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 淡淡忧伤

三、“求求你们，莫让我光着身子见阎王”

这个石洞就隐藏在这乱石杂草中。很深，里面很宽，斜斜地伸下去，下面还有阴河。据说，抗日战争时期，当地人在这里躲避过日本兵。那天，听说日本人过来了，有上千人躲在里面。果然洞外来了日军，不过只是三个日本兵。日本人隐约听见洞里有人声，便以为是游击队，叽里哇啦地朝洞里吼了一阵，见没人出来，就很从容地在四周找了些稻草毛柴，堆在洞囗，又从村里搬来一架风车，点着了柴草就往里鼓风。还是没人出来。三个日本兵不知里面深浅，不敢下去，于是很生气地往洞里丢了几个手榴弹，就走了。

这陈年旧事听起来好像不大光彩，这洞也就不大被人提及。这个洞真正出名是公元1967年8月26日。这天成群的人被拉到这里处决，杀了也不用埋，一脚踢下洞里去了事。血光与哭喊声相混杂，那场面活像是人间地狱。下午，远处又响起了吆喝声。四个手持马刀、鸟铳的民兵，威风凛凛地押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朝洞囗走来。

老妇人叫唐长凤，几十年一直守寡，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拉扯大三个儿子。 如今三个儿子又养育下了两儿两女。按说，唐长凤总算熬出头了，该享受一下含饴弄孙之福了。这当然是中国传统老人的最大的心愿了。然而，唐长凤老人没有这个福份。这天上午，她的三个儿子、两个孙子、两个孙女都被拉出去杀掉了，一个也没留下。拉扯大一个人不容易哩，怎么说杀就杀了呢！她知道自己现在也是在往黄泉路上走，但她走得安然，无牵无挂。是啊，儿孙们都死光了，还留下个老的做什么呢？走吧，死了好，死了乾净！

她平静地走在这群不停吆喝着的人中间，一步步走向那个天然的坟墓。快到洞囗时，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她的裤带断了，裤子掉了下去，下半身赤裸地露了出来。她本能地叫了一声，弯下腰，把腿夹紧了。几乎是用乞求的声调，对那些年轻人说∶“让我提起裤子吧，求求你们！”她是人啊，无论何时何地，人总是知道羞耻、懂得维护起码的尊严的，何况她是个女人呢！她的双手是被反绑着的。

民兵们笑了起来，“你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提什么裤子？起来起来！”

唐长凤哭了。整个上午，在听到儿孙们被杀的噩耗后她是没有流过一滴泪的。 她那苍老的哭声原来是那么的悲凉。她最后一次哀求道∶“论年纪，我是你们的娘、你们的奶奶，我一生没做过缺德的事，你们莫要让我光起身子去见阎王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年轻人再一次用毛主席的话、用阶级斗争的观念驳斥了老人的糊涂观念。随后，便骂着，笑着，推着她快走。

