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毛泽东年谱》1953.12.24-1954.3.17 -- 老老狐狸

《我的八十五年》的后记在回顾这本书产生过程时说：“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些老同志和家人的一再催促下，父亲开始口述他的经历，当时担任父亲秘书的孙普希，不辞辛苦整理出了近10万字的《我的回忆》初稿。”“在父亲去世后，很多叔叔一再叮嘱我们：你父亲一生很不容易，你们一定要把他的回忆整理好啊!”“我们按照父亲的回忆，根据他对我们讲述的历史事件和他留存的资料作了整理和补充，对父亲回忆中的一些重要史实，按照他的嘱托，查对了有关历史文献和老同志们的著述，进行了校对，并加了注释……我们给这本书加了一个能反映他大部分经历的题目——《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这就是父亲这本书产生的过程。”[1](pp442～443)

从后记中的这段叙述我们得知，《我的八十五年》这本书的初稿是近10万字的《我的回忆》，40多万字的《我的八十五年》是张秀山去世后，儿女们根据他的回忆并参考了相关资料整理而成的。那么张秀山在世时完稿的《我的回忆》是否有对“查档事件”的叙述呢? 　

《我的回忆》是1989年4月完稿的，油印的小册子中虽然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七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一些情况，但并没有张秀山与罗瑞卿的对话，书中只字未提“查档事件”。 2002年，张秀山的家属整理的张秀山回忆录《尘封的历史》已经不同于1989年的《我的回忆》，出现了“查档事件”的内容，但是关于此事的叙述与2007年正式出版的《我的八十五年》中的叙述有两点重大不同：一是没有强调“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二是说这件工作“我是布置给郭峰去办的”，而且还强调“至今在东北局内没有他人知道这件事”。

然而，当事人郭峰却在这段话的旁边画上了三个问号，后来他跟笔者说，他不同意张秀山家属的这个写法，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更没有去办这件事。实际上，正是因为郭峰的反对，张秀山的家属整理出版的《我的八十五年》在叙述“查档事件”时才出现了“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这句话，还出现了把本不在场的高岗秘书说成是在场的明显错误。

为什么在《我的回忆》中没有的“查档事件”在《我的八十五年》中出现了呢?2011年7月20日，笔者就此疑问访问了张秀山的女儿张元生。她回答说：“那个时候他还不可能说这个事情。是后来他跟我说的。” 　

张秀山因“高岗事件”的牵累而被下放到基层20多年，重新回到部级领导岗位后，面对敏感的历史问题持慎重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的回忆》是1989年4月完稿的，张秀山1982年就从国家农委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为什么仍然不愿谈论此事?而且，比照一下《我的回忆》和《我的八十五年》两本书中关于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叙述可以发现，《我的回忆》中写的“林枫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整人”、“安子文事先把中央对高岗的处理意见告诉了安志文”、“高岗自己也认为他是过不了刘少奇这一关的”等敏感的话语在《我的八十五年》中不见了。看来，对于在《我的回忆》中没有提到的“查档事件”却在《我的八十五年》中出现了这个问题，仅靠《我的八十五年》执笔人的说明也是很难解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