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再谈文化大革命 -- 心的方向

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上层建筑与下层的经济政策必须是相匹配才能长久存在。也就是周朝的礼乐文化其实有其形而下的经济政策相匹配。这点我们常常忽视了。但确实是文化革命成功的前提。

重农抑商是近三千年中国的基本经济国策。这个国策就是起源于周朝。周朝是一个农业文明，而商朝是商业文明。

周是一个农业部落，这点可以从史料中得知。例如《史记·周本纪》记载：“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从这段史料我们可以得知，周朝的祖先从小就喜欢在田地里面种“树麻、菽，麻、菽美”，并以此为乐。而商朝的小孩可能更喜欢在街头巷尾做些小生意为乐。农耕，不仅给周朝的祖先带来了乐趣，还让他得到了君王的认可和社会地位，更是令他通过农耕带领部落走向了兴盛。

史料中还记载了周人对农业的重视。周文王“卑服， 即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他的子孙成王也把每年督促农业生产作为国之大事。《周颂·噫嘻》中说：“噫嘻成王， 既昭假尔。率时农夫， 播厥百谷。骏发尔私， 终三十里。亦服尔耕， 十千维耦。”周公还总结了商亡教训， 告诫后代为君要“先知稼穑之艰难”。《大雅·桑柔》中说：“好是稼穑， 力民代食。稼穑维室， 代食维好。”周宣王时期的卿士虢文公还提出了“王事惟农是务”的观点。

另一方面，《周礼》中记载了周朝对商业的管控非常严密，连商业交易的次数，品种，数量，甚至什么时间交换什么商品，交换多少都有严格限制，对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员都有严格规定。《礼记》“王制篇”中记载了西周时的市场规定：“圭壁金璋不鬻于市，命服命车不鬻于市，宗庙之器不鬻于市，牺牲不鬻于市，戎器不鬻于市，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兵车不中度不鬻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鬻于市，衣服饮食不鬻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

上面的论证只是证明重农抑商始于周朝，而非后世法家的创造。不过重农抑商的理论论证确实是法家来完成的。

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国力的强大以及军事上的胜利。小小的周邦因为重农抑商能与强大的商朝军事对抗，并最终获得胜利。用实实在在的军事胜利证明了重农抑商的正确。后世的秦汉隋唐明清都不断的用武力证明重农抑商的正确性。

说完古人，再看现代文化革命。周人可以用实际的胜利在证明重农抑商的正确，但是因为美国的存在，毛主席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确。当主席的战友们到欧美转一圈后就被西方花花世界迷瞎了眼睛。巨大的经济落差导致了老战友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质疑，进而被一部分走资派带到了邪路上。

这种缺憾既有因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落后，又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本身不足。中美经济发展历程处于不同阶段，虽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发展，但在40年前连美国的后背都看不到。另一方面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确实大有问题，其不能适应剧烈变化的新科技新产业。

我认为在现在的中国，那么我们也许能建设我们自己的“重农抑商”。哦不，在工业化时代，应该叫做“重工抑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程师和产业工人队伍。工业党思想已经开始出现。如果能对工业思想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建设，提出新的工业经济理论。那么我们拥有支持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理论基石。这样的文化革命才能与周公的礼乐文明革命相比较。

要让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像礼乐文明一样运作上千年。社会主义工业经济不光要在理论上进行完善，还必须用实际的行动，特别是军事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就必须要求中国未来在某种战场上彻底击败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就如同武王克殷一般。新文明必须用实实在在的胜利在证明自己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