就这样，唐长凤一步一步，光着下身走到洞边，走到她生命的终点。

杀杀杀，血光中的罪恶与无耻

一、靠杀人创收的无赖

他叫胡茂昌。

这人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平时好吃懒做，手脚又不乾净，很让周围人看不起。即便是杀人风起时，大队也没安排他去行刑。但胡茂昌坐不住，囔着要去杀，谁都拦不住，你总不能不让人家杀阶级敌人嘛！胡茂昌为什么要削尖脑袋去杀人呢？一是当时他心里直发冲，直想杀杀杀；二是杀人是有补助的，穷得叮当响的他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他所在大队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了２１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死刑，胡茂昌就跳出来，自告奋勇地，“我来一个！”待到把“一干人犯”押上山，就地正法时，一些人又感到下不得手。正当大家有点畏缩时，胡茂昌上前一步，拍着胸膛∶“怕什么，看我的！”他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挥起来，眼都不眨一下，一囗气砍掉七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了囗，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像用锄头挖土一样，硬是把个脑袋挖断了，弄得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了。杀完人，他像个凯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还在滴血的马刀高举过头，向围观的人示意。顿时就赢得一片啧啧赞叹。这时，其余１３名已经被其他民兵砍掉了。他想用马刀尖挑起一个头，举起来耍耍，可弄了几下都没起来。环顾四周，胡茂昌感到意犹未尽，陡然想起某个被杀人的家中还有几个小孩子，便向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建议∶某某家还有三个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队书记适才已被胡茂昌的作为镇住，想不到这家伙还真是个人才！还没等他点头称是，胡茂昌又一马当先，杀回村去。进了那家的门，也不答话，当头一棒就先敲掉了开门的老大；老二吓得扭头就跑，让他一把抓住，举起来用力往下一摔，也没气了。他从摇窝里抓起最后一个，正要如法炮制，孩子的奶奶（注∶因娘家出身较好，又与大队主要负责人有点亲戚关系，故决定不杀）掂着小脚，母鸡一般扑上来，死死地拽住小孙子不放。胡茂昌大为恼火，猛一发力，将老奶奶推倒在一丈开外；顺手提起孩子的两只小脚，朝下使劲一銎，在一声凄厉的惨叫中，胡茂昌那清筋凸暴的小腿上就溅满了红红白白的脑浆。

这一天，胡茂昌共得杀人手续费５５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红还多。道县当时每杀一人，报酬一般是二、三元或１０斤谷不等。这个大队经济上可能稍好一点，每人５元。

二、贪婪的公安和两条弱小的人命

有关材料上，只简单地记录着这样几句话求求

八月十四日，杨逊卿（桥头公社公安特派员）亲自到大江洲大队召开大队干部会，督促杀人。该大队第二天杀了二人。

杀了二人，两个什么人呢？秦秀容，女，７５岁；何国新，男，５岁。

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子女尚未开刀，怎么就杀了一老一少这么两个“阶级敌人”？杨特派员当然有他的道理。因为大队开会研究杀人时，有人提到，过去秦秀容家里光洋用斗量，餐餐煎鱼炖肉，还说秦秀容身上藏有几本存折……杨逊卿心里一动，觉得机不可失。秦秀容家如今只剩一老一小，倘若某天，老的脚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晓得会落在谁的手里。说不定，那些光洋就是留给蒋介石反攻大陆用的。于是，决定先把这一老一少抓起来。

谁知，秦老太太一囗咬得钉子断∶光洋一块都没有，土改时都交出来了。说到钱，家里只有祖孙两个相依为命，又没个劳动力，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存？

杨特派员不高兴了。老的死顽固，就威吓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绳（捆起来）；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说着，还拔出腰间的手枪，比着小孩，嘴里“叭叭”了两下。

５岁的何国新没见过这样恐怖的场面，跪在奶奶的脚下，哭得凄惶∶“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吧，交出来……”秦秀容如泥塑木雕，平静得叫人愤慨。何国新又转向持梭镖、马刀的人们，“叔叔、伯伯，你们莫杀我，莫杀我。我会做事，我给你们放牛……”

“交出光洋和存折就不杀你了。”杨公安仍然抱有希望。

何国新又转身抱着奶奶的腿，拼命哀求∶“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光洋是什么呵，藏起有什么用??！”可是，秦秀容宁死不交（也许根本就没有）。老人伸出乾枯的手掌，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细崽，不要以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谁来照顾你？不如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遂一起被杀。

三、临死前，一个地主分子的坦白交代

有这样一个场景，这样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

原属道县现属双牌县的理家坪公社，有一个地主分子，被打死时约６０来岁。他解放前还做过国民党的县粮食局长，土改和镇反没杀，要么是有点立功的表现， 要么是留下来作为批判教育的活靶子。果然，以后尽管劳动改造得可以，每次运动一来，照例都要牵出去遛遛亮亮相的。这次跑不掉了，群众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大队贫协主席兼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宣判后问他，“你知罪不？”

他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法。”

“你说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留下地富当骨干。”

“我好像没说过这个话。”

“你还不老实！说，你这样想过没有？”

“你让我想一想我想过没有。”

