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无图修正版） -- 山川悠远

第九章 中国伊斯兰化发展的推手 （上篇）

中国政府强力推行伊斯兰化，从组织，系统，规模，深度上看，是其他世俗国家的伊斯兰化无法比拟的，哪怕是被当作伊斯兰化典型的欧洲也无法比拟。尤其是中国执政党的无神论属性更给这一事件披上了一层荒谬和疑惑的色彩。但显然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不可能与伊斯兰沾边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只有一种可能，党内混进了伊斯兰主义者。自然立刻就会又产生了一个令人错愕的问题，伊斯兰教徒怎么能混进无神论党内？这根本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唯一的答案一定是这些伊斯兰主义者不是以宗教教徒的面目进入党内的，而是以其他面目出现的。

其实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讨论大家大概都已经知道，这些伊斯兰主义者是顶着回族的大帽子混进党内的。而伊斯兰化则是顶着维护和发展回族民族文化遗产进行的。那么什么是回族的民族文化遗产？回族是个以教立族的所谓人造民族，它缺乏科学意义上的民族定义要素。如果对照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很明显回族由于高度汉化，高度杂居，没有自己独立的共同语言，没有自己独立的地域，没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经济生活，没有独立的共同文化，而很难说它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的宗教心理并不是民族形成的要素，何况所谓共同宗教心理，中国的回民也不是铁板一块，华北回族群体的高度世俗化和汉化，乃至很多人脱离伊斯兰就是一个例证。

这种人造民族根本没办法建立科学意义上的独立民族，也正是因此，体制内回族精英产生了集体焦虑感，所以他们开始四处寻求所谓独立的语言，独立的地域，独立的经济生活，独立的文化，独立的历史也就毫不奇怪了。他们为了使回族能够符合民族的科学定义，甚至修改了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2005年，也就是自1950年代初的民族识别过后50年，党内民族专家们终于拿出了自己的“民族”概念版本：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这个所谓集中国和世界的民族理论之大成的科学定义，实际上拿其中的民族要素与回族一一对照，还是成问题，所以必须加上最后一句“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可以说这最后一句话完全是为回族等穆斯林群体量身定做，而且从逻辑上看，纯属毫无科学精神的主观臆断。如果宗教是文化，那么佛教/道教完全可以比照回族的立族方式成立佛族/道族，天主教/基督教教徒也一样可以成为民族。

当然这种焦虑感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从明朝起，穆斯林色目人（请注意不是所有的色目人都是穆斯林）在血统上融合进中华以后，一直都存在的。这种反抗融合的情绪随着面孔的逐渐汉人化，逐渐从纯血统论转向宗教，在精神层面上以宗教抗拒汉化。然而在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特质的冲击下，也一再败退，在解放前，很大一部分回族穆斯林无论真假已经开始自称为汉族穆斯林，比较典型的是白崇禧和马鸿逵，而且民国的主导理论也是所谓回回就是汉族穆斯林。

如回附之以民，是民已系之于回也。况佛教传自印度，不闻佛其民印度其民也，基督教传自欧美，不闻基督其民欧美其民也。……一神教且皆以普及世界为目的，其博爱广施，故无国界也，世之宗回教者……不独一中国，已彰彰明矣，又乌得以回民概之耶？ —— 黄镇磐《论回民》 1908年

各位更得明白，甘青宁的回教同胞，和新疆的缠头，绝不相同。并且宗教是宗教，民族是民族，不能混为一谈。中国的人民，因信仰自由，信仰了回教，仍然还是中华民族，并不因信教而变为阿拉伯民族，这正好比中国人信仰佛教、信仰耶教，并不能以为信教而变为印度人和犹太人，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只知道我们是中华民族，是四万万人里的一部分。 —— 马鸿逵 《西北问题研究会刊》 1934年

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适用这‘民族’二字。。。。。。。五大民族说……造成了今日边疆上的种种危机……这恶果的第一声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想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自九一八以来，他们不曾放松过一步，甚至想用掸族作号召以捣乱我们的西南。——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 1939年

中国有许多佛教、基督教、回教，可以说都是汉族信仰宗教，佛教不能称佛民，耶教不能称耶民，那么回教也不能成为回民。宗教传布之目的，在于普遍，若回教之信仰，回民和回族始有信仰资格，未免将宗教本身变得狭小，不是宗教之本义。若回教即回族，难道非回族人便不能信回教么？ —— 蒋介石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讲话 1939年

人类能否因信仰一致而有相同之生活习俗者，即组织为一民族，实为一问题。……若回教为一种部落之宗教，则凡信此宗教者，均属此部落之人士，其他民族无参与此宗教之机会也。如回教为全人类之宗教，则任何民族皆得为伊斯兰教徒，则绝无将回教徒之种族打成一片之理。今人几无人不承认回教为最大之世界宗教之一，故回教徒亦决不能自成一单纯之民族。——傅统先在所著《中国回教史》1940年

