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今天随便说两句，关于日本 -- 绝对不是白领

日本語版は2019年7月4日に早川書房より発売された。日本語訳は、光吉さくらとワン・チャイの共訳による翻訳原稿を、中国語の分からない大森望が英訳版を読みながら改稿したものである[2]。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4%B8%89%E4%BD%93

泉：可以这么说吧。我学习汉语之后，就想知道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到底在阅读什么，他们对当代世界的看法是什么样的，所以就到东京的一些大型书店去找类似的中国当代小说。但很遗憾，即使是在神保町这样书店比较集中的地方，也很难找到，日本人更喜欢的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小说，对中国文学喜欢的是古典文学，所以中国文学翻译书在书店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销量不好，价格很高，年轻人没能力购买，就更没有机会阅读，中日两国年轻人就缺少了文学这一非常重要的交流渠道。

费利斯选修汉语的学生非常少，没有专职的汉语教师，老师是非常勤讲师。

刘：我在东京很多书店调查后发现，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出版很难，销量很少，难以保证盈利，而您翻译的小说在日本销量都很好，甚至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销量最好的，您是如何说服日本出版社的？

泉：日本出版业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萧条以后对出版小说非常谨慎，即使是文艺春秋、讲谈社、河出书房等非常大的出版社，要想说服他们出版也很困难，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当代小说，对海外文学也一样。由于日语表达的特殊性，中国当代小说翻译成日语时字数通常会增加1.5到2倍，定价相对很高，普通读者难以购买。例如余华的小说《兄弟》分为上下部，日译本很厚，我在翻译完上部时，就从中国收集了大量数据，告诉出版社这部小说在中国一出版销量就达到了50万册，到翻译结束时已经销售了100万册，小说即将在欧洲国家出版英语、法语等译本，全球很多国家已经决定出版翻译本，通过这些直观数字，说服出版社决定出版《兄弟》。其他小说的翻译与出版与《兄弟》类似，翻译时很辛苦，要付出很多时间与精力，出版过程更辛苦，要付出更多，很多时候，翻译者可能比作家的付出更多。

泉：我谈谈在翻译中遇到的两个情况：第一，中国当代作家对弱势群体要抱持更多的善意与理解。中国当代小说中有一些对残障人士的取笑与逗乐，这在日本是不可能出版的，日本有“放送伦理法”保护障碍者的权益，不用残疾人的称呼而用障碍者，马路上专门的标识也注明是障碍者专用。2011年，我受日本白杨社委托翻译中国作家彭学军的儿童小说《腰门》，小说翻译结束后遇到了困境，小说里有一个兔唇女孩叫青榴，作家在小说中对这个女孩非常同情，但日本的“放送伦理法”规定给儿童阅读的书不能有任何歧视成分，即使是同情也会被判定为歧视。日本出版社对版权非常重视，删减必须得到作家同意，我给作家建议把青榴这个女孩的内容删掉，她不是小说主要人物，删掉不影响小说整体性，但作家不同意删掉，最后小说无法出版。我在翻译余华的小说《兄弟》时也遇到这种情况，小说下部第三章写李光头成为福利厂厂长后，带着两个瘸子、三个傻子、四个瞎子和五个聋子到照相馆拍照后去上海到处告诉商店和公司老板哪个是瘸子，哪个是傻子，哪个是瞎子，哪个是聋子，依靠别人同情得到加工纸盒的长期合同，使福利厂扭亏为盈并上交巨额利润，这么写在中国没问题，在日本出版是不可能的，好在余华非常能够体会翻译的不易与中日文化差异，同意删减，小说才能顺利出版。第二，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还要具有一定的超越意识，小说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特定的区域、文化与语言，才能更容易被别的文化与语言的读者接受，产生广泛影响。2017年12月19日，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在“夕刊”刊登了干场达矢的文章，认为余华小说表现了对“底层普遍性的共鸣”，是“从亚洲出发走向世界”的杰出作家。可见，日本更看重的还是中国当代小说的普遍性意义，余华和阎连科的成功，对中国当代作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