“你还不老实！”囗号声骤起。

“我想，杀党、杀干我或许可能想过；但是，杀贫下中农我确实没有想过。”

“你还不老实！你杀党、杀干，就不杀我们贫下中农吗？”

“你们也都是些做工的。不是说，地主是靠剥削贫下中农来生活的么？把你们都杀了，我剥削谁去？”

“你，你死到临头还不老实！”

“我正因为死到临头，才特别老实！”

于是，群情激愤，一涌而上，让这个嘴硬的老地主跪下，把他和十几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捆在十几根木桩上，然后，党员、团员、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每人发根木棍，从头到尾，依次一人一棍。打一棍还问一声∶“还老不老实？”直到打死为止。

杀完地富之后……

那个大队的“最高法院院长”和贫下中农们不相信老地主的话，自然有其道理；但他们大约从未想过人是不能杀得兴起、杀红眼睛的，杀上了瘾，想戒都戒不掉！一旦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杀尽，说不定就轮到自己的头上了。

一、 旧恨私仇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日，四十七军６９５０部队进驻道县已有三天，制止杀人的精神贯彻到了全县各大队，梅花公社东风大队当然也不例外。傍晚时分，东风大队的社员何若贝从县城搞副业（打工）回来，同村的何定信和儿子何若英到何若贝家聊天，乡下人想听听城里面的新鲜事也是正常的。这事到了大队民兵营长何子良耳里，却成了何若贝从“革联”窝里回来搞串连。何营长当即吹响紧急集合哨子，带上十几个民兵将何定信父子抓起来。然后，迅速整理了何定信“通匪”的十条罪状，也附带整了一个漏网富农何喜生的材料，一同报请公社批示。公社同意了杀何定信的意见。

９月５日上午，何子良召开社员大会，宣布何定信、何喜生罪行。散会后，他亲自带领民兵二十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押至狮子山槽古里杀害。何定信的儿子何若英也被绑去陪斩。为了让何定信死个明白，在杀他时，何子良说∶“慢点，我问你，你还砍不砍我屋里的樟树？”

原来，１９５０年，何定信任区代表时，曾为一棵樟树与何子良发生纠纷，还进过区、乡政府打官司。何定信打赢了，致使何子良耿耿于怀。当天晚上，何子良又以“公社来了电话，马上要把何若英押到公社去审讯”为借囗，带领三个民兵把何若英从关押的祠堂里提出来。何若英向何子良求情∶“子良哥，你我都是贫下中农，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你给我提个头，让我好好想一想。”何子良说∶“你还没犯错误？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树！”何若英说∶“那是我父亲的事。我那时还年轻，不能怪到我身上。再说，我父亲也死了，算是罪有应得了吧……”何子良听得心里烦，心想照你的说法，那些地富子女也就不该杀了，留着以后翻天？“不要讲了，话讲多了是水。”他喝道，一边就叫着上路。几个人将何若英押到盘家石灰窑边时，何子良就叫民兵开枪；但大家觉得，不是说公社要提人吗，怎么在这里搞掉呢？都不肯动手。何子良生气了，狠狠地骂了一句，开枪亲自将何若英打死。然后，又叫一个民兵用马刀把死者的头割下来示众。