然而马列的民族理论让回族精英终于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理论的漏洞，不仅成功地开了历史倒车成立了民族，并逐步开始发展培养自己的民族意识。在学术领域，集大成者就是白寿彝。白寿彝出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自小就学习古兰经和阿拉伯文。1932年获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哲学史硕士学位。师从冯友兰和顾颉刚。30年代开始关注回族问题，收集了很多资料，但大多为民间传说。抗战时期，他生活贫苦，受顾颉刚很多照顾，顾颉刚也十分看重这个聪慧的年轻人，不仅经济上给予支持，在学术上也尽力支持，白寿彝对此也十分感激。而解放以后，顾颉刚则对白寿彝充满了不屑。其中滋味，我们不是当事中人，也就不便多言。

解放后，一直名不正言不顺的所谓回回民族终于迎来了独立建族的机会，自然也引起了回族精英对马列的兴趣，据有关人士回忆，白寿彝就是史学界接受马克思主义史观最早最快的专家之一。1952年他写了一个《回回民族的心声》，采用阶级斗争论和列宁的一些观点，鹦鹉学舌般地声称，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阶级问题。而此时中国史学界的老学究们还陷入马克思唯物史观能否解释中国历史的纠结当中。白寿彝的这种积极站队为他后来成为中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奠定了基础。白寿彝 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心中对回回民族的感情和共产主义民族理论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自然完善回族的科学定义，将回族或者说伊斯兰发扬光大也就成了他潜意识中的历史使命。

可由于解放初的民族理论不过是全民共产族的中间阶段，他除了看着中共把同治回变翻案成农民起义，其他也无可奈何，甚至连卖国贼杜文秀和热衷种族屠杀的白彦虎也没有翻案成功。然而历史又给了他一个机遇，文革以后所谓民族宗教领域拨乱反正 ，除了保留了一个反大汉主义，其他都不剩了。白寿彝终于迎来了他大展宏图的时机。

改开以后大权在握的他给回族研究定下了几个方向：回族来源、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回族历史人物、回族文化史和回族现代革命史，回汉民族关系、回族经济史。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研究计划的目的一是为回族完善其科学意义上的民族定义，发展民族意识，在精神上回归阿拉伯伊斯兰的路线图，二是将伊斯兰内嵌进中华文明，以便为将来鸠占鹊巢的路线图。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非要选择伊斯兰？壮族、土家族、苗族和彝族这些人造民族在创造自己的民族意识的时候都没有选择宗教，而偏偏回族选择了宗教？其实还是老问题，汉化太彻底，只能以教立族，抛开了阿拉伯伊斯兰，回族什么民族都不是！也什么都没有！而族教绑定是伊斯兰千百年来制胜的法宝，不仅有历史渊源，还深深刻入回族宗教团体的心中，也自然成为回族成立新民族的制胜法宝。而白寿彝这位从小跟姑祖母诵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的共产党员历史学家自然也跳不出个这个历史的怪圈。虽然白寿彝并不见得处心积虑，但在潜意识的推动下，他最终不知不觉走上了伊斯兰的老路。从白寿彝1944年发表的《中国伊斯兰之发展》，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他对伊斯兰的执着之心。

伊斯兰本身在这时的遭遇是太苦了，它的教义和教法与这时的政治局面有极难沟通之处。于是伊斯兰教中便分出两种人来：一种是政治上有地位的人，他们对宗教信条多不能遵守，只因他们的政治地位有助于伊斯兰之发展，伊斯兰群众不能不有形式上的拥护；另一种人是笃守宗教的人，是支持伊斯兰的基柱，但他们的思想行动既不合于当时的一般情势，伊斯兰世界难免不与外界日益隔膜。 —— 白寿彝

白寿彝的这种心态应该很有代表性，他的观点不仅代表他个人，也代表了近代大部分回族精英的逻辑，到今天也依然如此。只不过白寿彝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而与他同时代的陈克礼却因为太过招摇，大谈什么“马列主义将要融入伊斯兰主义”而被枪毙。

白寿彝制定的那个学术计划——“回族来源、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回族历史人物、回族文化史和回族现代革命史，回汉民族关系、回族经济史“，议题涉及面广泛，不是一篇二篇文章能把细节谈清楚，但好在他制定的研究计划框架基本已经完成，这使我们无需关注他和他学生或下属的论证过程，只需关心的一下理论最后到底开了什么花，结了什么果，就会基本上对白寿彝伙同其民族同志穷尽一生搭建的理论框架有个大致的了解，同时对这些理论背后的逻辑和这些理论为什么目的服务有个更深的认识。

回族专家们的结论是，在中国，回族是所谓阿拉伯人/波斯人直系后裔，即使他们的面孔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汉族人长相，回族也依然应当坚信自己身上流淌着的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的血脉，回族的精神母国在中东。当然为了平衡认祖外国的尴尬，更为了使自己能在中华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发明了爹是阿拉伯人，娘是汉族人的一套糊弄人的说法。

