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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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二,涨潮时刻。十七,十尺之躯:1965年4月7日-5月26日

雕塑家吉米卢.梅森(Jimilu Mason)已经绝望了,她再三要求自己的模特约翰逊总统保持同一个姿势,但是坐在椭圆办公室窗外高台上的总统却一刻也闲不下来。总统在等待雕塑家为他塑造半身像的一个小时里一直在与身边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一份关于越南问题的秘密演讲稿,期间始终在手舞足蹈。他保证说:“这回我一定会拿出你一直跟我说的胡萝卜。”4月7日晚,白宫直升机因为风暴天气而停飞,于是一支车队将约翰逊送到巴尔的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全国性电视讲话。他欢迎为实现和平而进行的“无条件讨论”,并且承诺要为包括北越在内的越南战后经济发展提供“十亿美元的美国投资”。他宣称:“广阔的湄公河可以提供食物、水和电力,其规模甚至能让我国的田纳西河流域相形见绌。现代医学的奇迹可以在每年有数千人死于缺乏护理的村庄里播撒开来。我们可以建立学校……”

约翰逊保证说,一旦北越停止针对南越的“全面征服”作战,上述各种援助“以及更多”就会在越南完全到位。在那之前,他将美国包装成一名不得不在“这条痛苦的道路上”恪尽职守的战士,随时准备要将这项已经“在暑热蒸腾的越南土地上”结束了四百条年轻美国生命的事业进行到底。他宣布了消极但坚定的决心:“我们不会被打败。我们不会疲倦。”总统一方面坚称美国已经为“一场无与伦比的残酷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对于和平的抒情式渴望。约翰逊六次提到了结束一切战争的梦想。“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梦想。但我们有能力,现在我们有机会使这个梦想成真。”他几乎是踌躇满志地对抗着赫赫武功的诱惑——“枪炮和炸弹,火箭和军舰,都是人类失败的象征”——然后采用摩西对于以色列圣约法的总结陈词结束了自己的演讲。“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

批评家们称赞这场演讲堪称“大手笔”。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私下里祝贺约翰逊做出了“非常及时且出色的举措”,并且欢迎这项面向世界的政治倡议,认为它承认了独立的南越不能“仅仅靠刺刀”或者“仅仅靠白人国家”来维持。寄给白宫的邮件一夜之间从四对一地反对美国的越南政策转变为五对一的赞成,但是敌对反应依然让约翰逊难以释怀。第二天早上,他找上了老朋友阿瑟.“特克斯”.戈德施密特(Arthur “Tex” Goldschmidt),希望曾经作为湄公河开发专家为联合国服务的戈德施密特能够壮一壮自己的底气。戈德施密特曾经与演讲稿写手理查德.古德温合作过,他很高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的听众规模足有六千万,几乎能与三周前的“我们必胜”开创性演讲一较高下。他的上司、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透露了口风,认为这则信息“很美妙”。戈德施密特告诉总统,他已经从几位联合国同事那里听到了“精彩的反应”——“您知道,我在电梯里和他们聊天时会谈到这方面。”

尽管听到了这么多鼓励,约翰逊还是放不下雪崩一般袭来的反对电报。“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人们已经厌倦了你关于越南的谎言。快把军队带回家吧。’得克萨斯州卢伯克,‘我们将在越南退让,就像我们在其他地方一样’……呃,‘你今晚的演讲是虔诚的废话’……呃,‘你真的相信十亿美元就能买到和平吗?’这是密歇根州的来信。呃,加利福尼亚州,‘软弱的买断计划……十亿美元的绥靖’……呃,‘你听错了顾问的话。请查阅1957年版美国大百科全书……’”

戈德施密特笑了起来。他说约翰逊正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打击。

“凡是我认识的人就连一封该死的电报都没发过来,”总统说。“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一封也没有。”政坛老手们都在观望。虽然约翰逊希望北越领导人胡志明会选择经济奖励而不是军事惩罚,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如果处境调换,把他摆在胡志明的位置上,那么他绝不会与美国谈判。惆怅之余,他觉得戈德施密特的妻子至少会赞同他的医疗保险立法。

