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存点资料：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秘书工作部门的历史演变 -- 老老狐狸

1975年下半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开始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科教领域，整顿逐渐触及一系列本质问题，已经有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

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上书毛泽东，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这两个“文革干将”在生活作风和违反党纪等方面的问题。这两次上书，都是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

毛远新也向毛泽东汇报：“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泽东提议召开小范围的会议，当面向邓小平谈出以上意见。“四人”抓住此点，迅速向邓小平发难，指责全面整顿的各方面政策。邓小平不得不一边坚持工作，一边力争。

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对此，邓小平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小平引用《桃花源记》的古文，是7天前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引用的。实际上，邓小平是用毛泽东的话婉拒了毛泽东。

对邓小平的批评，迅速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2月2日，邓小平被停止中央的领导工作。4月7日，中央做出《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并提出“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是否意识到政治风险。邓小平经历多年的革命风雨，他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精确的分析判断，果断的行事风格。而当时在要求做决议之前，毛泽东已经多次点名批评邓小平，“四人”也抓住一切时机对其进行攻击，从清华大学开始的大辩论，矛头也是指向邓小平。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

毛泽东首先定下了基本肯定“文革”的基调，然后提议由邓小平主持做这个决议。而邓小平在面对“四人帮”的攻击时，保持坚定的强硬立场，最后婉拒了毛泽东的提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或许这也在毛泽东意料之中。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说:“‘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

1975年的12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会上气氛十分激烈，“四人”批判邓小平和他所领导的全面整顿。

批判邓小平的会议，仍由邓小平自己主持。

邓蓉回忆，父亲后来形容这些会议时说：“我主持会，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一句‘散会’。”其他的时候，他只是沉默地坐在会场里，一言不发。

　　12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在政治局会上作“检讨”，他正式的文字稿子都没有写，可见对于这次“检讨”的态度。

邓小平这次的“检讨”，只留下了一个会议记录。

在“检讨”的开场白中，他说：“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接着他说：“先谈谈我的思想状态。”他说，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很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以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坚持打派仗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我当时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了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之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邓小平在这次“检讨”中，谈了对派性，对工业生产，对文教系统，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他谈到，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他说，“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12月8日，邓小平到医院看望了周恩来。同日，汪东兴、王洪文、李先念、陈永贵及王海容、唐闻生等看望了周恩来。

周恩来在与王洪文的谈话中，提醒王洪文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

周恩来身在病中，这是他能为邓小平所做的事情。

周恩来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他为他的老战友担心。他担心邓小平是否能够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答复周恩来：“永远不会！”周恩来听了以后说：“那我就放心了！”

第一个指示中汪东兴说：

　　“陶铸、陆定一的问题中央讨论了，也定了。彭真、杨尚昆、薄一波闹翻案，不理他们。目前专案组要好好学习一下，总结一下专案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中央75年发的23、24、25、26号文件。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有的人站出来工作，错误还是有的。不能一说从宽处理，什么问题都没有。过去审查他们，那是党中央决定的。你们怕什么？你们不要怕打击报复。在中央领导下怕什么？有些人闹翻案，不是反你们专案组，而是翻党的九大、十大的案，反九大、十大的路线。你们一办对翻案风是顶住了，顶住了当然是中央指示的。对案子该肯定的就肯定。处理从宽，但写结论不能含糊，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们要好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能搞折中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老同志受冲击有好处，很有必要。但冲宽了些。从冲击的角度来看，70%是有成绩的，30%不那么准确。”

　　在第二个指示中汪东兴说：

　　“现在要集中力量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对敌人不能宽大。陆定一现在放不放，还要看看时候。现在有的案子要重新考虑，搞造谣的要追查。邓小平为什么搞翻案？因为他儿子在北大跳楼自杀，他能不仇恨？有的受审查的人员老婆死了，像薄一波这些人能不仇恨？”

他频繁地笔写书信。

在信中，他屡次提到：“我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补过自新的机会。”

毛说：

邓小平在抗日与解放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贡献，对党也十分忠诚。不如保留他的党籍，哪怕让他负责一些简单的整理材料的工作，那也是很好的。

在1969年10月22日，他接到了一条指令。

　　为了平稳与苏联边境尖锐的武装冲突，海陆空三军已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根据备战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疏散出北京。邓小平的名字位列其中。

“小平同志，接下来你要到江西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这是中央下达的指令，不日会有人安排你在江西的住行。”

“我能在离京前，再见主席一面么？”

“你可以给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信，他会将你的信件转交给主席。”

在临行前，他给毛泽东写下：

　　“我保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向工农兵学习。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重新做人。”

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整顿行装，携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登上了赶赴机场的漆黑轿车。

　　随着苍灰色的机翼冲向垂铅苍穹。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邓小平三人入住了江西新建县。

“林彪夫妻，和他们的几个追随者连夜逃往苏联。飞机在中途坠毁在内蒙古，机上无一人生还……”

当晚，邓小平夫妇接到命令，前往修造厂食堂，听取中央重要文件通知。

　　“关于扩大传达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这件事发生得非常突然，我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进行自我改造。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在陈毅去世后的几个月里，邓小平积极地同北京联络。

他为家人们的请求，得到了明确的回应。

　　在这一年的四五月份，他的儿子邓质、女儿邓榕，被准许进入学校读书。而他和妻子卓琳的工资，也恢复到了原有水平。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中央音讯全无。

在结尾，他强调道：“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我只想为人民再做一点事情。”

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挥别了修造厂朝夕相处三载的工友们，与家人踏上了返京的列车。

毛曾经找邓小平谈了两次话，邓小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谈话不欢而散。

从此，他越来越相信毛远新的汇报和判断，认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

邓小平说：“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来了，复辟了。”“让他们骂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旗号的人自己要倒退。”“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对毛远新说：你的描述，中央是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毛泽东还让毛远新开会，嘱咐此事“不可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毛希望邓小平“有个转弯”，按照他的“三七开”的基调，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邓小平拒绝了。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对此有过一段记述：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的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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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

毛泽东终于下决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认定邓小平的问题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并且决定让毛远新主持召开“四人会议”（即有毛远新、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参加的会议），批邓小平。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与受毛泽东之命负责召集会议的毛远新顶了起来。邓小平不屈服于毛远新给他施加的压力，不承认自己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的话使毛远新无话可说。他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不接受批评。

11月3日，毛泽东决定再召开八人会议（即有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毛远新、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张春桥参加的会议），批评邓小平。毛泽东在会前说了带有指导性的话，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尽管会前有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但邓小平不说“文化大革命”正确，不承认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

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之后，让毛远新转告邓小平，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邓小平回答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由我主持起草这个文件不适宜。

这使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他决定，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之前，要开一个“打招呼会”，向一些思想上有抵触的干部“打招呼”。开“打招呼会”，也要邓小平主持。这次邓小平没有推辞。但邓小平主持开的“打招呼会”，也并没有使参加会议的人想通，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