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动态平衡的丧失——毛泽东对大跃进判断的失误和邓小平的改革 -- 思想的行者

文章节选自厄内斯特·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十五章《苏联的经济》

数据部分我就省略了，摘录一个结论：

苏联经济的社会性质

　　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可以估计苏联经济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同许多设法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社会学家所说的相反[14]，苏联经济并没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基本特点。只是形式和表面现象可能把研究苏联经济的社会性质的观察家引入歧途而已。

　　确实，高速度工业化所采取的形式是猛烈压缩工人和农民的消费来实现“原始积累”，正象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以加剧人民贫困为基础的[15]。但是，除了得到大规模外援的情况外，任何加速积累，只有通过增加生产者没有消费掉的那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才能实现。不论这种现象是在哪一种社会里出现，情况总是这样。这完全不是什么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特点。

　　资本主义积累是资本的积累，也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目的是通过这一资本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力。苏联的积累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料的积累。利润既不是生产的目的，也不是生产的主要动力。这只不过是国家手中的一件辅助工具，用处在于便利计划的实现，和检查每一企业执行计划的情况。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是追求利润的生产，它主要是建立在争夺市场的竞争上的生产。即使资本主义积聚已达到最高程度，即使垄断集团以主子的姿态进行统治，竞争仍然在旧的和新的形式下存在。正是这种竞争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根据生产和积累的数额以及增长速度作出的决定是私人的，是互不相关的。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组织”都注定是支离破碎和不充分的。

　　另一方面，苏联的计划化是真正的计划化，因为国家掌握了工业的全部生产资料，从而可以集中地决定生产和积累的水平和增长率。无疑，在这种计划化的范围内依然存在着无政府状态的因素，但是其作用正好可以同“计划化”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相比：这些因素校正了而不是取消了经济的基本社会特点。

　　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以利润为依归，是按照十分明确的规律发展的，这些规律是：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流向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部门；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导致追求垄断性的超额利润等等。正是从这些规律中产生出资本主义经济现阶段的特点。苏联经济则完全摆脱了这些规律和特点。虽然，在苏联的疆界以外，亚洲的大片领土是对它开放的，但是，它只向那里“输出”少量“资本”，尽管在这些国家中，由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和劳动力较便宜（象中国、外蒙古和越南北方等），“利润率”肯定是更高的。虽然在重工业中积累起巨大的“资本”，但是投资仍继续首先注入这一部门，而不是象资本主义经济在其没落阶段那样，愈来愈转向外围部门。对生产的人为限制，农业的马尔萨斯主义，取消技术发明，更不用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生产局部停顿或甚至毁灭一部分生产等——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工业上远不如苏联发达的国家（日本、意大利、阿根廷、巴西等）的经济所特有的这一切现象，自从1927年以来，也就是说，自从三分之一世纪以来，在苏联经济中，是无法找到的。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一个整体。即便是竭力推行自给政策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日本、纳粹德国和日内瓦“制裁”时期的意大利等——都不能摆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总形势的影响。1929年危机和接着在1938年爆发的危机，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包括“自给自足主义的”国家在内，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另一方面，苏联经济虽然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保持一定的联系，但却不受世界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事实上，苏联经济最突出的高涨时期正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危机、萧条和停滞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硬说苏联同其他大国（美、德、日等）的竞争，首先是可能采取军事形式的竞争，证明了苏联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很明显，今天在地球上一大部分地区建立起来的任何一种非资本主义经济，都是与四周围的资本主义暗中敌对的。这种情况必然产生许多地理、军事、经济、贸易的切身需要。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因为资本主义竞争是争夺市场和争夺利润的竞争，而这却正好是从互相对峙的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同社会性质产生出来的竞争。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了各种发展倾向：例如完全垄断工业的倾向，取消“古典的”私有制的倾向，经济同国家合而为一的倾向，“经济计划化”倾向等。简单地认为苏联经济就是这些发展倾向的“结果”，同样地是谬误的。事实上，苏联经济本身辩证地否定了这些倾向[16]。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计划化”，国家与经济的日益合而为一，对神圣的私有权偶有侵犯，这都是在有利于垄断资本的情况下进行的，目的在于维护和保证垄断集团的利润。国家与经济的合而为一，实际上只不过是垄断集团利用国家机器，全面控制经济而已。而在苏联，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取消，经济与国家的合而为一，是通过剥夺和消灭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而实现的。现代资本主义把自己的发展趋势推到了极限的资本主义。苏联社会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特点的毁灭和否定。