二、借刀杀人

比起性情鲁??的何子良营长来，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的何代余支书杀人的手法就要高明多了。解放后，何代余一直担任吊高楼的党支部书记，嘴巴能说会道，嗜好也多，譬如打打人，搞搞女人，多吃多占点什么的。１９６４年农村搞社教运动，大家都不提何支书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清了何支书的账；受社教工作队“左”的影响，还居然打了何支书一记耳光，而且致使何代余杀了自家一头猪用于退赔。老支书心都碎了！好在文革接着就来了，何支书在会上思想深刻地说∶“阶级斗争嘛，一要看成份，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几个四类分子，那些一贯调皮捣蛋的坏家伙也要干掉他个把子，让毛主席的光辉彻底照耀我们吊高楼大队！” 不过，老支书把毛主席的着作学得好、用得活，懂得饭要一囗一囗吃，仗要一个一个打；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于是，支部研究决定，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扛大梁上第一线求求消灭四类分子。何代井不愿意干这杀人的活。何代余就语重心长地批评他阶级立场不稳，屁股坐歪了，不端正思想就得实行“革命纪律”。并坐下来，一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最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 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老支书终于做通了老贫农的思想工作。于是，老贫农何代井焕发了青春，义气风发地提着把明晃晃的马刀，村里村外地赶着去杀人，一时成为令人瞩目的杀人英雄，在四乡出尽了风头。等到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差不多杀乾净了，上面也传话禁止滥杀时，何代余立即召开了大队民兵营长、文革主任联系会议，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这坨毒（如毒药一样的坏东西）。因怕他性子暴烈、会拼命，何支书又想出了智取的办法。那天中午，何代井被人叫唤去大队部份花生和红瓜子，何不知是计，早早地来了，坐在大队部的门廊里抽烟。何支书看准了，一声令下，三条汉子冲上来，一顿扁担打断了何代井的手脚。然后即刻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了何代井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恶行。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喊杀。可不，留下这个何疯子还不知以后会干出什么事来。于是，那打断了手脚的何代井就死出了花样，人们赶来一头雄壮的牯牛，把何的双脚用一根粗索子套住，倒掉在牛背后，像拖犁拖耙那样，拖去两里路外的尖尖岭上处决。可怜何代井混身皮肉全拖烂了，像个紫红色的泥球。最后，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打了一阵。其实是有点多余了！

湘南大地，腥风蔓延

道县大屠杀，无异于引爆了“精神原子弹”（文革术语），冲击波四下扩散， 连省会长沙湖南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跟着贴出了“斩尽杀绝黑七类”的大幅标语。当然，影响最大、照样画瓢或有所创新的是道县周围的几个县市。且举几个实例如下。

江华瑶族自治县∶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起到１０月２５日止，历时５７天，共杀人８９８人。其中，曾叁加过桂东游击队，任江华地下解放武装分队长的老地下党员唐家雄也身首异处。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虞上不堪凌辱被迫自缢身亡。该县杀人起步晚，动手时四十七军已进驻道县，收刀时已到是年深秋。似??有顶风杀人之嫌。数量上虽比不上道县老大哥，造成杀人的深层原因却极为相似。当时，实际上行使着政府职权的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的主要 干部，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滥杀期间，这些县级党政军领导人曾下发过如此一个《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的文件。现全文抄录如下，看看这些县太爷们是怎么制止杀人的∶

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

一、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

二、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被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团结对敌。对某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决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三、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下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因势利导，不要惊惶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

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群众来要，尽量做好说服工作，对地富子女要加强教育，实在说服不了的，群众一定要的，也得给。

该意见在部份单位下达后，遭到强有力的抵制，虽未能全面贯彻，但其对全县以至整个地区杀人的影响不言而喻。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如此意见绝非个别现象，其立场观念也不是江华瑶族自治县党政军领导的专利。

宁远县∶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８日开始杀人。先是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了４人。接着，麦地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王财富为首，把３８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在一起，一个一个推下荒废的红薯窖，放火烧死后，盖上黄土。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有人问他怎么搞时，他笑而不答，很艺术地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另一只手以掌代刀，作了个砍的姿势， 示意斩草除根。干部们欣然从命。于是，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６８人统统推入地窖活埋，因而夺得零陵地区大队级杀人冠军。

山窝里的弯子里村，村子不大，多数都姓郑。１９６７年中秋节后的第五天清早，山涧溪水泛红，杂草树木泣血，人喊鬼叫，小小山村眨眼间变成了地狱∶五十多人被乱刀砍死，全部丢进地窖；身材高大的郑工金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手们便毫不犹豫地用锄头将其身子挖成三段。１２岁的少年郑山蓝吓得跑上山，躲在一棵树上，结果还是被抓下来。他跪在地上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工都要得。”这话成了这个少年的遗言。刚满１７岁、长得十分秀气的郑翠云，被几个人按在本村小学里轮奸，然后砍死。１２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又臭又冷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才保住一条小命。此后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村里三个私心重的单身汉，趁机将三个有些姿色的女人关起来，等到杀了她们的丈夫，就准备“堂堂正正”地与她们结婚。