“她很热爱这项立法,”戈德施密特说。“我们都很高兴。我的意思是,如果您想让戈德施密特夫妇高兴起来,那么不可能做得比现在更好。”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威肯登(Elizabeth Wickenden)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一直倡导社会政策,当时她与戈德施密特曾经将年轻的林登.约翰逊引见给许多终生朋友,例如现任大法官艾毕.福塔斯。现在总统要求他让她口述一份关于今晚通过医疗保险法案的声明。

“今晚?”戈德施密特惊叹道。

“是的,我们今晚就要在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约翰逊说道。他不顾戈德施密特的惊讶,继续滔滔不绝地说道:“告诉她稍微考虑一下,她可以打电话给我的秘书口述。我真想说这是世界上发生过的最美好的事情。”

历史性的奇迹与困境正在相互倾轧。医疗保险在4月8日午夜前确实以110票的差距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第二天——即罗伯特.李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一百周年之际——教育法案与投票权法案在参议院的障碍也遭到了扫清。在此期间,约翰逊一直到星期四晚上都在处理有关一架空军喷气式战斗机失踪的报告,该战机被认为在中国领土海南岛附近遭到击落。他推迟了原定的休斯敦之行,一想到可能要与共产主义中国进行军事对抗以及随之而来的参议院政治纷争就提心吊胆。他担心好战的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托马斯.多德(Thomas Dodd)“将会站起来质问我们到底为什么要逃跑?他们击落了我们的飞机,而我们却什么都没做?”约翰逊担心,“如果我们再赶上另一起类似事件,或者他们扔了炸弹什么的,”那么接下来任何正常活动都会“看起来非常糟糕”。

“我想您可以出发了,总统先生,”麦克乔治.邦迪提醒道。于是约翰逊在星期五晚上到达了号称“世界上最大空调房”的休斯敦天体体育馆,见证了有史以来第一场在室内进行的大联盟棒球赛,由纽约扬基队客场对战休斯顿天体队。扬基队的头号球星米奇.曼托(Mickey Mantle)向右中场击出一记表演性质的本垒打,致使首次启用的巨大电子记分牌抽搐了四十五秒,闪现出一幕幕画面,从飞驰的弹球到火箭尾焰,再到向长角牛抛出套索的牛仔。《纽约时报》将这座新建的多功能体育馆比作罗马皇帝韦斯巴芗在公元70年修建的布料覆顶的圆形剧场,其中的创新之处包括五十三个配备私人吧台与天鹅绒转椅的豪华包厢。就连球场养护员都身穿橙色太空服,被称作“地球人”。诚然球场里还有不少缺陷需要解决——比方说球场上原本铺设的百慕大天堂草草皮将会因为晒不到阳光而枯死,很快就会被塑料质地的仿真草皮取代——但这座堪称奇观的圆顶建筑被依然成为了地区经济的风向标。同一个星期五,密尔沃基勇士队和底特律老虎队也在亚特兰大匆忙搭建的体育场举行了比赛。按照伊万.艾伦市长的说法,这是“在不归我们所有的球场上,用我们没有的钱,为我们没有签约的球队举行比赛。”随着南方深处开始摆脱种族隔离的商业桎梏,艾伦收购了勇士队和一支新的职业橄榄球队,从而帮助亚特兰大连续第五年搭乘全国经济繁荣的势头。

周六这天约翰逊留在得克萨斯州,与刚刚成立八个月的扶贫项目的主任萨金特.施莱弗一起为一座职业培训中心剪彩。总统向聚集在一起的年轻学员们坦言他自己年轻时也曾辍学两年。他还调侃了一番平台上的政要们,回忆说其中有几个人曾经在罗斯福的国家青年管理局——或者说“当年的就业团”——当过饥饿的学徒:州长约翰.康纳利当年的月薪是30美元,众议员杰克.皮克尔(Jake Pickle)每月能拿到25美元。尽管约翰逊表示“我不是预言家,也不是预言家的儿子”,但他还是预言了一个有可能重新创造奇迹的时代。与此同时,信使们带着完成的教育法案从华盛顿争先恐后地赶来,在4月11日的棕枝主日,总统助理们来到约翰逊从小就读的学校,在校舍院子里的一张木板桌上挂上了总统的徽记。这座学校位于大草原上,只有一间房。约翰逊四岁入学,在这里读完了八个年级。“您坐这边,凯蒂小姐,”总统招手邀请自己的开蒙老师(早已退休)和他一起坐在记者团面前。