　　对于经济制度的社会性质来说，结构的彻底改变是最好的指标。当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占领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土时，社会结构并没有随之而发生任何彻底的改变：德国对法国的占领，法国、英国和美国对德国的占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德国对苏联西部省份的占领和以后所谓“人民民主”国家并入苏联势力区，都使结构起了质的变化。更用不着谈东欧资本主义被消灭的事实了，这已经是大家所熟悉的事情。大家知道得较少的是纳粹占领者在苏联为了重新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而采取的措施。扎普罗泽铝工厂为德国托拉斯联合制铝厂股份公司所霸占。在德国三家最大银行出资经营的东部矿山及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的范围内，弗立克康采恩和赫尔曼·戈林冶金工厂在德涅伯钢铁股份公司的名义下，霸占了顿涅茨的钢铁厂。济根诺机器制造股份公司霸占了德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伏罗希洛夫工厂。克虏伯托拉斯夺取了马留波尔的两家工厂，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两家工厂和德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一家工厂。它得到了经营这些工厂的权利，按规定，战争结束后，这些工厂就要成为这家托拉斯的财产（45）。此外，1943年，克虏伯还下令全部拆卸马留波尔的电气化钢铁厂，并把它迁到布累斯劳。法本托拉斯在俄罗斯筹办了东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和东部氮气股份公司。从1943年5月的《法兰克福日报》上，我们得悉，在三天之内，在俄国被占领的土地上，就建立了七家德国私人企业（46）。

　　至于说，苏联经济是一种新型的、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而是“经理们”的（伯纳姆）、官僚的（罗拉）、官僚集体主义的（布鲁诺、里兹、夏希特曼等）社会，是由一个“新阶级”领导的（米洛文·纪拉斯）社会，这些理论也是不能成立的。

这些理论的拥护者正确地否认苏联的生产方式有任何资本主义性质。但是他们想象不到，在苏联的非社会主义的东西——极大的社会不平等；官僚主义的特权，生产者缺乏自决权等——是资本主义遗留的和资本主义包围的产物。

　　他们把过去的这结渣滓看做未来社会的萌芽。但是，他们指不出这个社会明确的特征，也指不出这个社会特有的能动性（除非只限于重复一些陈词滥调和每过一阵子就为事实所否定的无稽之谈）[17]。他们指不出，哪一种在质量上不同于苏联的生产方式能够适应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实际上，苏联的经济包含着矛盾的特征，不论是苏联经济的辩护士也好，庸俗的批评者也好，都未能把这些矛盾的特征联系在一个全面的观点里面。

　　辩护士们竭力强调苏联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力[18]和人民的技术与文化的一般水平不断地迅速提高。确实，这一切证明苏联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要是从这里面得出结论说：当存在着历史利益和有时甚至是眼前利益都相对立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时候，当社会不平等大大加剧的时候，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仍低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那末这种结论却是谬误的。

　　“国家资本主义”论者正确地指出了存在于苏联的不平等现象和分配标准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当他们认为苏联的生产方式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他们便犯了把局部一般化的错误。

“官僚集体主义”论者正确地指出了苏联生产方式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当他们否认分配标准的资本主义本质时，他们也犯了把局部一般化的错误。

事实上，苏联经济的特点就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根本上仍是资产阶级的分配方式的矛盾的结合[19]。这种矛盾的结合表明一个经济制度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但仍未达到社会主义，它正经历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在这个时期中，经济必然把过去的和未来的特点结合在一起（49）。

文章说的是苏联，很多特征我们过去的时代也有。

在过去那个年代，如果真按市场均衡来调节的话，基本上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再现了。

改开市场化的成功的基础之一就是通过计划经济几十年积累投资的补短板，大大加强了国家的实力。即使出现贫富分化也不至于饿死人，也不会像那些小国那样整个国家的产业都是帝国主义的一个链条。

当年批判共产党的言辞有N多，就从来没谁批判共产党不能打仗的。

各种产品的短缺是要花几十年才能填补上的，那个年代的产品，基本上只要能生产出来，就不愁没销路。只能用各自票证来限制供应。我们遇到各种产品积压的情况已经是90年代的事情了。