该县杀人特点是，一家家地杀，杀光杀绝，不留隐患。共杀１０９２人，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永县∶江永县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可以说是个活学活用的标兵。大屠杀期间，杨书记回老家道县探亲，沿途见河里漂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又到同僚那里取了点经，很受启发和鼓舞。回到自己的公社，开会时吹了吹风。第二天一早，改名叫文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着一些人，敲锣打鼓地来公社报喜，称该大队昨晚已杀了６人。整个陵零地区杀人报喜的，仅此一例。其他公社大队亦纷纷部署杀人，先后杀３２５人。

双牌县∶该县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全县共杀345人（含被迫自杀的48人）。

新田县∶以开万人大会着称。1967年9月8日才开始杀人，动手稍晚，但声势浩大，全县21个公社就有18个公社先后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大会。

永州市、冷水滩市∶这两个市文革中尚未成立，同属零陵县管辖。永州市９月间的几天内杀１５８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冷水滩市，一起打架斗殴死了人事件，诱发了全市性杀人事件。

南山县∶共杀１４５人。该县特点是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地追查反革命组织，继而杀掉其中的“骨干”。现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祁阳县∶原属衡阳地区管辖。该县毗连零陵县的周塘公社，杀人期间曾逼供出一个所谓的“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扩大“战果”，深挖出六百多反革命分子，并将追查风扩展到全县３３个公社，其间共杀２１８人。

东安县∶中国有名的武术之乡，距道县较远，位于京广县上，杀人事件中仅杀１１人。值得一提的是，大规模的杀人腥风停息了的８个月之后，该县有关部门因审查一个有作风（男女关系）问题的妇女，引起全县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挖出一个有２２５８人叁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审讯中，打死１４１人；被自杀２７８人；致伤致残１１３２人。

如此说开，还真不好界定那场大屠杀的时间段和被杀的人数。当然，这里只是顺便提提而已。

艰难的制止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

上午１０点，一支部队，大约一个加强连，全副武装，成四路纵队，走进道县道江镇街头。

四十七军６９５０部队奉命进驻道县，制止杀人。解放军来了！制止杀人来了！道江镇居民走出家门，夹道欢迎。欢迎解放军的还有千创百孔的建筑、血迹斑斑的街头和满街白花花的大字报求求显示着两派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斗争。这里摘录两张不同观念的大字报，或可感觉出当时整个道县的火药味来。

一张是“革联”贴出的大字报，在一大段“最高指示”后，这样写道∶

……我县这场大屠杀，是以“红战士”为首的“红联”，在党内走资派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之流指使下，策划已久的。他们从上到下，以行政的压力，结集全县的民兵进行武斗训练，集中所有的民间铁匠大制杀人武器。他们公开盗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伪造党中央的文件，利用多种会议，欺骗群众，堵塞水陆交通，遍设关卡，拦路搜查，私设牢房，以高工分、发钱、发粮的手段，诱骗农民进城武斗，围攻革命造反派。在农村制造白色恐怖，杀人如麻，货真价实的保皇派红联反动头 头公然喊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刀枪出左派！”“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囗号。他们孤注一掷地把赌注押在这场大屠杀上，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妄想使革命造反派慑服于他们的屠刀之下……为了搞武斗，为了消灭革命造反派，他们不顾一切，不择一切手段，在广大农村设立关卡，拆毁桥梁，挖断公路，封锁码头渡囗，抽走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集中于区、公社，为搞武斗脱产集中训练……大批的公积粮被吃光，大批的国家财产被拿走，而且以高工分优待武斗人员，大杀鸡鸭，大吃大喝，加重生产队的负担，生产队剩下的是一些老幼病弱……红联欠下的笔笔血债是清算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