新法案提供了13亿美元经费,虽然仅仅涵盖了目前中小学总支出的6%,但是针对的对象却是美国所有学校当中最贫穷的五百万名学生,无论他们此刻就读于公立学校还是宗教学校——这样一来还顺便规避了此前围绕教育界政教分离问题的长期僵局。法案凸显了约翰逊一贯强调的主题:“贫困有很多根须,但是最粗壮的主根是无知。”法案要求各地自行控制经费分配,意味着各个地区不仅可以、而且肯定会将资金转移到并非最需要的学生身上。尽管如此,约翰逊仍然对于联邦政府支持教育政策的突破性进展欣喜万分,因为本次突破结束了最早能追溯到1870年并且从1946年以来严重妨碍了美国教育发展的立法失败。总统在剪彩仪式上亲切招呼了几位自己于1928年在科图拉当小学老师时带过的学生,其中有一位托马斯.科罗纳多(Tomás Coronado),还有一位阿曼达.加西亚(Amanda García)。尽管科罗纳多早已成年,如今是一位勤杂工,但是约翰逊老师这次还是给他买了一本辅导书,好让他继续练习英语。加西亚则回忆道,约翰逊有一次打了另一个学生的屁股,因为这个捣蛋鬼模仿约翰逊的笨拙步态被抓了现行。这次体罚使得学生们意识到约翰逊老师其实对于羞辱非常敏感。总统认为自己今后不可能签署一份比起1965年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更重要的法律。他引用托马斯.杰斐逊的告诫,“要建立与完善教育普通人的法律”,并且敦促他的听众不要“推迟将其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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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这个棕枝主日,塞尔玛圣保罗圣公会教堂的首席引座员在7点30分的晨祷开始前拦住了一个种族融合礼拜团体:“主教说我们必须放你们进入我们的教堂,但我们不必让你们领取圣餐。”双方的对峙再次招来了警察,一阵僵持之后,弗兰克.马修斯牧师穿着长袍出现在门口,将引座员带到人行道上进行了激烈的私下讨论。白人神学院学生乔纳森.丹尼尔斯和朱迪思.乌法姆与五六名等待加入晨祷的同行者们一起等待着——同行者都是他们从卡弗廉价公寓的寄宿家庭招募来的未成年少女,她们从黎明起就开始梳理头发,将礼服手套拉到手肘,并且一丝不苟地反复演练了领取圣餐的礼仪。“我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马修斯结束讨论走回来之后低声说,“但是你们可以进门参加仪式了。”他的眼神表明他刚刚与引座员达成了令人不安的妥协:访客们必须坐在教堂最后排,并且要等到仪式末尾才能接受圣餐。在教堂里面,有些会众带着明显的厌恶之情忍住不领圣餐,仿佛这些闯入者糟践了救赎;其他人则在仪式结束后对来访者表示欢迎;还有一个人原本在台阶上谈话,假装并不在意,直到最后终于忍无可忍,冲着来访者脱口而出:“你们这些该死的人渣!”“人渣”这个词的语气如此凶狠,令乌法姆感到浑身发抖。

在蒙哥马利大游行的余晖中,乌法姆和丹尼尔斯在民权运动的边缘地带开辟了属于自己的见证之路。他们驱车前往莫比尔购买了能表明他们是神学院学生的教士领。他们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来寻找愿意与他们交流的圣保罗教会少数派。首席引座员伯纳德.雷诺兹法官(Bernard Reynolds)在达拉斯县法院的房间里接待了他们,并解释说只要他们别带着“黑鬼垃圾”上门,教堂就会欢迎他们的到来。丹尼尔斯和乌法姆强忍怒火与法官讨论了一番教会教义。“有些时候,我仍然想要拿上一把大口径步枪钻进树林,”丹尼尔斯在那一周写道。“我越来越强烈地开始感到,最终我将会投身革命之路而非十字架之路。”

