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关于中医的庸医现象 -- 燕人

刚看到一篇研究文章，特推荐给同学们参考。作者是湖北社科院路文史研究所路彩霞。这篇文章是她在南开大学攻读研究生时发表。标题是《清末京津庸医问题初探》。我认为，虽然这篇文章的目的是研究清末京津地区的庸医问题，但是其结论对我国中医的现状依然有警示作用。

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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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末西医的庸劣问题比较少见？

如中医黑所言，西医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实验科学，以人体解剖为基础，对人体生理结构和病理有精细的观察和相应的解释。在治疗方面有严密的操作规范。特别是西药的使用需要经过概率论基础上的试用检测。这保证了西医西药虽然不能如中医那样，“清源治本”，对于常见急性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还是很显著的。

中医和西医的相互存在，可以用定制产品和工厂化产品的相互关系相比拟。

中医治病好比定制产品。医生要对病人量体裁衣。中医要考虑的患者的具体状况：病人所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现在还要考虑人造环境如空调房），发病时和就医时的天气状况，病人的自身禀赋（男女，体重，胖瘦，强弱），发病时精神状态（情绪，喜怒等），种种因素不一而足。针对这许多个人信息医生才能做出判断开出药方。医生还要观察药方效果，调整草药的品种和用量。这是一个严重基于医生个人能力，而非标准化的治疗方式。庸医，俗医的现象很难避免。

西医相对简单。观察生理病变，判断症状，了解患者病史和用药史，针对症状使用药物。药物都经过相关检测，保证治愈率达到某个百分比。这里的关键就是这个治愈率或者药品有效率。药品或者是从自然中提取（靠古人经验），或者化学合成（大规模广种薄收法试用），但都经过试用达到某个百分率才可以被批准使用。可见西医的有效性是建立在统计科学基础上的，而并不是如同中医那样完全针对患者症状的治疗方式。西医的人力成本较低（只就事论事，虽然现实中并非如此），但是西药的研发成本，营销成本和厂商利润在社会上占据医疗成本的大头。

中医历史经验丰富，至少研发成本这块可以省一下。

下文来自于我亲伯父的回忆。

伯父是一个教师，没资格写回忆录，几年前和我父亲老兄弟俩打电话,谈起童年少年琐事，心潮澎湃，写了一篇文章给我爸，我爸转发给我了。

这个老中医是我爷爷辈的人物，应该是1910/20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他的子孙也是我邻居，比较熟悉。

有几个具体的人名地名我隐去了。

54年发大水后，我们搬到XX坊XX号居住，自那以后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迁移过。关于XX坊XX号有许多事情值得回忆，但是我首先要叙述的是三位先生，我们分别喊他们是范伯伯、陈伯伯和杨伯伯。

。。。

在三位伯伯中，我接触最多的是陈伯伯。陈伯伯身材高大魁梧，平时不爱多讲话，性子随和。原是江苏苏北人，出身于中医世家。

有一次他闲聊过去的婚嫁事情，对我说，他父母替他订了一门亲事，他不放心跑了十几里，偷偷地去看他父母为他寻觅的未婚妻。我估计他是不满意那门亲事，才只身一人来到芜湖行医的。他在芜湖娶了亲，陈妈妈为人也很好，她在菜场工作，在食品匮乏的年代，她还尽力照顾邻居。

他在芜湖正式挂牌行医。不巧，他第一个病人是一位重病号。他一夜没有睡，反反复复地想他开的医方。除了检查医方的药味和份量以外，还想如果患者病情好转，下一剂怎样开，如果患者病情恶化，下一剂又怎样开。倘若患者不治身亡，而患者家属责怪自己用药失误，自己又怎样应对。他焦虑不安地度过了一夜，第二天大清早，患者家属敲门。他心里唐突，紧张地开了门。谁知患者家属是来报告好消息的，说病人已有好转，想请他继续诊治下药。这位患者是经过芜湖许多名医都没有治好的病人，不料在他的手上治好了。于是他就有了一点小名气。

随后几年内，他都是这样处理他的医疗案例。他对我说，正因为这样他才养成了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的习惯。说完他又补充道：“现在好了，一遇到重病号，我就叫他去看西医，其实重病号也不来光顾中医，来看中医的都是一些慢性病人，所以我没有负担。”

