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几张苏联时期的非主流画作 -- 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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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几张苏联时期的非主流画作 -- 有补充

请懂俄文的同学们看看,画上面写的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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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幅画是苏联时期的画作,采用儿童画的形式,笔拙却传神。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网站上,(美国)作者写道:

【The new authorities recast notions of freedom, of the arts, and of the public. Links between and among audiences at different levels that had thrived in the prerevolutionary cultural market were dismantled. Over time the government imposed strictures on culture requiring alignment with political directives. By 1934, the official policy of Socialist Realism was mandatory and compliance enforced by rewards and terror. The early years of revolutionary ferment yielded aesthetic innovation of the highest order, yet the mounting pressures took their toll on creativity. Writers, artists, and performers responded variously. Some took cover in works employing irony and in the (somewhat) safer terrai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新政权重铸了自由,艺术和公共观念。革命前创作者与不同水平受众之间的联系被割断,政府逐步实施了文化创作与政策间的同步性要求。到1934年底,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成为强制性政策,通过政府奖励或者严厉惩罚得以实施。革命时期出现的自由创作的高峰受到压制。作家,画家和表演艺术家对此反应不一。一些人利用讽刺艺术甚至儿童文艺的形式保护自己。】

中国也有类似情形。痛定思痛,临终前的赵丹发出“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呐喊。关于这件事,作家袁鹰有回忆:

【赵丹那时候已经卧病在床。“文革”后他连续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不让他拍电影,一个是《鲁迅传》,“文革”前他就开始准备,1960年10月我去绍兴,在街上正好碰到他,他在那儿散步,我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他说,要我演《鲁迅传》,我来感受感受。后来因为中央某个同志说了一句,赵丹这个人,演鲁迅?他其实不一定是激烈反对,只是议论一句,结果下面的人听到了,就不让他演。到现在这个《鲁迅传》也没出来,也没有人来演。还有一个是写治理黄河的,叫《大河奔流》,里面有一个场面是周总理出来参加一个什么会,很少的一个镜头,让赵丹演周总理,他当然很高兴。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柜子上有一张照片,我还以为是总理的照片,结果是他的剧照,戏不多,但是他准备得很像,最后好像是邓大姐不赞成,说“赵丹这个人怎么能演总理?”就这么一句话。这两件事一来,他灰心丧气,尽管那时候工资补发了,房子也搬了,当什么政协委员之类的,他也不愿意,他主要想演戏,心里不高兴,后来一直病着,到最后已经得癌症了,他也知道不行了,他说我有些意见想跟中央管文艺的人说一说。我们说请夏衍,他说不行,他说中央管文艺的是胡乔木。胡乔木带了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两个人到了北京医院。赵丹在病床上已经病得很重,他事先都已经对黄宗英详细说了,记下来让黄宗英讲,他躺在床上听,再补充几句。胡乔木一边听,一边说很对,很好,我很赞成,你好好养病,要黄宗英赶快整理出来。他们走了以后,黄宗英给我打电话,我说你赶紧写,我们正好在报纸上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这个讨论,已经发过好几篇了。她说:我也不要怎么整理,我本来就已经整理好了。我马上去协和医院取回来,第二天就见报,题目叫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10月8日见报,10日他就去世了。

  赵丹临终前发表的文章震动很大。报社领导跟我讲,中央有一位领导同志(陈云同志)讲:这个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还有传说“是放了一个反党的屁。”居然屁还有好多种,有一种是好的,有一种是反党的。我听了也很紧张,这不是一般人啊,如果文艺界其他哪个人说一句,甚至骂他一句,我也不管了。但是这么高的领导,而且在我心目当中一直还是很敬仰的,至少很多地方比毛泽东要高明。报社领导说你们想办法,我说怎么办呢?赵丹已经死了,你就是再批评,他也没法还手了。我就去看夏衍同志,他听后说你们想办法找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你也不要紧张。我说我倒是不紧张,但是这个事到底怎么弄呢?找谁呢?后来他想到了找金山,我说金山我跟他不熟,他不见得认识我。他说我替你们去说。你放心。过了几天金山写了一篇文章,这件事才算过去了。我们讲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百花齐放你不能只是一种花、两种花,有的花你认为不好看,但它有存在的权利。这个本来不必管得太具体,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赵丹讲的意见也还是对的。 】

原文在此。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
家园 赵丹原文

发表于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网上还有。他除了说了标题那句话之外,在文章结尾还有惊人之语:

【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多少作用?......】

原文如下:

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 

赵丹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否则,建国30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60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象我国这般,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活谁,因为除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外,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但是,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各有一套见解,难于求得统一。象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象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多少作用?......

〔80年9月于病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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