为了亲身实践宗教原则,两位神学生不惜在战术层面犯傻。乌法姆和丹尼尔斯作为知情人士多次惋惜维奥拉.柳佐不该如此天真,在夜里开车出门还要捎带上黑人乘客,太不拿自己的安危当回事。但是两人驾驶大众汽车在塞尔玛周边巡行时车里却总是塞着五六名黑人青年。他们带着一位来自加州的圣公会牧师一家人——包括三个小孩——冒险进入偏远的威尔科克斯县,并且不顾尴尬地询问当地白人附近哪里有投票权示威。在卡姆登的确有一场集会,而且集会人群还遭到了催泪弹袭击,滚烫的弹壳落在丹尼尔斯身上造成了烫伤。这一幕让丹尼尔斯突然获得了顿悟:这些满怀仇恨的南方白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他对于这些人怀有“一种严峻的感情”——“至少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主义’的爱而不是抽象的爱。”

年轻的钢琴家昆廷.莱恩(Quentin Lane)在复活节周日之前帮他强化了这份心得。此前莱恩所属的亨利.哈德森高中合唱团曾经来到布朗礼拜堂,为纪念一位因为参加塞尔玛示威而被杀害的同学举行了纪念演出,丹尼尔斯和乌法姆在演出现场认识了他。这场音乐会充满了温情,但是在成人世界的现实面前却显得很生硬:这位同学是被他的黑人继父用猎枪打死的,因为此人对塞尔玛运动感到愤怒,而且白人当局实际上无视了这一罪行。莱恩表示他也想加入针对圣保罗圣公会教堂的跨种族见证活动,这一表态令丹尼尔斯和乌法姆十分矛盾,因为他们此前答应过马修斯牧师,暂时不会继续施压圣保罗教会接受种族融合,给教会与马修斯留一点喘息之机。他们争论到半夜,然后痛苦地通知马修斯,他们还是要在复活节周日那天与莱恩以及其他四名黑人少年一起试图在圣保罗教堂做礼拜。马修斯牧师愤怒地反对他们出尔反尔,认为这一手证明了他们缺乏诚信。他表示阿拉巴马州主教卡彭特此前曾以个人身份与执事会谈判,希望教会今后放宽种族限制政策,而谈判依据正是这两名学生承诺要让圣保罗教会消停两天的保证。两位神学院学生否认自己试图毁掉他的教会。一位气急败坏的教会成员问他们还有什么目的,丹尼尔斯回答说:“我们正在努力践行福音。”

4月18日星期日一早,两白五黑七位年轻人再次来到圣保罗教堂。引座员将这七人隔离在后排角落,在领圣餐时又将他们圈禁起来,直到所有其他人都各归原座位置。雷诺兹法官近乎绝望地悄悄建议他们不要回来参加11点的复活节仪式,几位年轻人表示他们届时将会前往塞尔玛另一边的同名教堂参加仪式,这个回答让法官明显松了一口气。在圣保罗有色人种卫理公会教堂,丹尼尔斯发表了他在阿拉巴马州的第一次公开布道,由T.R.哈里斯牧师(T.R.Harris)指导。这次布道很成功,硬要说美中不足的话就是台下时而会传出“宣讲吧,兄弟”之类的鼓励性呼声,略微分散了丹尼尔斯的注意力。之后他和乌法姆开始撰写针对圣公会主教C.C.J.卡彭特的正式询问信,又在当天晚上冒险走进了黑人麋鹿俱乐部。两人在塞尔玛已经刷了长达一个月的存在感,因此很快就成为了点唱机旁边的社交红人。直到一批从偏远农村赶回来的非学委员工姗姗来迟地走进俱乐部,这才抢走了他们的风头。丹尼尔斯也对这批人很着迷,他与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讨论了许多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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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乌法姆和丹尼尔斯基本上接触不到他们打算效仿的政治领导人。首先,金出国度假去了——“我祈祷他不会被赶走”,丹尼尔斯写道;其次,分散各地的非学委工作人员在一个月内三次集中闭关,累计进行了七天内部辩论。非学委的公务用车都是从员工手里征用的私家车,这些车辆的使用问题成为了非学委内部近乎无政府状态的组织混乱的新象征。项目负责人抱怨说,现场工作人员经常轻率地离开农村岗位,跑到亚特兰大城里开车兜风。还有些员工根本舍不得将自己的爱车交给组织使用。密西西比州的穆里尔.蒂林哈斯特(Muriel Tillinghast)问道:“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你胆敢开走他们的车,他们就会向你开枪,你打算怎么应付这些人?”前任非学委主席马里恩.巴里将组织内部大家庭氛围的丧失归因于直接抗议的减少。他哀叹道,如今就连入狱见证行为也不足以剔除无意义的内讧了。卡迈克尔认为,各种自行其是不服管束的非学委成员——所谓的“漂泊者”——只是1964年自由之夏过后非学委缺乏标志性项目的症状。有些人哀叹,自从鲍勃.摩西在两个月前的神秘告别仪式上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帕里斯之后,非学委就出现了严重的领导真空。其他人则反对说,摩西与他的妻子多娜早在尚未被非学委从工资单上抹去姓名的时候就匿名漂流到了伯明翰,树立了大灭自家威风的恶劣榜样。“我才不去找他们呢,”塞拉斯.诺曼气愤地宣布。“他们必须主动与我联系。”