大概是没有负担的缘故，他经常星期天到乡下去钓鱼，我还陪过他几次。大约是55年夏天，他天天4点许去赭山跟一位姓张的拳师学太极拳。正值是暑假，当时我初级师范毕业，准备上中级师范。我就天天陪他去赭山，自己也学拳。现在想起来，可能姓张的拳师也收我的学费，是陈伯伯代缴了。我们沿着翠文中学围墙从赭山的背面上山，到中山纪念堂学拳。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那位拳师还是一位跛子。在那里学拳的还有一位一中高中学生，因肺结核休学在家。说起来也令人难以置信，那位学生后来是我的同事XXX。

在去赭山的路上，陈伯伯高兴时，还唱上几句京剧。他喉咙高亢，韵味十足。有时又感伤地说些往事，前面的事情大都是那时他和我闲聊时吐露的。他还说，解放初期要取缔中医，他被迫去学西医，是从打针学起。没有等到他学完课程，上边又突然决定，保存中医这个国粹。有一次，不知是什么事情引起他的感慨，他对我说：“郑板桥说：‘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糊涂更难’。”文革后期，进驻他医院的军宣队找他谈话，说：“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摆老专家架子，让年青人喊你‘陈老’。”陈伯伯苦笑说：“我现在巴不得人们都喊我‘小陈’。”我不知这时的陈伯伯是否已经学会了糊涂？

联想到安师大外语系一位女教授（当时教授很少，不像现在一角钱可以买到十一个教授，一文不值），文革后期，将近60岁，但是每天还打扮得“花枝招展”。军宣队员教训她说：“你知道不知道‘丑’字怎么写？”女教授说：“我知道”。说着就在纸上写了个繁体‘醜’字，但是那位军宣队员认不识，只好无奈地装腔作势地摇了摇头。这位在外国蹲了大半辈子的女教授莫非也学会了糊涂？

文革期间，整天的舆论是：“知识分子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并且说今后县镇和公社地区里的学校要交给贫下中农们管理。

当时我想我也要学点实际本领，否则真的成了“五谷不分，四肢不勤”无用之人。我当时犹豫是否学一门手艺比如理发之类或是学习中医，陈伯伯劝我学中医，我就自学起中医来。我看了许多书，也背了许多单方。我看到中医书上，李时珍说脉象有三十多种，我有点不相信，就这个问题我请教他，但他笑而不答。现在我倾向于钱学森的说法，中医是中国人医疗经验的总结，它不属于科学理论。

70年代，陈伯伯患上胃癌，由西医开刀治疗。

最后他的病症恶化，临终前他说：“我现在才醒悟，我这个病属于寒症，用中医是可以治好的。”75年，他带着对中医的坚定信仰与世长辞。

中医的诊断方式不基于人体生理的解剖，而是基于阴阳五行等古老朴素唯物辩证法，即辨证论治。这个方法在庸医俗医手中很容易成为文字游戏。

清末有个做过御医的名手徐延祚，曾经毛遂自荐为醇亲王治疗中风。据光绪近臣翁同龢的记载，徐开出的药方使得半身不遂的醇亲王稍能活动腿。徐的药方中用了鹿茸配酒。慈溪太后大概听了谗言，下旨不许醇亲王再用徐方，而只能用太医的药方。翁同龢和光绪帝都赞许徐的医力，奈何太后懿旨。徐本人后来在他的传世医书《医粹精言》中评论此事：

皇宫中的太医自然不是凡手。但徐目之为“俗医”。可见中医诊断之难。

应该重视起来。一个可能的办法，是每个病人每次看病，都做详细记录，从各种检测指标到病人自己的满意度。这类数据由医保管理。可以对医生、医院进行长期评价。随着自然语言理解的进步，这些病历的阅读评价将会技术上变得很容易。滥竽充数的也很容易被发现。为了防止私心，应该数据由医保控制管理，算法由第三方（如医学、计算机相关的高校和科研单位）提供。最初一二年没什么用，积累十来年就是很宝贵的资料。

