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 陈郢客

主席的老师与岳父杨昌济在日记中记载“……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可见对主席的器重。他并常告诉家人：毛、蔡二生将来必然是中国的栋梁。

1911年10月下旬，湖南革命党人在长沙起义，毛润之立即投奔湖南的革命军队。 被一位叫朱其升的上士带进兵营，径自找到衡东人彭友胜说：“彭副目（副班长），这位兄弟愿意参加革命军，无人担保，我们为他担保行吗？”彭友胜仔细向毛泽东询问了一些个人情况后，便决定与彭友胜做毛泽东入伍保人。就这样，毛泽东便得以用“毛润之”的名字入伍，在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师标第一营左队，当上了一名列兵。主席对自己这位新军中的副班长印象深刻。他在1937年和斯诺谈及自己在新军的经历时说：“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中，“湖南矿工”就是彭友胜。值得一提的是这倆班长解放后都先后到北京见到了主席。

《毛泽东书信选集》 记载：

友胜先生：

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去试一试。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

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三月三十一日

因为他此时已经67岁了，早过了退休年龄。他返回家乡后继续务农，但享受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从1951年6月起，省委统战部按月寄来30元生活费，一直到1967年5月文革把一切正常的秩序都打乱后为止。《挑担茶叶上北京》就是根据老班长的事迹创作的，总政歌舞团到中南海怀仁堂为毛泽东和中央首长演出，歌唱家方应暄演唱了这首歌，毛主席听了特别高兴。后来，这首歌经何纪光演唱，在神州大地传遍了，至今还在这片天空回旋。

朱其升也收到主席的来信：“其升兄：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旧币，折合现在的人民币200元）聊作小贸资本。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顺祝，兴吉。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朱其升在北京住了近一个月，临行前，毛泽东又叫人给了他500万元人民币（旧币，折合现在人民币500元）作为路费和回家生活的补贴。朱其升开始不肯收，毛泽东说：“这是我的稿费，你拿去用吧。”返汉后，朱其升将毛泽东给他的500万元钱拿出来做资本，将流散在汉口硚口附近补伞的、修鞋的、补锅的、箍木桶的手工艺人召集到一起，成立了“和平油布雨伞厂”，朱其升当了经理。他经常跟工人们说：“毛主席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我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无组织，散散漫漫。我们一定要把工厂办好，再去北京向他老人家报告。”

特别值得一提的当年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故毛泽东后来一直尊称其为自己的“老上司”，对程潜十分尊重。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

1949年3月，趁程潜被蒋介石召到南京时，章士钊专门从上海到南京向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程潜这才放下了思想包袱，积极考虑部署起义，并设法调他的学生、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由武汉来长沙执掌兵权。陈明仁率两个军由武汉返回长沙后不久，程潜即向陈明仁透露了自己准备走和平起义道路的想法，两人加快了起义的各项准备。当他得知老友李达即将前往北平的消息后，又托李达亲自向毛泽东转达他的起义决心，并赠李达500元路费。7月4日毛泽东向老同乡程潜写了一封亲笔信，再次对程潜表示了理解、信任和期望。7月17日，第四野战军电报请示中央，程潜等人要求在起义后，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或国民党人民自卫军的名义。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研究后，决定同意程潜的要求。1949年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正式发表和平起义通电。

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在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党的最高会议—“八七”会议上结合中国当时国情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没有当过兵，扛过枪是想不出这个颠覆不破的真理的！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划船,中坐者为程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