摩西错过了为期三天的非学委务虚会,于4月1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反对越南战争的大型集会上发言。被他抛在身后的同事们认为这场演讲体现了又一次富有远见的勇气飞跃,但是演讲主题的转变却凸显了非学委在两个方面的分裂。首先,就像新兴的反战运动本身一样,华盛顿的两万名集会者几乎完全由白人组成。对于一个渴望超越种族紧张关系的民权团体来说,这一事实暴露了非学委内部的隐藏问题。摩西甚至早在自由之夏项目结束后留下来的白人志愿者充斥了南方民权运动之前就已经主持了关于内部敌意的痛苦辩论。此外当初之所以会有六十多名非学委员工如此轻率地离开密西西比前往塞尔玛,部分原因也是为了逃避种族融合的民权项目带来的个人与政治压力。第二,越战演说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引发了新的抗议,可是非学委的年轻员工们——尤其是摩西——却感到自己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早已被打倒,如今疲惫不堪而且遭到了背叛。许多人已经把国家政府当成了令人窒息的敌人。“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谴责LBJ的投票法案?”来自霍华德大学、在同事当中很有影响力的理论家考特兰德.考克斯敦促道。非学委研究主任杰克.明尼斯(Jack Minnis)则认为,拟议的投票权法律“完全是骗人的……因为极其复杂的美国政府的种族主义整体结构为那些执政者提供了太多的‘出路’。”

非学委的活动家们从总体上拒绝了联邦行动的目标,尽管这一目标此前一直是民权运动为种族正义发出痛苦呼吁的锚点。立足在历史判决边缘的他们断言民权立法将会是一纸空文,根本谈不上什么里程碑意义。他们预测民权立法必将遭受失败与有法不依,但是他们的不满其实更加深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权运动老兵们对于国家政治的固有性质产生了不满。“林登、休伯特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继续打着治理伟大社会的幌子进行着长线诈骗,”明尼斯在4月15日出版的调查通讯《与林登一起生活》中写道。自一月以来,这份自由职业者创办的周刊已经成为了非学委内部的现象级刊物,因为它把约翰逊总统刻画成了潜藏在自由主义空壳背后的非人力量——主要是利润与中央集权——操纵的工具。极其讽刺的是,乔治.华莱士以及其他政治立场与非学委针锋相对的人们此时也正在炮制类似的话术来攻击民权阵营。

非学委员工们相互发泄着矛盾。强硬派痛斥纯粹派远离政治的做法不道德,纯粹派则痛斥强硬派参与政治的做法不道德。(“他们说既然权力结构如此不道德,那么我们就应该使阴招下黑手来获得权力。”) 密西西比州的一队绝望员工抗议福曼对待塞尔玛示威的公开态度前后不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沮丧地集体辞职了。“我们互相拆台,”一个人写道,“但是绝大多数时候都不给对方任何安慰。”塞拉斯.诺曼责备艾凡赫.唐纳森尽管反对蒙哥马利大游行,但还是担任了游行风纪员。密西西比州的人们恳求唐纳森回到他所倡导的基层生存项目当中,但是唐纳森却抛出了一枚吓到所有人的炸弹:他正在帮助非学委通讯主管朱利安.邦德竞选佐治亚州州议会的席位。