大跃进工业上的问题主要是地方投资能力不足，156项的底子还是太薄，各地都缺人，缺原材料，连小高炉的质量都无法保障，所以搞出一堆烂尾工程，一堆废钢铁。

当年最大的问题还是投资能力不足，盘子太大了。

而到了80年代改革，扩大地方权限，放权让利的政策和大跃进时期也差不多，但由于社队企业搞了好多年了，教育水平也比50年代强太多了，就能搞定小高炉了，大跃进时期的废钢反而成为了优良的钢铁原料。

至于市场的调节作用，对于生产周期比较快的产品，市场调节作用很明显。

至于生产周期动不动就要一年半载的农业来说，单纯市场调节只会起到反向效果。

比如单纯市场经济下，粮食不足，如果储备粮食还够，那第二年大家都种粮食，结果谷贱伤农，更没人种粮了。

如果粮食储备不够，粮价涨到天上去，那就会出现越缺粮食，越没人买得起，粮食反而会用于出口或是购买土地，或是不种地改放牧，然后饿殍遍野。

指望靠市场调节粮食生产，呵呵，好好看看爱尔兰大饥荒，这场饥荒还诞生了一个经济学名词：吉芬商品

李克强执政，遭遇了众多的失败，但是现在李克强依然在中国政府内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威信。

最近李克强政府在金融方面迎合西方要求进行大规模的解禁

这被媒体鼓吹为高质量的开放。

但这与邓小平鼓吹的开放背道而驰。

这是对投机者的开放，只会起到中国金融市场被对方搅乱的副作用。

正如李克强推进的所谓金融创新结果为高利贷者提供温床一样，李克强的金融开放将为国际投机者提供温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更加恶劣。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来，所谓市场经济，指的是商品的供求信息可以通过交易双方的博弈而被清晰的准确的表达出来进而指导供求双方的行为。

而投机是什么？

投机是博弈的一方故意隐瞒供求信息，制造供求假象从而为自己牟利。

显然当市场信号被投机者给误导，市场的调节供需平衡的机制也就丧失。

次贷危机为什么爆发，原因在于华尔街的投机放大了次级信用贷款者对房地产的需求，给出了错误的需求信号，导致房地产供给的过分增加，当供需矛盾达到一个临界点，次贷危机就爆发了。

次贷危机的爆发其实与中国大跃进的失败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市场信号的丧失。

接着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昧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吗？

不是。

当昧国以市场经济标准维护者自居的时候，实际上他自己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昧国从上个世纪开始，其金融衍生交易畸形繁荣，衍生交易市场的交易额开始远远大于实物交易额，实物的供求信息逐渐的被衍生交易者给控制，并且因此给世界经济带来越来越大的不利影响，例如带来汇率的不正常波动，带来原油价格的不正常波动等等。

因此昧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需要在国际上给出自己对市场经济的定义，夺取被昧国霸占的话语权

反反冒进的中心思想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没有搞工业的经验，许多指标比较保守，许多行业严守保守的技术规范。经过若干年的建设，中国逐渐积累了一些建设经验，对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了信心，反反冒进就是在这样基础上诞生的。

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对大跃进的成绩都是肯定的：大多数部门都提前和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预定指标。武汉长江大桥原定于1959年通车，因为解放思想，采用苏联专家西林建议的管柱桩桥墩基础而不是传统的沉箱基础，提前于1957年建成通车。这种新型基础苏联自己不敢用，中国拍板试验后采用，运用成功后，世界上大型桥梁的基础就大都采用了，效率低下而且危险的沉箱基础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我国从此自诩为迈入大型桥梁基础建设先进之列，世界上没人有异议。

少数没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部门是石油部，这也刺激了大庆油田的开发：按照技术规范，一个油田的开发要按照地质规划，按部就班的逐点逐片勘探进行，但副部长康世恩大胆拍板打破规范，借助1202钻井队打偏了的一口井（本来要填井重打），直接打出了工业油流，把油田开发时间提前了一年多，因出油在建国十周年前夕，油田取名大庆。这都是在大跃进的精神的鼓舞下完成的。

1978年以后，把大跃进取得的成绩一概不谈了，只谈大炼钢铁和粮食放卫星、海瑞上疏被罢黜。而且将这一切都扣到主席头上，大跃进一片漆黑。近年的资料逐渐解禁，让人们明白粮食放卫星是谁主导的，钢产量1070万吨指标是如何定下来的，主席是如何扛下责任的。

综上，不要笼统地把反反冒进与大跃进中的失误建立联系，温铁军有一段问话：建小高炉是中央倡导的吗？都是地方诸侯倡导的，可你们听说过上海有大规模建小高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