有了阿拉伯人/波斯人的血统，白寿彝再接再厉，在马列民族理论体系中，再次强化了“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民族形式“的论断，并将其作为金科玉律写入中国的民族理论当中。将伊斯兰的宗教生活名正言顺地转化为民族文化和民俗，以便打着民族的旗号，发展宗教。

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生拉硬扯，以据说和臆想为主要依据，将诸多重要历史人物归为回族，对历史的篡改和杜撰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作为历史学家，白及其同族专家们毫无职业素养的表现令人叹为观止。

郑和明明是佛教徒，历史证据充分，就因为是色目人出身，被生硬地称为穆斯林教徒。常遇春为回族穆斯林的主要论据之一是“据说常遇春的父亲是个阿訇”。沐英更是连“据说”都省略了，直接成为回教徒。海瑞成为回族穆斯林的主要依据是他父亲的名字海答儿看着像色目人的名字，且不说海答儿在当地土话里有没有“海三儿”的意思，单说文革刨了海瑞墓，发现海瑞棺椁就无法解释。写出“水云深处是禅林"诗句的明朝重要思想家李贽，被称为穆斯林的证据为其家谱，他的一个先人的一个妾是胡人女子。如此总总，不胜枚举。

回族现代革命史

和执政党绑定，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自然是主要目的。其手段主要是利用回族共产党员=回族=穆斯林的公式，将回族共产党员与穆斯林不说直接画上等号，至少表示二者可以是互相兼容。这样就可以突出所谓建设新中国也有穆斯林的一份功劳，如果他们提出啥要当某地大地代治者的政治要求，应该也不算过。回族学者比较关注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马本斋，一个是杨靖宇（杨靖宇莫名其妙地被归为回族可以至少追溯到2000年的辞海）。其中杨靖宇不仅是中共党员，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给他打上伊斯兰的标签，其心叵测。

当然为了显示回族的革命性源远流长，对旧民主主义革命人物，回族专家自然也不会放过。比如在关于回族的文献中，经常会看到孙中山的这句话：

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之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

但这句话根本查不出原文出处。最早出现的地方也是在回族学者的著作中，白寿彝将此段话收入其1943年发表的《中国回教小史》，其后以讹传讹，其他各路学者再反复在论文中引用，结果最后似乎真成了孙中山说的。可是想想便知，孙中山在正式演讲中怎么会说出现代概念的回族，他五族共和中的回指的是西域的”缠回“，指维吾尔族等一众少数民族，现代回族概念是建国以后由中共正式推出的。这些所谓回族学者造假的手段其实就是生编乱造，三人成虎，众口烁金。

回汉关系，同治回变是个绕不过去的坎。要消除回变这个污点，白寿彝的手段首先是利用阶级斗争史观的片面性，依托中共自己的说法：“回变是革命起义“，然后利用国家机器致力于销毁回军伊斯兰圣战滥杀无辜的证据，无数的文物被收缴，收缴后即使留下来的也不加保护的堆在库房令其自己灰飞烟灭，而文字记录则被新中国的历史工作者有意无意地毁灭和篡改。直至最后彻底逆转。回军成为受压迫的革命起义者，而左宗棠的平叛清军和汉族团练则成了反动封建武装，死有余辜。受害者和逞凶者的角色完全被互换，而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左宗棠一下子变成了面目狰狞的刽子手。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改开前即使同治回变被翻案，宗教圣战士、种族屠杀的刽子手，叛国者白彦虎和卖国贼杜文秀也依然没有得到翻案。可在1987年的《第三次全国回族简史讨论会》上，以白寿彝为首的回族专家确立了回既为正义的原则，白寿彝宣称回族历史人物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放到历史中看，二以阶级斗争为原则，也就是只要历史上有反清行为，其他都不重要，为这两个败类翻案彻底扫清了道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回族学者正式全面夺取针对同治回变的话语权。并让汉族永远背上了大汉民族主义的原罪，以便他们可以肆意篡改历史。2006年陕西省人物志编写汇报就是一个白寿彝史学观对史书编辑工作强加影响的一个很好例子，双手沾满鲜血的吉哈德战士白彦虎摇身一变成了正面人物，史学家成了当地伊协的傀儡。至此一个个面目狰狞的伊斯兰吉哈德圣战士都成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大英雄，而众多被他屠杀的各族非穆斯林群众则被刻意遗忘，在荒野与草木同朽。

其次是慎重对待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为了在志书中体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志书专设了“民族与宗教人物”一章。除对过去不少书籍资料中运用的容易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词语统一作删除或置换外，最重要的是对左宗棠、白彦虎这两名十分敏感的人物作了较为慎重的处理。

