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动态平衡的丧失——毛泽东对大跃进判断的失误和邓小平的改革 -- 思想的行者

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１１周年报告速记稿

（报告节选）

《毛泽东传》是在主席诞辰１００周年以后１９９４年启动的一个项目。当时，文献研究室的领导把建国以后的《毛泽东传》这部分交给了我和高文谦。他现在在美国，写过《晚年周恩来》。当时的想法不是现在这样的《毛泽东传》，而是一个合传，就是把建国前和建国后一起写下来。但是，建国后的部分难度非常大，当时是按照评传来写的，评传是以评要为主，因为既然是代表中央，是一种正传，我们是按照传统的路子来写这个传记的，评传的写法。很多本著名传记，如《拿破仑传》、《俾斯麦传》、《罗斯福传》都是这样的写法，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写法。但按这种写法，我们试了两三年以后发现不行，这个路子行不通。这时候高文谦基本上不怎么搞了，他是借着机会搞了很多的档案材料，后来借着探亲的机会跑了。实际上《毛泽东传》他一个字都没写，“文革”部分的任务就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就是我的同事安建设，我们俩就共同探索这条路。到了１９９６年的时候（整个《毛泽东传》一共前前后后九年的时间）写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决定完全抛开评传的写法，转而从历史材料里面来见真实，用材料来说话，实际上采取了孔子开创的春秋笔法，述而不作。实际上，我体会述不可能不作，但是这个作要体现在述里面，实际上这也是《史记》的笔法、太史公的笔法。这样写下来以后得到大家的认可，说明这个传记还是经得起大家的认可的。这样一来，后传与前传就彻底脱钩了。前传大家都看到过，１９９６年出版的，是金冲及同志主持来撰写的，这个路子基本还是评传的路子，但是比评传往前迈了一步。这个传到了去年才写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室的好多领导都在催。我觉得既然要出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东西，就要耐得住性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单位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大量档案材料都有复印件在我们单位（原件都在中央档案馆），既然我们占据着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历史的责任，就要把历史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当然，坦率地讲，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材料都写进去，因为：第一受篇幅的限制，第二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但是，我们保证一条：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一点，将来过了几百年以后，那个时候恐怕档案能都开放了，人们拿着这本书对着档案看了，说这些人还可以，还能够把历史的档案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我们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