这样不仅对医生，医院给予评价，解决职称和医术的不符情况。同时对于疾病不同治疗方案，从药物，术式到康复手段的各种取舍也是宝贵财富。

1948年，感谢父亲将我们从怀宁县的一个农村带到江南小城芜湖。

最早我们住在芜湖市石头路，全家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石头路早已不存在了，只记得它是一条小石板路，在它通向长江的一头有一个小土地庙，离小路的旁边不远处还有一个小池塘。

解放之初，蒋介石的飞机经常来空袭，可能石头路离码头和火车站较近，所以是飞机轰炸的受害区，家家窗户玻璃都贴上纸条，唯恐震碎。

于是我们家搬迁，首先搬到XX坊1号，住了几年，后又选中XX路43号二楼一间小房间。

43号正门对过是一条弯曲的小巷子，巷头有一个用木头和竹子搭的简陋小木屋，里面住着一对朝鲜夫妇带一个小婴儿，他们靠摆康乐球维生，听说他们后来返回他们的祖国定居。

顺着小巷子走一段有两个分叉，有一家棺材店横在其中，实行火葬后，当然此店就关闭了。每个分叉出去都是新芜路，一个分叉的街对过是人民电影院，另一个对过是芜湖日报社 。记得小巷子中段有一个小烧饼店，店主的手艺不错，做的烧饼很好吃，不过有一次，我在他那里等烧饼，只见他解手后没有洗手就揉面，以后再也不敢吃他家的东西了。

附近有一家热水炉子（老板姓胡），当时人们用柴火后来用煤球烧水做饭，邻近的人常提个水壶在那儿买热水。一家油条店（老板姓彭），还有一家炒货店，一家面店作坊（老板姓邢），我们还常帮他们搖压面机玩。

当时还没有自来水， 人们常去40多分钟行程的江边淘米洗衣，XX坊1号有一个人（口吃）专门到江边挑水给这一带人家送水谋生，从中年到老年，最后腿也跛了还在挑水。有了自来水后也不是送到千家万户，每隔一段路有个供水站。

在XX坊14号与油条店间的巷道出去就是范罗山，市委就在山上，虽然也有战士在门口站岗，但是老百姓可以随意出入，小孩可以上山玩要。前面不远就是新华书店，再过去就是陶塘，后来嫌名称俗气（其实很有乡土气息），更名为镜湖（足见人们如何虚荣）。市政府，教育局就在湖边。

交通路43号主体是一栋二层楼房，从主体正门进去，呈现出一个倒凹字形，凹心便是小天井。

穿过小天井，是一间堂屋，它的左手边有两户人家，前面一间是成家（只记得有一个和我们同辈后来进了安师大数学系的成X），后面一间是朱家，朱伯父是芜湖电校的著名数学老师，他是武汉大学毕业的。

后面有一个“巜”形楼梯，楼梯口正对面有一户据说是远房姑侄的青年夫妇。上了楼梯，再右转弯过一个狭小通道，有一间小房间，那便是我们家。

楼上楼梯口右手正面就是和楼下堂屋对应的楼上客厅，客厅里除了一张桌子和两个旧式背靠椅以外，还放置一排刀枪剑棍等武术器械。走进客厅，右手边是吴先生夫妇的房间，当时和吴先生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小儿子吴XX、十来岁的小女儿XX和六岁长孙吴守德（大家叫他小德子）。

身材高大修长，面貌慈祥中带着威严，双目炯炯有神，平常不爱讲话，但讲起话却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他是练武之人，打起拳来矫健灵活，可日常举止却慢条斯理，透露出儒将风范。他的夫人和蔼亲近，待人也很客气。

吴先生师从于唐殿卿，唐殿卿是清朝末年著名拳师，精通宁、甘地区回教流派拳术，也有人说是他开创了曦阳掌等名拳套路。

据吴先生回忆说，唐殿卿青年时结了不少仇家，晚年孤身一人，也无多少积蓄，境况窘困。幸好李鸿章在合肥老家的管家喜好武术，他聘请唐殿卿来合肥做他家的武术教头，传授李鸿章和他家的子弟们武术。