左宗棠是汉族 …… 左的军队追“剿”回民义军手段残忍，杀人太多，所以在回族群众中对左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因一篇传稿而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经编委会反复权衡，最后决定撤下左传，按《辞海·左宗棠》条的口径，在附录之一的《1840年后的清陕甘总督简历》中列名简介其生平。

泾阳回民白彦虎，是被左宗棠率军镇压的陕甘回民起义的重要首领之一。他率领的起义军，反清意志最坚定，坚持时间最长久，征战地域最广阔。直到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肃州（今甘肃酒泉）被清军占领，才率余部退入新疆。志书初稿写他“在吐鲁番投降了阿古柏匪帮，改易服色，为虎作伥”，“成为帝国主义支持的阿古柏殖民统治者分裂中国新疆领土的帮凶、中华民族的败类。”然而在民间坊里，回族民众至今仍把白彦虎奉若神明、英雄，何况这里还涉及2000多位随白入疆的回民兄弟。为了查清这段历史，准确表述白彦虎与阿古柏的关系，编纂人员遍查工具书。多数工具书中除了分别运用“投降”、“勾结”两词外，还有一些书籍中表述为“投靠”。“投靠”一词，比起“投降”、“勾结”要平缓一些，于是在2002年的修改稿中采用了“投靠”的提法。然而，省伊斯兰协会的同志看了，仍表示不能接受。直到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著名历史教育家、回族人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回回民族史》，才算找到了妥善的解决办法。书中记载，光绪二年，白彦虎“被迫采取了联络阿古柏以抵御清军追击的策略”。这里把“投降”、“勾结”、“投靠”的传统说法改成了“联络”。而且这个“联络”也只是“策略”，并非目的。他“联络”阿古柏的目的是什么呢？该书引用了左宗棠给朝廷一份奏折的话，道出了缘由：他“自知势力不及安集延，思为声援以自固”。可见，白“联络”阿古柏，是为了“借”阿古柏的“势力”以抵御清军的“追击”，从而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这说明从“投降”、“勾结”、“投靠”到“联络”不仅仅是遣词用字的变化，而且是史实上也有重大误差。我们用《中国回回民族史》一书的观点和材料重新修改了白彦虎传，伊协的同志表示满意。

—— 《陕西省人物志》中册)编纂工作的汇报 2006年

回族经济史

所谓回族经济史，其实就是清真经济史，正如前篇所叙述的，研究清真经济史的现阶段的目的就是为强制推广的泛请真化打理论基础。而长期目标则是实现清真工业体系，清真金融体系，直至清真自治政体。

民族定义中，最关键的两个要素，语言和文字都是回族所缺乏的。所以要谈回族文化，首先必须首先在口述语言和书写文字上回归阿拉伯，有自己的民族特性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称民族。在这个原则指导下，阿拉伯文字在学校被推广，阿拉伯文读物被发行，阿拉伯文在各种公共场合被大规模使用（备注：现在大部分公共设施标识已经被整改，阿拉伯语被去除，例如牛街阿拉伯语标识都已经被撤除）。

文字回归阿拉伯之后，紧跟着一定是民族服饰。同样，缺乏自己的民族服饰成了某些人心目中永远的痛，为回族定制一套去汉化的民族服饰，是他们近年来一直在努力的事情。《情定临夏》“这个最后在公映前被毙掉的电影，为让回族妇女重新穿上伊斯兰极端服饰，可以说费劲了心力。（备注：《情定临夏》为临夏回族自治州建州60周年献礼片，由中共临夏州委宣传部，临夏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国际）清真产业联盟联合拍摄，后因民众强烈反对而被禁演。）

另外回族有自己独特的歌舞吗？现实中肯定是没有的，那么抢夺一个其他民族的传统歌舞，并指派给回族，就是艺术战线回族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虽然花儿是一种地域性的歌曲形式，不是某个民族群体专有的艺术形式，但在回族精英的努力下，花儿变成了所谓回族音乐，而且还要穿上阿拉伯服饰唱。而所谓回族民族舞蹈更是充满了阿拉伯的异域风情。

实际上在“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一原则指导下，回族的阿拉伯化或者说伊斯兰化早已贯彻到回族的各个方面，建筑，电视节目（比如清真的味道系列片），甚至是医学。所谓回族医学，这个1987年才被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的所谓“回族的珍贵文化遗产”，现在已经正式确立为本科专业课程，当然专业课之一就是伊斯兰宗教教程。

以上我只是罗列了一些事实，肯定不能涵盖所有回族伊斯兰化的所有境况，但可以肯定地讲这种去汉化，重新阿拉伯化的举措已经深入到回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在融合过程中，被融合进以汉文明为根基的中华文明的时候，其他民族自然而然会产生抗拒力量，这是民族融合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但回族之所以特殊，在于它的高度汉化以后的去汉化过程，而且其去汉化速度之快令人惊诧不已，自改革开放以来算，不过 40余年。

