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关于中医的庸医现象 -- 燕人

下文来自于我亲伯父的回忆。

伯父是一个教师，没资格写回忆录，几年前和我父亲老兄弟俩打电话,谈起童年少年琐事，心潮澎湃，写了一篇文章给我爸，我爸转发给我了。

这个老中医是我爷爷辈的人物，应该是1910/20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他的子孙也是我邻居，比较熟悉。

有几个具体的人名地名我隐去了。

54年发大水后，我们搬到XX坊XX号居住，自那以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迁移过。关于XX坊XX号有许多事情值得回忆，但是我首先要叙述的是三位先生，我们分别喊他们是范伯伯、陈伯伯和杨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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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位伯伯中，我接触最多的是陈伯伯。陈伯伯身材高大魁梧，平时不爱多讲话，性子随和。原是江苏苏北人，出身于中医世家。

有一次他闲聊过去的婚嫁事情，对我说，他父母替他订了一门亲事，他不放心跑了十几里，偷偷地去看他父母为他寻觅的未婚妻。我估计他是不满意那门亲事，才只身一人来到芜湖行医的。他在芜湖娶了亲，陈妈妈为人也很好，她在菜场工作，在食品匮乏的年代，她还尽力照顾邻居。

他在芜湖正式挂牌行医。不巧，他第一个病人是一位重病号。他一夜没有睡，反反复复地想他开的医方。除了检查医方的药味和份量以外，还想如果患者病情好转，下一剂怎样开，如果患者病情恶化，下一剂又怎样开。倘若患者不治身亡，而患者家属责怪自己用药失误，自己又怎样应对。他焦虑不安地度过了一夜，第二天大清早，患者家属敲门。他心里唐突，紧张地开了门。谁知患者家属是来报告好消息的，说病人已有好转，想请他继续诊治下药。这位患者是经过芜湖许多名医都没有治好的病人，不料在他的手上治好了。于是他就有了一点小名气。

随后几年内，他都是这样处理他的医疗案例。他对我说，正因为这样他才养成了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的习惯。说完他又补充道：“现在好了，一遇到重病号，我就叫他去看西医，其实重病号也不来光顾中医，来看中医的都是一些慢性病人，所以我没有负担。”

大概是没有负担的缘故，他经常星期天到乡下去钓鱼，我还陪过他几次。大约是55年夏天，他天天4点许去赭山跟一位姓张的拳师学太极拳。正值是暑假，当时我初级师范毕业，准备上中级师范。我就天天陪他去赭山，自己也学拳。现在想起来，可能姓张的拳师也收我的学费，是陈伯伯代缴了。我们沿着翠文中学围墙从赭山的背面上山，到中山纪念堂学拳。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那位拳师还是一位跛子。在那里学拳的还有一位一中高中学生，因肺结核休学在家。说起来也令人难以置信，那位学生后来是我的同事XXX。

在去赭山的路上，陈伯伯高兴时，还唱上几句京剧。他喉咙高亢，韵味十足。有时又感伤地说些往事，前面的事情大都是那时他和我闲聊时吐露的。他还说，解放初期要取缔中医，他被迫去学西医，是从打针学起。没有等到他学完课程，上边又突然决定，保存中医这个国粹。有一次，不知是什么事情引起他的感慨，他对我说：“郑板桥说：‘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糊涂更难’。”文革后期，进驻他医院的军宣队找他谈话，说：“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摆老专家架子，让年青人喊你‘陈老’。”陈伯伯苦笑说：“我现在巴不得人们都喊我‘小陈’。”我不知这时的陈伯伯是否已经学会了糊涂？

联想到安师大外语系一位女教授（当时教授很少，不像现在一角钱可以买到十一个教授，一文不值），文革后期，将近60岁，但是每天还打扮得“花枝招展”。军宣队员教训她说：“你知道不知道‘丑’字怎么写？”女教授说：“我知道”。说着就在纸上写了个繁体‘醜’字，但是那位军宣队员认不识，只好无奈地装腔作势地摇了摇头。这位在外国蹲了大半辈子的女教授莫非也学会了糊涂？

文革期间，整天的舆论是：“知识分子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并且说今后县镇和公社地区里的学校要交给贫下中农们管理。

当时我想我也要学点实际本领，否则真的成了“五谷不分，四肢不勤”无用之人。我当时犹豫是否学一门手艺比如理发之类或是学习中医，陈伯伯劝我学中医，我就自学起中医来。我看了许多书，也背了许多单方。我看到中医书上，李时珍说脉象有三十多种，我有点不相信，就这个问题我请教他，但他笑而不答。现在我倾向于钱学森的说法，中医是中国人医疗经验的总结，它不属于科学理论。

70年代，陈伯伯患上胃癌，由西医开刀治疗。

最后他的病症恶化，临终前他说：“我现在才醒悟，我这个病属于寒症，用中医是可以治好的。”75年，他带着对中医的坚定信仰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