唐殿卿有了安身之所，也一改青年时期从不收徒的作风，除了精心指导东家子弟武术之外，对外也招收学徒。吴先生就是这样（才以非李家嫡系子孙身份）幸运地做了唐殿卿的徒弟。

唐殿卿授徒极其严格，一个式子没有练好，他绝不肯教授下一招。后来吴重光先生教授我拳术套路时，每当看着我急于求成，一招只有三分像就想往下学时，他总感叹说：“我学拳时那敢这样？”，虽然如此，他知道我不是学拳的材料，我学拳也只是为了锻炼身体时能够做到“花里胡哨”不感枯燥而已，兼考虑我身居外地，所以也破例满足我的要求。

吴重光满师后不久，唐殿卿去世。吴重光一生都从事武术事业，曾经在中央国术馆担任过教官，他教我们的练步拳，他说这是中央国术馆“开门”拳，属于四川峨嵋拳系。他也一度在合肥开设武馆，与他的师弟王七（？）共同传播唐氏拳术。

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某杂牌军队（据他说是抗日义军）服役，也是担任格斗教官。他说，他教我们的戚门剑是在这段时期，他的一位山东朋友送给他的。所谓朋友之间赠送武术套路，有时是指他们互相教对方一套套路。

抗战结束后，他回到芜湖，定居于他自己的产业XX路43号里。解放后，他很少对外收徒，主要教授自己的子孙，二楼客厅便是他教拳的主要场所。

吴重光教育自己子女与别人不同，他特别看重子女们练拳，对他们要求极其严格，但对他们的学业却很少过问。子女们只要长大到16岁，他就与他们客客气气，不再要求他们做这做那，遇到家庭重大事情时，也和他们商量。

我们家刚做他的房客时，我在芜湖师范初师读一年级，弟弟在中山小学读三年级。父母认为练武不是“正统”行当，并没有让我们学拳。我们只是闲暇时看吴守德练基本功和拳术套路。有时吴守德痛得流泪，吴先生还逼他练基本功，我们看到这情景，心里不免感到害怕。

54年发大水，芜湖市汪洋一片，大水淹没了43号楼下，水深有我大半人高。楼下房客各自“逃生”，就剩下吴重光和我们两家蜗居在二楼上。这时正值暑假，我们更是空闲，不像今日学生整个假期也有大量作业要做。

恰好吴先生教吴守德短打，我和弟弟也跟着学，这算是我们学的第一趟拳。学拳时，吴先生并不要求我们练那可怕的“越腰、劈叉”等等基本功，我们感到很愉快。同样，吴守德看到有人陪他练拳，也高兴得手舞足蹈。

文革期间，我们都是逍遥派，经常回芜湖居住。那时我们一来无所事事，时间空闲得很，二来没有什么娱乐，所以我们都热衷于学习武术。

跟吴先生，基本上唐拳都学了，此外还学了五虎擒羊棍和对棍。关于五虎擒羊棍名称，弟弟提出质疑说：“捕捉一只羊还要五只虎？”吴先生牵强地解释说：“这样显得此棍法更有威力！”对棍是唐殿卿得意杰作，可惜我们不加爱惜，现在一点也记不得了。

吴先生教拳时，遵循唐殿卿传统，每招式只教三遍，所以我们学习时，都特别留神，生怕记不住。而且每天只教几式，在教之前，我们还必须把拳从头打一遍，遇到错误时，他总是加以纠正，有时我们觉得他的要求过于“吹毛求疵”。

遇到我们要返校，为了把一套拳学完，他仍然固守规矩，并不一次教上十几招，却要我们上午、中午和晚上三次去他家，每次所学仅当正常情况下的一天内容，即几个招式。为了加深理解，他还解释招式的用法。

他对中国武术有独特理解，他说中国武术融搏击、技巧和艺术于一体，他强调速度，要求我们“静如淑女，动如狡兔”。也许人到晚年，特别喜欢把平生所学讲给人听，他总是对每一招式中的搏击成分详加剖析，可惜的是，我们学拳只是“浅尝辄止”，并不想深究，当时没有用功，领悟浅薄。

大概他也看出我们对拳理的兴趣不浓，他感叹到：“像石头拳、曦阳掌等拳，喜欢它的人如获至宝，不喜欢它的人，却视它为草芥。正如北京猿人头盖骨，考古学家视为珍宝，平常人（如果他不知道它很值钱的话）并不想要它。”