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员白寿彝的作用是极为特殊的，他利用自己权威地位，将“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民族形式”的论断强化并推广开去，成为中国民族学领域的一条定理。白的另外一大贡献是他发明了一套独特的历史方法论，在缺乏史籍史料的支撑下，他把回族的民间传说，小调，家谱，甚至个人访谈等等这些不十分可靠的史料拔高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完全不需要其他任何佐证，就可以单独作为历史证据使用。他要用这种方法“把中华民族之一的回回民族的历史贡献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展示出来”，在这种粗糙的方针指导下，上梁不正下梁歪，最后“指鹿为马”都不算新鲜，红口白牙的把“据说”作为科学论据，堂而皇之地写在正式的学术论文当中。将中国的回族问题引上了歧途，将过往伊斯兰中国化已经取得的成绩，彻底毁灭。

当然如果没有执政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给他创造机会，他是不会借着所谓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代表那么快上位的，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执政党泼脏水把好孩子也泼掉的大撒把，他也没机会把原来去宗教化的共产族政策修正为伊斯兰化。没有大部分回族精英对伊斯兰化回族达成共识，回族伊斯兰化的速度也不会如此之快。冯今源和杨怀中这两名回族共产党员就是白寿彝之后，回族民族精英中的代表人物，尤其是杨怀中，他创办那本著名的宗教杂志——《回族研究》，必将在“伊斯兰化回族”和“伊斯兰化中国”问题上，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共产党员杨怀中（回族）：历史让它（回族）担负着向东方传播伊斯兰文化的使命

共产党员冯今源（回族）的观点翻译过来就是伊斯兰也是中华大地的主人

最后我来做个简单的小结，本章我用了很大的篇幅，图片，来剖析官方学者推动回族阿拉伯化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回族民族精英试图完善回族民族概念，借以树立民族意识，建立民族地域，但由于回族这个所谓民族先天不足，为了所谓独立的民族特点，只有一个手段，阿拉伯伊斯兰化。当然说把宗教用民族伪装起来，进而发展宗教，也无不可。

所谓共产主义者白寿彝在其他历史学领域的成绩或许很大，但在回族学领域，他代表的过去和现在的回回民族的民族主义精英，对今天的乱局是负有极大的责任的。作为回族民族主义者，他们也许想在伊斯兰宗教排他性和世俗兼容性之间做些平衡的努力，但从现在看，所谓回回民族只要走上了发展壮大伊斯兰的民族自决道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整个群体向伊斯兰教义加速前进的命运，这是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内在属性决定的，不是哪个人的美好愿望能够改变的。谁也不可能在世俗化和宗教化之间，走出第三条路。

就此我们也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回族的民族主义者是体制内推行伊斯兰化的主要推手。那么由此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一帮秀才怎能翻出这么大的天？光有理论，没有政策上的支持者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具体实施白寿彝理论的民族主义者又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在将在下一篇中进行探讨。

第九章 附录一 回族医学是如何诞生的

1987年以前回族医学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一些有民族特色的中医项目。但1987年以后一套残本“回回药方”忽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极大兴趣。

1987年11月，在福建泉州召开的海外交通史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召开了翻译、研究《回回药方》的会议。1989年12月11日至13日，在西安举行了“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该次会议催生了《回回药方》的点校本的问世。会议认为回族医药反映了民族特色，今后有必要从多方面对其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并使之应用于临床。1994年，宁夏回族医药专业委员会成立。

其后宋岘教授经过10来年的努力，在纯学术领域，终于完成了《回回药方》的释义工作，《回回药方考释》于2000年出版。

根据宋教授的考证，虽然间杂中医药方，但《回回药方》实际是以多本伊斯兰医书为蓝本的翻译著作，与伊本·西那所著的《医典》联系最为紧密。虽为汉译，但掺杂多种语言的外来借语，且由于反复抄录，语法和词语错误百出，如果不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及其他一些语言，完全无法阅读。也就是说，这本医书与现在的回族无关，又由于语言问题，不说传承，连读懂都成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本医书在古代就已经渐渐没落了，就更谈不上什么现代意义上的临床概念。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冯增烈在《回回药方》点校本的序言中指出“首先组织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系文字的专家，对《药方》中民族药的名称按其所附原文进行翻译”，也证明此书阅读困难。但毕竟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正如当年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忠和所说：“首先要对回族医药文献进行挖掘和整理，才谈得上对回族医药的继承和发展。”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宁夏医科大学全面启动回医药学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回族医学研究所于2007年7月正式成立，编写《回族医学基础理论》等8部回医药学讲义。2008年始招收回医药学文献研究方向的研究生。200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整理、编写出《中国回族医药》《回药本草》和《回族医药方萃》等10多部书籍。

同年回族医学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1年11月4日吴忠市中医院整体移交宁夏医科大学成为其直属“回医中医医院“，为什么还挂着中医的名字？正如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院长牛阳说的：回族医药在许多疑难病症的治疗上有独特之处，但因古籍文献大量流失，给回族医药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造成了极大困难。

