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反思农业公共政策——历史的经验（一）：概述 -- CHS1

这份报告的一个特色，是对今天的富裕国家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这段时间之内的农业政策史进行了审视，以试图理解作为一个更长期历史现象的一部分的二战后农业发展的演进。

这样一个练习看起来毫无理由。我们考察的这一时期难道不是今天的富裕国家们基于它们的工业强权，巡弋全球、吞噬弱小国家、大搞帝国主义的时代吗？这一时期难道不是如法本公司（I.G. Farben）那样的德国公司征服化工业，而法国人发明了内燃机、亨利·福特开始大规模生产汽车的时代吗？这难道不是今天的富裕国家中在当时最为贫困的日本，已经发展到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建造战斗机和航空母舰的时代吗？从这些国家里，我们能够为象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这样的国家吸取到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这些国家几乎一半的人口仍在从事农业，而大约30%的总产出源自农业部门。还有像乌干达和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呢？它们人口的70%在从事农 业，40%的总产出来自于农业部门。

然而，就农业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农业部门所面临的问题而言，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中期的富裕国家们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惊人的相似。让我们看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两个最简单但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农业在总就业中的比例和农业在总产出中的比例。

【原注3：当然，这些只是农业的经济角色的最广泛的指标。为了恰当的比较，我们还需要审视更多的指标。这些指标包括商业性农业占农业总产出和农业总就业的比例， 出口产品中农产品的比例，农业总产出中高附加值产品的比例，土地使用权结构等。还有一些指标是无法量化的，例如农业中生产的主导关系。但由于所需信息难以获取（尤其是历史案例），这样详细的比较超出了本报告的范围。】

直到最近，很多今天的富裕国家的农业在提供就业方面都非常重要。1885年的日本就业有73%来自于农业。考虑到日本刚在1853年被迫打开国门，并刚在 1866年实行明治维新，还正在努力挣脱封建制度，这一数据也许不太令人吃惊。但只在15年之前（1870年），农业在瑞典的总就业中所占的比例为 72%，这和今天的一些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例如马达加斯加为78%，乌干达为69%）。今天的瑞典和乌干达可能看起来处于不同的宇宙，但仅仅四代人之前，瑞典的农业状况和今天的乌干达差别不大。20年后（1890年），农业在瑞典的总就业中所占的比例仍为58%，这一水平和今天的越南类似 （60%）。

法国的情况类似。直到1875年，法国的人均收入比瑞典高出21%（尽管作为当时增长最迅速的国家之一，瑞典正在快速追赶）【原注4：按照1990年的美元价格换算，法国的人均收入在1875年据估计为2219美元。在同一年，瑞典的收入据估计为1835美元。这些数据来自于 (Maddison, 2003)，并用购买力平价“1990国际Geary-Khamis美元”表示。】 。1861年的法国农业在 总就业中所占的比例为53%，这和今天的孟加拉国（52%）、吉尔吉斯共和国（53%）以及格鲁吉亚（54%）相似。这与1870年的15个欧洲国家的平均情况也相当（55%），这些欧洲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英国、匈牙利、意大利、爱尔兰、挪威、荷兰、波兰、俄罗斯、瑞典、和瑞士等 国。

四十年后的1910年，上述15个欧洲国家的农业在总就业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了46%，这和今天的印度尼西亚（45%），中国（44%），以及泰国（44%）处于同样水平。即使德国在当时是这一组国家中较为发达的一个（第五富裕），并且它的化学和机器工业在和英国的相应产业争夺世界霸权，它对农业仍然高度依赖。在1907年，农业仍占德国就业的35%，这和今天的斯里兰卡（35%）和巴拉圭（32%）处于同样水平。

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农业在就业中所占的比例，在瑞典（1934年为38%）和日本（1955年为39%）这样的国家里，仍然高于二十世纪早期的德国水平。这种水平可以在今天如危地马拉（39%）和菲律宾（37%）那样的中低收入的国家里找到。迟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农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例为17%，这和今天的墨西哥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处于同一水平。