“如果朱利安输了,他会怎么做?”一位员工困惑地问道。

“我不知道,”唐纳森耸了耸肩。他开始以务实的姿态争取非学委的第一笔竞选捐款,无视了组织内部根深蒂固的共识:西装领带与选举政治是通往腐败的必然道路。他与邦德想要拿下亚特兰大新设立的第136选区。在唐纳森看来,这里的黑人选民们从未被候选人征求过意见,黑人布道人规定他们选谁他们就选谁。这些人理应得到更好的选择。此外邦德的名字是一种资产,因为他的家庭地位显赫,但他的面孔却不为人知。因此唐纳森与非学委同事查理.科布在挨家挨户走访时谎称自己就是邦德,从而使竞选活动的个人影响力增加了两倍。身为白人的弗兰克.索拉科的工作主要局限于竞选总部,位于亨特街的一家假发店后面。

如今自称帕里斯的摩西在非学委四月的最后一次辩论会上发表了一番沉思,主题是自由的生长痛。他主张民权运动正在为数百万人打开大门,但是并没有什么捷径可以制度化地确保“他们的能量得到有意义的释放”——这将会成为民权运动在二十世纪余下时间里的核心问题。摩西不顾台下同事们的坐立不安或者迷惑不解,为他们勾勒了一张组织理论的草图。“如果前进方向真的来自底层,”摩西耐心地宣称,“那么人民就必须聚在一起,解决在他们看来出在自己身上的问题,”包括非学委的问题。这项进程永远不会终结,不存在截止期限。没有人当面说他是漂泊者,还有几个人试图揣摩他的信息的民主要旨。用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的话来说:“人民要从彼此身上获得力量。”

喧嚣的抽象讨论让位于分裂的实践。非学委的白人员工们要么渐渐离开,要么转而唱起了配角,为深入偏远地区的黑人实地工作者提供支持。朗德斯县的小团队找到了一处条件简陋的自由之家——屋里没有上下水设施——由新诞生的投票权团体朗县基人运组织的农夫马修.杰克逊(Matthew Jackson)捐赠。以此为据点,卡迈克尔和鲍勃.曼茨开始依靠步行与借来的骡子缓慢地在这个巨大的农村县城拉票,起初只要受惊的黑人允许他们靠近,他们就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卡尔霍恩周边的一位老妇人礼貌地拒绝了他们:“我可登不了什么记,我的脑袋眼看就要到坟头上开花了。” 后来在一场小小的顿悟当中,一位名叫“艾达阿姨”的老年残疾人宣布,自从 “我在亚伯拉罕.林肯身边看到你们”,她就一直在等待他们——非学委员工们认为她指的是1963年的华盛顿游行。她派遣亲戚参加了非学委组织的小型弥撒大会。

卡迈克尔的目标是深入朗德斯。为了找到更多像艾达姨妈一样的人,他招募了一位斯科特.B.史密斯(Scott B. Smith)。史密斯是一位他素来钦佩的实地工作者,因为此人在之前的工作当中展现了极强的办事能力。就算将他扔在某个陌生县城的路边,一不给钱二不给车,他也依然能够独力经营民权项目。史密斯原本是芝加哥街头的一名社会青年,在“血腥星期天”之后南下成为了民权志愿者。尽管他是大城市出身,但是平日里却一直在刻意培养荒蛮神秘的气质,戴着一条由“闹鬼”骨头制成的项链——有人说是鹿角——并且还会侃侃而谈地讨论黑人酿私酒师对于农村教会的微妙重要性。他很快就预言,迪波西特堡将会成为朗德斯县的“火药桶”,新兴民权项目在那里试图通过躲在主流视线之外悄悄工作来预防暴力。卡迈克尔认为,无论如何非学委员工都不该愚蠢地拒绝广大黑人群众对于马丁.路德.金的热爱。他曾经亲眼见过阿拉巴马州的黑人为了能够触摸一下金而相互推搡,甚至试图从挡在前面的人身上爬过去。“人们没听说过什么非学委,”卡迈克尔尖锐地指出。“他们只会说,‘你是金博士的人吗?’”他敦促他的同事们回答:“是的,女士。”并且通过日常服务建立纽带。这样一来到了下一次危机的时候,即使是金也要“依仗非学委的人马”,从而实现从上到下的共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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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星期四,金开始第一次测试波士顿的民权运动环境,测试地点是马萨诸塞州州议会。他在州立法机关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的上方是一排五幅巨大的历史题材壁画,横贯壁画上方的雕带上镌刻着这套壁画的共同主题——“位于马萨诸塞州的自由之路里程碑”。“我是一个曾经被禁止进入政府所在地的人,由于试图向州立法机构与州议会请愿而多次入狱。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当前这一刻非常重要。”接下来金向土生土长的波士顿子弟、不幸英年受戮的肯尼迪总统致敬,纪念他最早引入了民权法案,“许多社区现在都在遵守法案规定……展现了惊人的良好意识与冷静的理性。”对于肯尼迪的致敬换来了听众们的起立欢呼,关于民权立法落实情况的报告则赢得了一片掌声。然而接下来金又继续谈起了仍然存在的“令人绝望的问题”的各个方面。观察家们注意到,此时台下的州议员们要么身体前倾聚精会神,要么干脆坐到了挤满过道前端的板凳上,唯恐听漏了一个词。《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他从未具体提及波士顿或马萨诸塞州,但他确实强调了‘学校不平衡’[和]‘事实上的隔离’。”“请允许我这么说,”金在会议厅里说道,“我来到马萨诸塞州来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鼓励。正是从这里的海岸诞生了一个在自由中孕育的新兴国家的愿景,如今自由也必须通过这里的海岸得到维护。”