2016年3月，经过发掘，整理，发展，临床实验，回族医学的春天终于到来了，宁夏医科大学在连续三年申报增设本科“回医学”专业之后，终于申报成功，开始招收本科学生。当然伊斯兰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专业课。

2016年7月，再传喜讯，宁夏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回）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6年—2020年）》。如果从1987年算起，29年的卧薪尝胆，终于让这个”名见经传，事不载书“（出自宁夏医科大学本科回医专业设置申请表）的所谓民族医学重放异彩。

第九章 附录二 回族学中的史学研究方法

回族是一个新中国以宗教为基础创立的一个人造民族。回族学则是新中国诞生后的一个新生学科，准确点说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诞生的一个新学科。然而在学术上，回族学研究面临重重困难。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回族穆斯林汉化严重，根本没有完整的民族历史，只有古时留下些宗教著作以及中东来的所谓祖先的些许历史痕迹和记忆。可是这种历史碎片，实在无法为一部完整的民族历史提供有力的支持，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构建民族历史。而更加艰难的是，这些历史碎片也因为汉文化的冲击以及年代久远，基本上没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像样历史证据了。这都使得所谓回族学在民族学领域举步维艰。然而这显然难不倒一众宗教情绪炽烈的回族学者，其中白寿彝无疑是佼佼者，他不仅为如何构建一个人造民族指明了方向，还利用自己的行政地位和学术地位，为如何研究回族历史，确立了一系列研究方法。

首先年代久远一点的，就套用色目人等同于穆斯林的公式。比如郑和，其佛教徒的历史证据充分，但并不妨碍回族学学者们，红口白牙地咬死色目人后代郑和就是穆斯林，至于那些佛教徒的证据——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佛说优婆塞戒经》和《五华寺人藏经发愿文》等一列文物，都被“郑和内心保持着伊斯兰信仰“一句话就打发掉了。

《发心书写金字经》：大明国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 南京郑和墓原名马回回坟，原墓为典型中式坟墓

郑和主要的或根本的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奉佛崇道只是表面现象，只是为适应他所面临的社会环境。这种适应，并不完全是被形势所迫,更不是受权力威逼，而是含有在特定条件下他自愿随波逐流的成分,但它们并没有达到导致郑和放弃或改变伊斯兰。

——剖析航海家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兼评郑氏“奉佛”、“崇道”说，中央民族大学林松教授（回族）

而南京市政府，不仅全盘接受了郑和是穆斯林的说法，而且仅凭个人口述，在所谓专家们的匆匆考证之后，就判定一处无任何明确历史记录的马回回坟为郑和墓，并于1985年依照教徒墓葬的形制将中式马回回坟修改为伊斯兰坟墓的形制。

丁鹤年为色目人后代，明初十大孝子之一，为母守灵17年。同时他还精通儒学，佛学，还是著名诗人，他写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句：“寂寂先贤宅，堂堂古佛家。“；” 坐禅霜叶秋埋膝，行道天花日绕身。“；“淡泊资禅味，清凉养道心。”；“最爱群仙持绛节，朝真不惮九天遥。“。从其诗句上看，除了禅意盎然，仙风道骨，丝毫看不出什么伊斯兰的痕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秉承汉家文化的色目人，就因为是色目人，而被新中国的专家们彻底地定性为回族穆斯林。

由于明朝对色目人实施强行同化的政策，色目人的传承逐渐模糊。那么色目人等于穆斯林的方法就不能继续使用了。于是白寿彝以独特的视角又发展出了一套研究方法。他将史学研究中的民歌，民谣，民间传说，家谱，匾额，碑刻，账本等原来辅助性的材料，无限放大，完全当作正史使用。这些东西的历史准确性本来就有问题，又由于回族对文物造假尤为严重，导致这些所谓文物历史价值极其有限。回族对文物的造假主要是因为古时伊斯兰教徒为了能在寄居地生存和传教，而刻意制假，以期证明自己自古为中华的一份子，好掩盖自己异质文明的本质。但由于知识有限，信息量不够，经常漏洞百出。如牛街清真寺的康熙圣旨匾额，仅从用词和格式上看就知道是民国期间的假货。中国各大清真寺保存的匾额和碑刻大都存在这类造假问题，多表现为修改建造年代，在建寺碑记中添加古时名人的姓名，以示此清真寺的皇家气派。家谱也是造假的重灾区，回回家族采用攀龙附凤的手段，利用合谱的机会抢夺汉人家谱的做法十分流行。更有甚者，就是直接造假。当年造假的理由更多是为了生存和传教，可是谁能想到，多少年以后，这却为后面的回族学者创造了一个极佳的机会，用这些伪史资料构建民族。