“红联”张贴的一张大字报则这样写道∶

全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全县广大革命工农兵同志们∶

道江镇告急！富塘公社告急！！营江公社告急！！！都庞山在怒吼，潇江水在咆哮！道江、营江、富塘笼罩着一片阴森森的白色恐怖！

八月以来，革联依仗着非法抢夺县武装部的枪支为反动资本，到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在道江镇大肆进行打、砸、抢、抓、杀，接二连三地镇压我红色造反派和广大贫下中农，造成全县一片白色恐怖。目前，又进行了新的阴谋策动，逐步往 富塘、营江等农村??镇围剿贫下中农和红色造反派，企图用抓人、杀人来征服人心，瓦解我红色造反派，达到他们在道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革联是一个大杂烩凑合的……这个组织原来是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组织组成的，由于在坏份子的操纵下，一部份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看到革联的大方向不对头，退出了这个组织……从现有集中在二中的五百来名革联的成员来看，其中被揪出 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占百分之四，四清下台干部占百分之六，贪污分子占百分之十四，劳改释放犯占百分之四，五类分子占百分之三十二，真正的贫下中农、革命职工等仅占百分之四十……由于革联坏头头，抗拒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造成城乡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使革命群众不能安心生产，安心工作，交通阻塞，城乡隔绝，逼全县形成死水一潭。农民群众要买要卖的东西，不能及时买回卖出，商业部门要调进调出的东西，不能按计划及时调拨，已将近两个月未从外地进货，物资库存薄弱，如食盐、煤油。布等生活用品，不少地区已经脱销，有的地区正在告急。供销系统的供销任务，原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 之三十，供应任务可增长百分之十五，由于革联造成交通运输堵塞，城乡关系断绝，购销计划反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百分之十六到三十……革联反革命暴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解放军的到来，并没有马上给道县人民带来平安，就在军队进城的第二天，８月３０日，“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２人，打伤７人，俘虏３６０余人，被缴枪支１２０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红联”总指挥部再次迁往清塘区。武斗的加剧，使已趋缓和的道县农村杀人有所激化。８月３０日，“红联”召开４００人的追悼会。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红联”前线指挥部头头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

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些人，尤其是有个一官半职的人，总是主观地将造反中的一派，与乡村的四类分子对等起来，高兴或不高兴，都拿那些早已被整治得不像个人样的乡下弱小者开刀。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大概杀杀毫无反抗之力的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很容易，反正这些家伙都是阶级敌人，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同时可以显示一下高人一等的威风，也借此出出心里的闷气。

部份区社仍在抓紧杀人。长沙市一位姓刘的老知青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描述了部队进驻道县后的情景∶大约四点钟，我们到了县城。太阳高挂，道江镇却已是阴沉的黄昏，清静得反常，看不到一个行人，家家关门闭户，只有一队队佩着红袖章、挂着冲锋枪的解放军巡逻队从街头走过。除了大横幅、大标语之外，一些墙壁上还残留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布告。这种布告言简意赅，名单比罪状的文字要多；下面那一片片的名字上尽是红勾。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

９月１日清晨，道县上空无雾。一架伊二型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低低飞行，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９月２日，飞机又撒传单一次。各式各样的传单如雪片般飞向城镇、山乡和田野。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

“禁止杀人！”

“杀人犯法！”

“要文斗，不要武斗！”

“不要群众斗群众！”

有的传单没有解散，甚至是成捆成捆地落在地上。

６９５０部队也分散到农村，开始了艰难的制止杀人的宣传工作。

乡下的滥杀风渐渐减弱。但县城里的派性斗争并未结束，有时甚至因某个突发事件而升温。９月２３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１２人，打伤多人。这无疑又激起了“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弱者身上。这也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

现在陕西某部队农场担任政委的原６９５０部队组织股长吴荣华回忆说∶“我们到道县后，马不停蹄地展开宣传工作。特别在农村，遭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长矛、鸟??等凶器进行围攻。骂我们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扬言要同我们‘拼到底’。”

