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儒家和中国思想 -- 燕人

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回过头看，当时就是“狠批孔老二”，把2400年的儒家都当作一体进行批判。改开后中国社会对孔子、儒家评价的反弹，也与此种简单粗暴、不加分析的批法，有很大关系。今天，不论是全盘肯定“儒家”，还是全盘”否定“儒家，很可能还是行不通。

乱兄认为儒学经典中有很多道家的内容，是不错的。说儒学儒者以求官为目的，很多情况下也对。但是评论儒家，首先要评论中国农业文明的大一统结构：无论黄老还是儒家，大一统社会结构需要一个具有“天下”“仁”“道”观念的官吏阶层。儒家在汉代脱颖而出，原因是儒家在教育、行为举荐、承上启下的灵活度等方面，逐渐从道家、墨家、法家、农家、阴阳家、名家、兵家等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而非“儒家坏、儒家谄、儒家媚”。

而大一统结构，使中华农业文明，在物质财富的创造、文化财富的创造方面，远远超出同期其它形式的农业文明。比如中华周围的朝鲜、日本、越南等，之所以长期成为中华的属国，不仅是中华中央集权武力、财力强大而低头，也是因为仰慕中华的文化/文明而“遣唐使”两千年不断。

而西方农业文明的巅峰古罗马（或算上古希腊），靠武力靠奴隶制，也曾短暂辉煌，然后就湮灭于农奴制+诸侯国+神权的黑暗时代。欧洲文艺复兴的”复兴“（以至今天西方的历史教育），对古希腊古罗马都大大夸张，真实的古罗马古希腊并没有西方历史教材中传说的那么”文明、先进、富裕、繁荣“。

比较中华大一统农业文明与古罗马农业文明，差别最明显的，就是有没有一个具有”天下“观、道德价值观的官吏阶层。古罗马发展到帝制，也有皇帝，中国也有皇帝；古罗马有法律，中华从秦汉到唐宋，也有统一、成文、广泛普及的法律（拜造纸术的福）。所以有无皇帝不是差别，有无法律也不是差别。差别在于治理天下的官吏阶层，能否不断通过教育，传承一种”天下“的观念、共识。如果没有这种观念、共识，或者在历史过程中逐步断代、绝种了，相应就会有分裂出现。中华在东汉时代，由于过于强调对恩主的人身效忠，三国/400年小分裂期于此有很大相关性。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至秦汉大一统，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在百家争鸣的过程，都对统一的天下、仁、道等观念做出贡献，各家都放弃了对小诸侯国国君的效忠、信仰。那么从400年小分裂期到隋唐第二次大一统，则儒家在教育、传承、融合其它家学说（包括佛教）方面，对于重新树立天下观、仁、道等，贡献是比较突出的。不过这个时期，儒家比起军功勋贵，并没有什么优势，对其它学派，也没有搞后来那样的压制。科举考试还考六艺，而不是宋明理学时代的三艺。

‘儒家’真正在中华农业文明中，占据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绝对垄断地位，是从北宋至1840，也即程朱理学时代，西方称为Neo Confucianism。这个时代的‘儒家’，基本符合乱兄所描述的火力目标。只不过，物极必反，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之下，儒家内部也出现了心学。如果和西方历史相比较，马丁路德对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有一定的相似性。

大陆、台、港、澳、新等地的儒学/传统文化爱好者，虽然也会自称”新儒家“”新新儒家“，但也多把2400年以来的”儒“（向社会大众宣传）说为一家。台港很多学者，很多是有明确的程朱理学传承的，比如新亚书院的钱穆，比如得诺奖的丁肇中，比如燕兄正在介绍的曹聚仁。

而米国西方的”东亚中心“，尽管他们有Neo Confucianism的解构，但是从黄仁宇、唐德刚、何炳棣等个人遭遇看，费正清们也很用心地树立程朱理学、打压“非程朱理学“对中华历史做解读/尝试，将程朱理学覆盖了”儒家“（没有心学什么事儿）。同时西方的出版业，也是将中华文化”约等于“儒家；儒家则用程朱理学覆盖。

这种现象：程朱理学派和西方”东亚派“的“共振”的现象，是谈论中华文化、儒学时（比如燕兄、王城兄等楼），首先应该注意到的现象。

一直等待燕人兄的续，想看看燕兄的观点。再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