以往历史界在使用家谱的时候格外小心，而白寿彝则为了回回民族的发展，打破了这个禁忌。只要本家家谱里敢说，回族史学界就敢当正史用，成为回族学中的学术潜准则。山东有一支回族自称为明朝开国名将丁德兴后代，证据就是一部家谱，而此家谱却是由三个不同家谱合谱而来，顺治年间的第一部家谱已经不可考，而光绪年间第二部家谱修订人在序言中写得很明白，他说，传言说我们是丁德兴的后代，但是时间太久远了，根本无法考证，就当作传言记录一下，强行攀附，只会被人笑话。而民国期间的第三次不同丁姓家族合谱，这条就消失了，新家谱堂皇之地自称为丁德兴后人。就是这样一部传承记载清清楚楚的家谱，到了回族专家学者手里，就变成了明朝开国大将丁德兴为回族的铁证。可见这种把民歌民谣，民间传说，家谱当作权威史料的研究方法有其局限性。当然无限拔高，就是明显包藏祸心了。

我们过去的文献材料也是很分散的。……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工作，要进行资料的工作。这里边可以包含这样那样的内容。首先是把历史文献里面的书面材料大量搜集起来。……把文献方面的资料尽量地搜集起来，按照时代排列起来……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 好处。……对于地方材料，细化出诸多种类。如清真寺碑刻、回民墓碑、族谱、回族团体章程、刊物、各种 文件、回族行业记录、账本、各地回民传说、故事、歌谣、匾额上文字、有关文物等……在资料工作上，还要搜集地方材料。这里面包含了礼拜寺的碑刻，回族墓地的碑刻，家谱，各种回族团体的章程、刊物、以及各种文件、 回族所经营的各种行业的有关记录、账簿等等。还有地方上有关的各种传说，包含流传的故事、歌谣等等都在内。……地方上的材料，还包含有礼拜寺的各种匾额的文字，有关的文物，这些也要搜集起来。

——民族宗教论集，白寿彝

可是即使暂不说民歌、民谣、家谱等资料的可信度和局限性，就是单论这类史料数量和质量，构建民族史还是不足，于是白寿彝又把历史界另外一条辅助研究手段信手拈来，令“回忆”、“访谈”也提升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高度。而此门一开，所谓口述历史的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自然发展到极致就是“据说”式历史论证过程大行其道，当然大部分回族学难言之隐，确实也一洗了之了。

更应该注意的是革命史的资料和劳动人民记忆中的历史资料。像这一类的资料，经过时间越多，就损失越多，并且是一经损失就不可弥补了。我们希望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们，能就记忆所及，或自己写，或口授别人代写。把这些材料集成一本一本的“革命回忆录”出版，对于革命史的工作将是很重要的贡献，这也可以更好地教育下一代。同时，要很好地组织一些力量，把回族调查工作经常化起来，对有关的人民公社进行重点调查，写成专书。 ——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白寿彝，人民日报 1960年2月22日

1989 年 9 月 15 日在河南会议上， 先生作了题为讲话: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同志，……我们要 要求这些同志抓紧把他们的经历写下来。……这些材料，都是活材料，更要抓住不放，要写在纸面上，写在录音带上，写在照相机上……写这些材料，我想可以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回忆录，主要是自己的事情，一种是见 闻录，写听到见到别人的事，一种是采风录，写一些民间风俗习惯歌谣等等。这三种形式可以分别的使用，也 可以混合的使用，可以系统地写，也可以作为札记去写。”

——《关于开展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白寿彝，1989年9月

例如《回族人物志》中，明朝名将常遇春被论证为回回的证据主要有，据说常遇春的父亲是个阿訇，据说常遇春多用回回兵，据说北京常营回族的祖先为常遇春，据说常遇春资助建设了很多清真寺，据说常遇春与穆斯林结成了儿女亲家（指明朝开国名将冯胜，冯胜为回族的证据依然是一个所谓家谱）。在读者的目瞪口呆中，完成了论证。

既然“口述“可以当作探索历史的工具，那么”演绎“自然也可以当作学术工具。例如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李贽没有任何伊斯兰宗教著作，却喜爱参禅，写禅诗，晚年还曾寄居在佛寺剃发不受戒，爱好清洁，崇尚薄葬，死后未用棺椁，而最后两点”爱清洁“和”崇尚薄葬“，就被中国的回族史学家们被说成这些习惯与穆斯林相同，说明他内心依然是归属伊斯兰的，也就是说这是他是穆斯林的铁证之一。不说”爱清洁“，单说”裹布下葬“，如果这个逻辑成立，汉代崇尚薄葬的卢植也是裹布下葬，岂不是说卢植也是穆斯林。可惜卢植死于公元197年，比伊斯兰早了400多年。