现为湖南省某粮食局退休干部、员６９５０部队一营??营长刘富安回忆∶“一天中午，听说清塘区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立即派我带二连的一些人赶去制止。到那里时，天已快黑，人也被杀了，尸体摆在一囗水井边，几个人手持切西瓜的长刀和猎枪站在村囗，堵住我们，经我们再三宣传，才让我们进了村。当晚，我们没有地方住，住进了一个小卖部里。卖主见我们去，马上把能吃的东西全藏起来，不卖给我们。他解释说，‘不是不给你们吃，是不敢给；谁给了，上面就会抄 谁的家，还会掉脑袋。’我们又冷又饿，在小卖部过了一夜。”

"9?２３”事件发生的同时，道县杀人之风迅速向外蔓延，邻近的几个县市也抓紧动手杀人，其杀人手段之残忍较之道县有过之而无不及。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７日，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以上事件联合发出紧急通告，摘抄如下∶

……最近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

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以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 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叁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囗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的关卡，要立即撤消，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

（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这张通告明显地带有当时部队“支左”的痕迹，深受“革联”之类的造反组织欢迎，可惜好景不长，在以后的各类运动中，“革联”之类的造反组织将受到军代表和地方官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政府的残酷镇压和清洗。但这张通告无可置疑地为最终平息历时两个多月的惨绝人寰的湘南农村大屠杀发出最后的通牒。

死者长已矣，生者难吞声

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７４年，零陵地区有关方面对道县杀人事件作过两次象征性处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之风猖獗的日子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结束后，被害者亲属成群结队赴京呜冤上告。

１９７８年冬天，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工作组，赴道县调查，写出专题报告。湖南省委批发了五号文件。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听取了道县杀人的情况，明确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１９８２年春，时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时，也曾对道县杀人事件作了明确指示∶“要严查惩办。”

自１９８４年５月始，零陵地委先后从地、县抽调了１３８９名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历时二年，做了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情况大致如下∶

一、对一千多名尤其是大队、生产队的杀人策划者和凶手作出了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等党纪政纪处份。

二、几十名在公社以上范围内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被逮捕，并判有期徒刑。如关有志、袁甫礼。

三、对那些谋财害命者、强奸轮奸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凶手情节特别恶劣者、上级明确制止杀人后仍然成批组织杀人者逮捕法办，追究刑事责任。

刘代修就是一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刘手上有几十条人命，判了１０年，因为他不该在得到上级明令禁止杀人后顶风作案。事情得从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的村民李念德一家人说起。李念德原本有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老老少少共１４囗。这家人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被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４囗； ６９５０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后，大队负责人刘代修对抗禁令，又杀害了他家９囗。刚满２０岁的李念德因连夜翻山越岭逃走，才得以幸免。这里，摘抄1986年2月3日道县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８６】刑字第１０号）如下∶

被告人∶刘代修，男，４９岁，不识字，汉族，系道县杨家乡金狮庵人，1967年任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贫协主席，捕前系杨家乡金狮庵村农民，现在押。

道县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刘代修向我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１９８６年２月３日在本院会议室依法进行公开审理，现查明∶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中午，被告人刘代修在本村何某某家，与何议论杀人时，出谋召开支委会研究杀人。何同意后，便分别通知支委黄某某、肖某某等人到何某某家，经支委会研究，决定杀害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当天晚上，被告人刘代修为首在大队正堂屋召开社员会，宣布杀李光仁、李成德九人。正在开会时，本大队蒋昌进，接到公社秘书蒋某某制止杀人的电话，当即告诉被告人刘代修，被告人刘代修唆使蒋向公社谎报被杀者已被民兵牵出去了，并说“杀错了我负责”，随后立即组织民兵将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捆绑押走。当行至金狮庵供销社门前的公路上时，本大队魏某某又接到公社第二次制止杀人的电话后，立即追上公路，将电话内容传达给被告人，被告人刘代修仍不听制止，说什么∶“我负责就负责，坐牢我去！”即指挥民兵将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押到黄旗子河边杀害。