确实如此，过去上石头拳只是他自己专门练的套路，从不教人；而且教曦阳掌时，仪式很隆重，这是我们学曦阳掌时，从吴师母所说的话中听出的，她说：“你们在学曦阳掌？从前学此拳时，开始都是要焚香的。”80年代，我看金庸武侠小说《碧血剑》，里面有一段是华山派掌门人穆人清教袁承志（袁崇焕的儿子）剑术时，开始也是请出华山派祖师爷的画像，焚香礼拜后才开始传授的。

但是，吴先生教老年人拳术却非常耐心，并不是只教三遍，而是不厌其烦，直到老年人学会为止。我们母亲曾对他说，她想学习太极拳，就怕学不会。吴先生说：“只要我教，你肯定学得会，如果学不会，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能够把你教会了。”果然，母亲学会了。

后来我在教数学时，也套用过他的话，对学生说：“如果我讲课，你们听不懂，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人能够把你们讲懂呢，肯定有，但是你们却很难找到。”

除了练功事情以外，吴先生对自己子孙是疼爱有加，每当他们在外闯了祸，他并不责骂，只是耐心地开导一番。他的小孩和别人打架，无论对方有理没理、是否吃亏了没有，他都亲自带着礼物到对方家里赔礼道歉，然后回来问明情况，也是无论有理没理、是否吃亏了没有，他也只是讲一番道理后，就打糖心蛋“慰劳”自己的小孩。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做人最主要的是骨气，如果被人打了，也不敢做声和还手，这算什么男子汉？”我不知道他青年时脾气如何，但是在我眼中他是个谨小慎微的人，每逢政治运动他都有点担心，这时他的表现与他刚才的话有点矛盾。

吴守德（我们喊他小德子）小学没毕业就进了体校，体校毕业后进了安徽体操队。64年全国运动会上，他是技巧冠军。随后他又进入国家体操队。

文革期间，弟弟去北京公干，也到国家休委去看他。只见空空荡荡的训练场上，小德子一人在锻炼。他对弟弟说：“我不相信以后没有比赛，我现在是夹着尾巴做人。”大概是70年代，他参加亚洲运动会，得了个人全能第7名。

吴先生其他子孙，我们没有多少印象。

吴先生后来得了胸膜炎，他说是夏天陪孙子们睡地板得的病，经常去外地（主要是合肥他大儿子即小德子父亲家）治疗，加上社会秩序恢复正常，我们也没有多少假日，所以联系不像以前频繁。

有一次回芜湖才知道，他已经去世。我到他家看望吴师母，她说：“吴先生临死时，对她说：‘奶奶，人生好像唱戏一样，我这一台完了’。”

她还告诉我，有一次吴先生发烧，仍然要去陶塘教我拳。她劝他生病就不要去了，但是吴先生说，“XXX还在那里等我”，听到这话，我心里更是难过。

其实论资格，我们根本算不上是他的徒弟，平常对他的称呼也比较乱。有时喊他“吴爸”；有时借小德子的辈分，喊他“吴爹爹”，从来没有喊过他“师父”或“老师”。前面称他夫人为师母，也是为了行文方便的缘故。

但他在世时，有一次却对我说，以后他不在了，就看你们的了，言下之意似乎把我们当作他的弟子了。他去世后，每当我去芜湖，一到陶塘，他的一些弟子也来找我“教拳”，原因是有的忘了套路，有的没有跟他学全，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从来不改吴先生的架式。有的人还劝我在铜陵教拳，我说我没有功夫，假如有人“向我请教”，我无法应付。他们说，我们去替你撑腰，喊你“大师兄”，把事情摆平。我心里想，这莫非就算是他说的“就看你们的了”那句话的意思。

吴先生在世时，他的房屋已经归公，没有经济来源，教人习武也很有限，人数少收费低，每趟拳只收3元。对比现在，许多并非“科班”出身的武师，收费都很高，他的境遇算是“生不逢时”的了。

用他的话说：他的一台戏结束了，不知我们会将他的武术传给后人么？

记得他曾经要我帮他整理一些唐殿卿的武术手稿，那上面错别字很多，例如“肾”字都写成“贤”，整理后，我征求到他的同意，也抄了一份唐殿卿的手稿，谁知到了学校，一位同事看到上面有养生之术，借去抄写，当时他在铜陵县体委工作，他把手稿带到县里，不小心弄留了。从这个小事看来，想我把他的武术传承下去也是不可能的了。