表格 2中的产出数据也描述了一个类似的图景。在1870年，农业占丹麦总产出的比例为50%，占瑞典总产出的比例为47%。这些数据和今天的刚果共和国 （48%）以及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47%）相当。在1885年，农业占日本总产出的比例为45%。这与今天一些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相当：埃塞俄比 亚为44%，塞拉利昂为46%。

即使在1870年的德国，当该国正迅速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工业强国的时候，其农业占总产出的比例仍然高达41%。这一水平与今天的低收入国家相当：卢旺达为42%，尼日尔为40%，尼泊尔为39%，马拉维为39%。

丹麦和日本的农业占总产出的比例，直到1920年左右，大约为30%。这一数据和今天的布基纳法索（31%），乌兹别克斯坦（31%），马达加斯加（29%），以及肯尼亚（28%）相当。

挪威农业占总产出的比例在1910年是24%，德国在1913年是23%，丹麦在1930年是20%，日本在1955年是21%。这与今天的塔吉克斯坦 （24%），巴基斯坦（23%），科特迪瓦（23%），危地马拉（23%），尼日利亚（22%），以及赞比亚（21%）相当。

瑞典迟至1939年，日本迟至1960年，其农业占总产出的比例为13% —— 这一水平和今天的印度（15%），中国（13%），罗马尼亚（13%），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12%）相当。

所以，把处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中期的今天的富裕国家，与当前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最贫困和最依赖于农业的那些国家），在农业状况和政策反应上作一个比 较，也许并不是象一开始听起来的那样怪诞。今天的富裕国家在19世纪后期的农业状况，与当前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从马达加斯加到孟加拉）的情况是相似 的，至少在就业比例和产出比例这两个最广泛的指标上而言。

即使经过几十年快速的工业化发展，今天的富裕国家在20世纪早期的农业状况也与今天的较贫困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是最贫困的）相似；这些国家包括处于低端的卢旺达和马拉维，以及处于顶端的巴基斯坦和危地马拉。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今天的富国中比较穷的那些，例如日本和瑞典，其情况仍然与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危地马拉处于同一范围。

考虑到这些结构相似性，我们不应感到惊讶的是，今天的富国们在历史上也曾处理过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类似问题 —— 失去土地、土地分散化、缺乏灌溉和其他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技术、小农们有限的信贷、过度的价格波动、农业投入（例如化肥）的缺乏和质量低下、糟糕的仓储和销售设施（这常常迫使农民们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价格出售产品）、粮食安全的缺乏、以及贸易冲击（在那一时期主要由新世界的小麦和肉类的涌入引起，而这又是由蒸汽船和冷藏技术的普及所引发）。考虑到问题的相似性，我们也不应感到惊讶的是，富国的农民们和政府在历史上所设计的政策和制度方案也和今天发展中国家可以考虑采取的那些非常类似（尽管由于我们稍后讨论的原因，包括“新传统智慧”的影响，这些政策和制度并不一定就能被发展中国家所贯彻实施）。

考虑到地理、气候、技术、人口组成、经济、政治和国际条件的不同，生搬硬套富国们的历史经验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比富国们更为多样化），显然是有局限性的。显然，如果因为19世纪的瑞典和今天的越南在农业上的就业都是60%，就说瑞典19世纪的政策适用于今天的越南，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因为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和今天的赞比亚，其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都是21%，就说日本50年代的政策适用于今天的赞比亚。这就犯了和“新传统智慧”的支持者们同样的错误——他们被指控在发表“放之四海皆准”的政策推荐。

然而，仍然有一些政策和制度可以被相当普遍地使用，而无视时间和空间。这些政策和制度包括土质改良的倡议、农村信贷计划、公共的或者由国家提供补贴的仓储设施、以及价格稳定方案。还有些政策和制度，在经过较小的修改后，也能被使用——例如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服务、以及零散土地的整合。还有些政策和制度，其适用性因为各国自身能力的局限（例如农业科研）、政治状况（例如土改）、或者国际政治（例如农业保护），而受到了限制。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从今天的富国们的历史中，找到有用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