劳役。作者所述显然只是部分时间服劳役者，因此，他们不是奴隶。

4）“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经济制度，其证据是：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不受天子控制的“私田”急剧增加。诸侯、大夫们富了起来，转化为自立门户的地主，改变剥削方式，招徕劳动人手。奴隶和庶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纷纷从公室逃往私门，“归之如流水”[41]，使原先“唯莠骄之”的国家公田变成了荒原，“井田制”的集体劳动形式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而一家一户为单位、个体经营为特色的小农阶层，有了成为社会基础的可能，这才造就了取代奴隶经济制度的中国封建经济制度。

评析：我国自古以来，就实行编户齐民的制度，作为底层老百姓，一直需要向国家上交赋税等，遭遇战争等情况时，国家大幅度增加税赋，导致底层老百姓无法承受而逃亡，是很常见现象。明朝末年还因免税的官僚贵族阶层越来越多，导致底层需要上交税赋成倍加重，同样导致大量逃户，包括依附大地主大贵族做农奴，政治地位反而下降。用逃户大量增加来指正当时的制度是奴隶制，是没有说服力的。

作者在最后说，“中国奴隶社会不容虚无”，还说否定中国出现奴隶社会，是对中国老百姓进行历史虚无主义的洗脑。本人不太赞成作者对虚无主义的理解。通常历史虚无主义是指否定虚化辉煌成功的历史。我们应宣传赞颂辉煌成功历史，而不是宣传丑陋邪恶的历史。作者似乎是将野蛮邪恶的奴隶社会看成是一个成功历史了，要将这个野蛮邪恶的奴隶社会历史按到中国的祖先头上，还要广泛许多宣传。在笔者看来，一个没有形成奴隶社会，没有让奴隶成为社会主要劳动者的古代中国，才是我们应该赞扬宣传的历史。而将这样一个比西方文明的古代中国污化为奴隶社会，变成一个野蛮邪恶的形象，才是对古代中国搞历史虚无主义。该文作为学术争鸣文章，作者虽然提供的证据不太令笔者信服，但论证的逻辑还是很好的，笔者支持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供学人讨论。但作者将此文用作其所著普及读物的序言，笔者是不赞成的。此文观点，也许在40年前是少有争议的，但在今天，已经很难说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5]。将一个没有得到历史学界公认的野蛮邪恶古代中国形象，介绍给中国普通老百姓，真的合适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升南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12日第487期 发表文章《从“人身被占有”说商代为奴隶社会》，则根据甲骨文卜辞中有关众的史料，发现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众”，有记载表明，他们人身是被他人占有的一个群体，说明他们是奴隶，从而论证商代是奴隶社会。其实在甲骨文卜辞中，也能找到很多 “众”是地位很高，不可能是奴隶的史料，例如[6]，卜辞“壬寅卜，宾贞：王往以众黍于冏。”说明商王与“众”一同参与冏地的劳作，这实际上已非单纯的农业生产。有学者认为该行为说明商王亲自对奴隶劳动进行监督（这是商王亲自干监工工作，恐怕可能性太小），徐喜辰、岛邦男、裘锡圭等则指出这是商王偕同“众”参加籍礼。黄现璠[3]和张广志[7]等均在著作中列出多个类似例子，如迁国大事要与众商量等等，就不一一介绍了。笔者看来，“众”就是一个代表很多人的代词，具体代表什么样的群体，需要看上下文，只是甲骨文卜辞没有上下文。就像一帮人，无论他们是高官，还是奴隶在聊天，我们都可以简单说众人在聊天一样。我们不能因某种史料提到众是一帮被强制劳动的劳动者，就认为“众”就是任何时候都是被强制劳动的，不能因为有劳动者被强制劳动，就代表所有劳动者都被强制劳动，从而都是奴隶了。该文如果作为学术文章发表到学术杂志上，是有利于学术讨论的，但不应该发表在面向民众的报纸上的，显然是我们在媒体管理方面严重失职。

我国很多文献报道，商代人殉现象比较多，然而，实际计算总数来看，在商代500多年历史中，从挖掘的甲骨文卜辞中核算的人数月14000余人，人数最多一次500人；从挖掘的祭坑中核算人数约4000人，两项总和还不到近代一场战争死亡人数。由于大部分死亡者是男子，尤其是青年男子，这说明商代不是很重视这些劳动力，也说明它们不是主要生产者。如果商代社会劳动者是奴隶的话，粮食主要来自奴隶生产，一次屠杀过多奴隶，很可能导致粮食产量严重下降，进而导致社会出现很大问题。

参考文献。

1. 平子, 中国奴隶社会论析. 海派经济学, 2017. 15(1): p. 156-179.

2. 曲家兴著, 诗经述论. 2002: 沈阳：辽海出版社. p. 21-28.

3. 黄现璠, 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 201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p. 548.

4. 张敬群, 中国税史品读. 2015: 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p. 69.

5. 王海明, 中国古史分期流派新探.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 p. 5-39.

6. 陈民镇, 出土文献所见“众”、“民”的性质——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 社会科学文摘, 2017(5): p. 96-98.

7. 张广志 and 李学功, 三代社会形态: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研究.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