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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接触商谈——西藏政策的困局与变局 -- 诸葛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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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接触商谈——西藏政策的困局与变局

在去年的帖子里我提到过,如果有时间,我会写一个关于中央政府与达赖集团谈判,或者更准确一点,与达赖集团的“接触商谈”的帖子。现在简单写几句。

按照藏学研究中心王小彬的整理,2002年到2008年,中央政府与达赖私人代表总共进行了九次接触商谈。第一次时间为2002年9月,地点在北京、拉萨、林芝、日喀则、成都、上海等地;第二次时间为2003年5月底-6月初,地点在江苏、浙江、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等地;第三次时间为2004年9月,地点在广东、湖北、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等;第四次时间为2005年6月30日-7月1日,地点为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第五次时间为2007年2月15-23日,地点为广西桂林等地;第六次为2007年6月29日-7月5日,地点为上海和南京;第七次为2008年5月4日,地点为深圳;第八次为2008年7月1日-5日,地点为北京;第九次为2008年10月31日-11月5日,地点仍为北京。另据公开的新闻报道,第十次为2010年1月26日-31日,地点为北京、湖南韶山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自2010年以后,双方无正式公开的接触商谈。外电报道,2017年11月,双方在昆明有一次接触商谈。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算起,则接触商谈不下20次。

按照官方的说法,接触商谈讨论的是达赖的个人前途。但问题在于,事情是否只是副国级职务、二环豪宅和保健医疗这么简单?或者,这些东西对于达赖本人来讲,是不是没有人主动送上?所以,谈判的核心的内容,恐怕离不开海外流亡集团的整体回归问题。

谈判的结果,是中央政府反复强调“三个坚持”和“三个不行”,达赖方则发表《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要求把“所有藏人自治区与合并为一个自治区”。

在历史上,通过谈判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始终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选项。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政治氛围下,这个选项更有诱惑力。最终没有谈成的根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西藏持之以恒的支援建设,和由此带来的对西藏民生巨大改善。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达赖集团在开价时,除了要求宗教特权以及实质的政治独立以外,无法开出合理的价码。合理限度之内的东西,中央政府已经用全国对口支援体制持续在给予;超出这个限度的而不危及中央政府合法性的空间,微乎其微。西藏态势的微妙变化,是一分一毫的人力物力积土成山之功,而非幸致。

我研究中央政府和达赖的接触商谈,很早就有一个结论:只有谈本身,谈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如果从一线主持其事的人的角度看:谁也承担不起商谈彻底失败的代价(至少在商谈当时是如此),但是谁也承担不起商谈成功的代价。

有没有这样一个时间点?过了这个时间点,所谓商谈接触,除非真正降顺,否则再也没有意义。这样一个时间点,在过去10年,恰好出现了。

2012年2月6日下午,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王立军走进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此事成为后来中国政坛一系列顶级高官落马的多米诺骨牌的开端。这件事不仅影响到中国高层政局,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对达赖集团的接触商谈:为了完成政治力量整合和重建政治权威这一关乎生死的大任务,中国政局进入一个讲规矩、讲是非的时代。官至正国级的常委永康、开国元勋之后的瓜爸、平民而得高位的令狐、军权煊赫无比的锤锤,一时尽入秦城。在这个时候,还要和一个被定性为“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的人派出的代表喝茶聊天,是个什么道理?此人流亡海外,搞了了“小朝廷”?此人影响着藏民和藏传佛教徒的精神世界?此人有多重外部力量的支持?要是这么个逻辑的话,则今夜秦城,不知几人垂泪,几人扼腕。当时怎么没一次把事情搞大?

护士长夜奔之际,坊间有一种说法:达赖身体有恙,护士长去成都,是为紧急应对之故。这个说法很快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但护士长闯馆一事,搅动政局,最终竟然封住了所谓的“接触商谈”之路,是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

西藏政策,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调整的迹象。这些细微的调整,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长期以来的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问题上的被动,和希望借助所谓“上层人士”搞“代理人治理”有关。但是从香港问题所展现的教训来看,“代理人治理”成本之高,超出最初预想,收拾局面,非直接治理不可。

第二,大众媒体发达的时代,密室交易的操作性几乎被压缩至无。尤其是08年以后的几次商谈,几天之后,中央必召开记者招待会。

第三,从贸易战至新冠,心情难免如过山车一般。今日之TG,多少恢复了一些真正的自信。既然经贸关系未必能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既然中国要全面准备应对关系恶化可能带来的各种冲击,那么在这样一个曾经认为坚不可摧的东西都被动摇的时代,凭什么认为,在西藏问题上,原来的有些判断,不能变一变?

第四,从国际范围内看,西藏分离主义势力受到西方世界的支持,与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叠加的民权运动、嬉皮士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对东方的神秘主义想象有关,亦即藏教提供了一种融合反叛与享乐的意识形态。现在,当时的1968年人(1968er)已经步入暮年,加上整个西方世界的右转势头,分离主义势力在未来能获得的来自西方世界的支持,可能会减少。需要警惕的,是分离主义集团利用藏教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中的传播,抽取资源续命的策略。中国城市新兴中产阶级以藏教作为新的身份识别标志,是这个大战略的一部分。

西藏问题,核心是两个因素:第一是对西藏的物质力,第二是对西藏的精神力或道义力。公路和铁路修通,用于高原地质气候条件的大型运输机列装以后,对西藏的物质力投射,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

在精神力或道义力上,形势比较复杂:达赖手中,主要是在同情西藏分离主义势力的英美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搞出两个叙事框架:一个是香格里拉叙事,即西藏作为保留神秘力量的终极圣土的故事,用来忽悠西方民众;一个是出埃及叙事,即把自己的逃亡解释为带领藏民族出埃及的苦难辉煌,用来作为自己的基本人设。中美对抗,主要围绕人权叙事展开。美方指责中方在西藏侵犯宗教自由和原住民权利;中方反击说发展权才是根本人权。中国政府目前运用的,是祖国统一叙事,用这个叙事结构,说服主体民族承担对西藏倾斜政策的成本。但这个政策只对内有用,对达赖及其支持力量而言,没有作用,甚至在对方看来,分裂你,对我很重要。

未来真正角力的地方,是正义叙事。阶级斗争叙事曾经是正义叙事的一个版本。“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是正义叙事的当代操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随着大量裁判文书的公开,藏教到底在西藏和其他地区干了什么,会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展现出来。

在《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之后,达赖方补充发表过另外一份文件,其中提到上师和弟子关系,是西藏宗教信仰的重要特色或核心。也就是说,如果谈得成的话,TG要接受和尊重这一核心教义。由此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上师对弟子的控制,是达赖集团自认的力量之源。

和达赖集团的接触谈判,可以类比为一次并购的尝试。并购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努力降低被并购方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估值。并购虽已冻结,但是思考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地方坚持或背离了战略理性,是很有益处的。

有很多事情,不久之后,将被时光的风沙掩埋。希望用这个短贴记录一些其中的曲折和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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