历史在继续前进，现在让我在这里，恭恭敬敬地称他一声师父，衷心祝愿吴师父在天之灵，一切安好。

印象中，但凡生癌之人，确诊前都喜欢大火猛油燥热的食物。民间多认为是喜欢吃燥热东西而导致易生癌，有医者认为实因癌已生导致身体饮食需要燥热之食。

因为中医是需要用药测试建立患者模型的，在测试的过程中，需要加大药量，一旦出现毒副反应，就需要决断是继续还是换药，换药那就等于模型重构。这一点其实和西医是一样的，但西医强在标准化，应对毒副的能力甩中医几条街，因此，要想成为一名好中医，就必须“欲要救人，先学杀人”。不治死治残一些人，怎么可能摸清药性完成模型，所以好中医往往也是杀人名医。也因此，中医的未来其实还是要看西医，医学本质上是相通的，西医的问题就是过分死板，但现在医学的现状是治死人的经验都在西医手里，也唯独西医有条件把模型系统化。

说个发生在本人身上的魔幻故事。若干年前，家里领导怀娃的时候落下了严重的痔病，遍试各大医院各种疗法，也割过两次，仍然经常复发，深受困扰。几年前俺一家子应朋友之邀深入南疆观光，不料领导中途痔病发作，茫茫沙海，不着天不着地的，极为凶险。朋友说附近有个他认识的乡村医生，医术甚为高明，可以一试。这个朋友是南疆的一个副县长，双脚走遍了附近的大小乡村，熟悉当地乡土民情，加上的确也没什么选择余地，于是车头一拐，走了两个多小时偏僻土路，找到了那间乡村小诊所（这也叫‘附近’，也是醉了）。虽说南疆乡村，街道和诊所都蛮整洁的，唯独那医生咋看之下，让俺信心顿失，觉得和街上走动的老农民没啥区别，就想找点碘酒之类消消毒对付一下算了。看病的人不少，又等了一小时，才轮到俺家领导（不得不赞这位医生的规矩，没因为朋友是当地县长就搞特殊）。当领导出来跟我说决定在这动手术的时候，俺的整个人生观都坍塌了，这是个啥地方啊，连在桌子上都没看见摆个听诊器的。当然，俺的反对意见一向无效，就忐忑不安看着这位医生给老婆腰上消毒，然后淡定地在抽屉里拿出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和一个小钩，恐怖片发展到这，俺是无论如何没有勇气看下去了，转身跑出去大口抽烟。大约十分钟左右，老婆出来，说医生把她的”痔疮根“拔掉了。看她一脸轻松的样子，俺忍不住好奇，也因为俺出身中医世家的缘故，想了解一下他的治疗思路什么的，就进去跟医生聊了一会儿。他跟俺说，大凡痔疮，跟肿瘤一样，都有个核，供应它生存的血脉都在刚才开刀的腰部位置，而且有一条”主筋“，把它切断挑出来，就算”断根“了。俺听着半信半疑，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看老婆伤口很浅，状态还好，就拿了点消毒药继续赶路。

几年过去了，俺家领导的痔疮再没复发。

具体可以看看这有篇介绍 [url="https://zhuanlan.zhihu.com/p/70286822"]挑羊毛疔可以治疗什么病？[/url]

网上用"挑羊毛"可以搜到好些相关视频

这有个相关讨论 [url="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2819930/"]这儿[/url]

当年我去保定乡下某医治疗近视眼。看到环境和医生本人后知难而退。

从概率论的角度看学长的决定风险极大。

当然你那朋友的经验可能会把概率上升极大。

学长且慢坐

另外兄台说得对，那位朋友先前已经介绍得很详细，说这位乡医治痔疮是远近闻名的，他作为领导干部，所言应该不虚，即使如此，做这个决定也非常艰难。不过哪怕不动刀光拿点消毒药，也不能保证老婆能顺利到达目的地，毕竟离目的地还有5-6个小时车程，难保绝对安全。再加上她本人坚持，也不是大手术，也就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