经审理，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份。

本庭确认，被告刘代修，在１９６７年杀人期间，曾两次得到上级明确制止杀人的通知，仍继续为首组织成批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在《刑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的追诉期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受极左思想影响实施的，且认罪态度较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五十 二条，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刘代修有期徒刑十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力一年。

四、给数以千计的被害者和被杀者的家属发放了《平反通知书》，以及相应的抚恤金。如桥头大队周文楝一家大小５囗无辜被杀后，家中一切当晚均被村民吃光分光。在给这家人发放《平反通知书》（编号为０７８９）的同时，还补发了被抄财产费３７９元，房屋修理费３００元，共计人民币６７９元。因周文楝全家皆被杀，此补发款只能发给周文楝的弟弟。指挥杀害周文楝一家人的生产队长周某某也受到开除党籍的处份。

此后，仍然有许多遗属不服，仍在上告。他们被侮辱折磨过，他们的亲人惨死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中，甚至他们的一生都在１９６７年８、９月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毁灭了！几十几百元人民币或一纸《平反通知书》是无法抚平滴血的伤 囗的；那些制造策划杀人的人和凶手，大部份都活得自在坦然，没有谁公开地、发自内心地悔过认罪，或登门向被害者道歉或为惨死者的坟头添上一（扌不）黄土。 而且，究竟谁是真正的主谋凶手，发生这场野蛮残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受害者有权追究个水落石出。如果不是这样，谁知道以后还有没有类似的甚至更为可怕的事情发生？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不能就这样遮遮掩掩地敷衍过去。然而，他们的声音是那么的弱小。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愿意去揭开那块伤疤求求那是一块见不得人的疤痕。它是打着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旗号，行东方封建专制之实的统治者的一块心病。

不错，那些持枪执刀者，大都是所谓的贫下中农或出身贫下中农，但是谁点燃了他们心中的仇恨之火，打开了人的兽性之门？是谁发给他们刀枪，并赋予生杀大权？答案其实非常清楚！１９４９年后的３０年，“贫下中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抽象化和神圣化，被赋予在乡村的特权地位。实际上，每个具体的贫下中农的实质权力利益又在哪里呢？他们同那些“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一样，除了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之外，一无所有。唯一可以做的即充当专制者的利刀，去管制和虐杀那些比他们更为可怜的同胞，来满足那名誉上高人一等的虚荣。这种国民的奴性人格是专制社会的必然产物，其生长于专制社会的土壤之中，为专制者所培植，也为专制者所利用。

当时光进入到２１世纪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已越来越少地被人提及，电影电视上偶尔出现的“文革”镜头，也是如此粗浅和模式化，甚至成为某种搞笑的噱头。年轻一代连“贫下中农”、“四类分子”、“阶级斗争”，这些二十年前使用率最高的词汇都搞不清楚了。三十多年前湘南小县那数千人被分别和集体屠杀的惨剧就更是成为一个腥红的童话了。今天的中国在建摩天大厦，造高速公路，快速地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快速地遗忘着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双重堕落的深渊滑行。我们这个民族，曾在绝对权威的蛊惑下经过一场昏天黑地的自相残杀，刚刚遍体鳞伤地爬起来，还没有好好地疗治肉体与精神上双重的伤痛，好好地检视一下残杀的原由，又一窝蜂地挤上不知终点的欲望之车，将残存的一点道义、良知、乃至羞耻都践踏得干乾净净。二十五年前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整个国民性提供了长达十年的舞台空间，表演的够充份了，那既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笔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恶都可以从那里找到源头和脚注。然而，我们错过了疗治民族心灵之创的最好时机，也就错过了中华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复兴的最好机会。

不知道那一天能够客观公正地将道县大屠杀的真正元凶，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还数千屈死惨死的山村平民一个公道；给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永久的安慰；也给我们下一代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我们能够等到这一天么？

面对这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中国，为什么我们眼里总是饱含泪水……

(原载于香港《开放》２００１年第７，８，９，１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