当然，这种信口开河式的论证方式，大多数时候管用，但它们并不是万能的，比如白彦虎和杜文秀的问题。此二人大节有失，卖国历史证据确凿，翻案困难。就算白寿彝自60年代起就鼓吹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英雄的史观，也很困难解决他们两个的问题。白寿彝鼓吹的这种两类民族英雄的史观，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史观和多元一体民族斗争史观，这种史观体现在清代，就是反清即为正义，体现在古代，就是破坏了中国传统的道统法统，中国王朝不再有所谓正统王朝，而是大家都是正统王朝，所以岳飞不再是民族英雄，而只能是汉民族英雄。可以想见这种史观，必然给中国历史的认知带来混乱。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有机会，我们在后续的章节中再进行讨论。

民族英雄有两种，第一种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英雄 ，这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民族英雄。第二种是 本民族的英雄，即在一个民族内部的英雄，这是在跟别的民族斗争中成长或在本民族 内部斗争中出现的英雄。 ——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白寿彝，1981年

写历史人物传记可以走英雄史观的路子，也可以走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子，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子，问题不在于写不写传记，而在于怎样写，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看。 —— 回族人物志题记，白寿彝

打倒四人帮以后，随着白寿彝坐稳了马列史派开山祖师的位置，行政职务越来越高，慢慢地翻案也就不成问题。白寿彝不断地在西北回民起义的相关研讨会上，提到他的要以阶级斗争史观看问题，要正确看待民族内部英雄的说法，在这种不断的暗示下，下面的人自然心领神会。杜文秀的问题很好解决，他叛国的证据只有两个，一个物证是藏于英国档案馆的《上英皇表》，一个人证是使臣刘道衡。那么只要一口咬定物证是假的，人证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骗子，在“反清即为正义”的大旗下，杜文秀的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一众回族学学者也就是这么干的，具体过程也就不在赘述。

《上英皇表》：“中华总统兵马大元帅，臣杜文秀，谨表呈大英国皇上陛下，俯请圣安，伏乞鉴纳事……臣等深慕大德，远献愚忠；如蒙俯纳，遣发飞龙之师，愿效前驱，成逐鹿之志……”

而白彦虎就复杂的多，就算把他杀光异教徒的滥杀圣战行为美化为自卫行动，正义的反清起义，也无法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为他附敌和叛国开脱，投靠侵略者阿古柏，叛逃俄国，充当俄国干扰伊犁谈判的雇佣军，如何洗刷得干净？那么如何解决？看来除了以势压人，无计可施。于是投靠内附阿古柏，变成了白彦虎只是联络阿古柏，无实质性的合作。叛逃俄国，成为被逼无奈保存实力，至于俄国雇佣军，能忘就忘记了吧。从1987年的第三次回族史讨论会开始为翻案吹风，大谈什么功大于过论，到1998年陕西师范大学汉族教授王国杰，正式喊出重新评价白彦虎，再到2010年还是这位汉族王教授把白彦虎这个杀人魔王般的圣战士，崇敬地称为民族英雄为止，只不过23年的时间，而早在2003年去世的白寿彝也相当满意地在他最后的著作中，把白彦虎叛国投靠阿古柏修改为联络阿古柏。

（光绪二年，白彦虎）被迫采取了联络阿古柏以抵御清军追击的策略。

——《中国回回民族史》，白寿彝，2003年

自然为了使伪史能够在学术上彻底站住脚，收缴记录真实历史的文物是必须的，垄断历史文献也是必须的。而根据他们发掘或发明的伪史，大规模的重修历史教科书，各个地方政府重修县志等等也是必不可少的，重新出版的清朝和民国时代的老县志和古籍，能在同治回变相关章节做个留白或者画几个空格表示有删节，就已经算是十分严谨的治学态度了。只是白寿彝和他的回族同志们大约万万没有想到，互联网使得他们费劲心力制造的这些伪史能这么迅速和彻底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第三十一条：“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有侮辱、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性质的碑碣、匾联和文献资料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妥善处理。”

——《甘肃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送审稿）》，2016年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先天不足，缺乏历史支撑，所谓回族学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路，一是关注历史罅隙中的繁枝末节，并故意忽略这些繁枝末节历史真实性的考量。二、以意识形态为大棒，强行剪裁历史、生拉硬扯。三、直接凭空捏造，杜撰历史。而当回族学的理论框架初步完成后，回族学学者就采取，你论文中引用我，我论文中引用你的方式，用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方式，完成伪史的最后的构建。最后的借助行政力量，强行推广伪史。而可以想见，这种研究方法和逻辑不仅存在于回族历史研究中，也一定存在于所谓回族学的各个分支角落。

这套手段，完全丧失了客观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完全丧失了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最基本的职业素养。这种治学的态度，能够在中国横行无阻，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作为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研究者的他们将如何面对历史的审视？当然在马列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招牌下，打着伊斯兰的大旗创造所谓民族历史的回族学专家们，或许真能得到真主的赞扬吧！

“从这几十年回族史的实践过程来看, 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和伊斯兰宗教知识的修养, 对回族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回族史论稿》序言，白寿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