离开州议会之后,金的车队驶上了前往后湾区的道路。在塞尔玛时金号召人们来到佩特斯桥,雷鸣般的赞同响应了他的召唤。如今雷鸣的余音依然回响在车队行进的路上。在逾越节的最后一晚,他造访了聚集千名信众的以色列圣殿,随性地回忆起了1951年自己来到波士顿求学的经历。作为一名初来乍到的波士顿大学研究生,他打电话联系了好几位房东想找个落脚之地。一开始仅仅能在电话里听到他说话的房东们都很乐意把房子租给他,“直到他们发现我是黑人为止……一处又一处无不如此。”1965年的《基尔南教育报告》认为,由于房地产政策的限制,马萨诸塞州的全部八万名黑人当中有70%被封锁在波士顿的罗克斯伯里区,在那里腐朽败落肆虐滋生,就好像被环剥树皮的树木枯死之后滋生霉菌一样。金在会见约翰.沃尔普州长与州立法机构的路上巡视了罗克斯伯里——他钻进刚刚逃离种族隔离南方的难民贝蒂.詹宁斯(Betty Jennings)的破旧公寓查看了一番,然后来到坎贝尔学校门外——这里的学生每班最多足有五十人——通过喇叭向家长讲话。金在以色列圣殿解释说,他最艰难的任务往往是防止苦涩心态的膨胀,唯此才能发展建设性的非暴力:“每个黑人都必须为‘未来的逾越节’做准备。”

“波士顿远远不是美国最糟糕的城市,”周五早些时候金在罗克斯伯里的蓝山基督教中心门外告诉记者。他向记者指出,许多富有良知的民权参与者都曾在这家中心服务过,包括詹姆斯.里布以及前任州长的母亲、前年春天曾经在圣奥古斯丁参加入狱见证的玛丽.皮博迪。弗吉尼亚州的前任领导大会协调员维吉尔.伍德牧师(Virgil Wood)介绍了一个由戒酒者组成的唱诗班。他们此前参加了蒙哥马利游行,现在又为金的来访打扫了罗克斯伯里的街道。然后金与当地民权领袖举行了闭门会议,当地领袖向他展示了波士顿民权运动的薄弱之处。有人承认,波士顿黑人“沿着阶级界线分裂得极其严重。”他们的克星、全白人学校的保卫者路易丝.戴.希克斯(Louise Day Hicks)已经更有效地动员了起来*。一些人担心爱尔兰裔青少年在过去两年的圣帕特里克节游行期间用石头砸了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花车。其他人则对声望显赫的盟友不屑一顾。他们给副州长埃利奥特.理查森起了一个不无戏谑的绰号:“我和你同在塞尔玛”。这是根据他们所说的他在波士顿用来巧妙地谈论种族问题的一句话。金笑了,但他不能轻率地冒险失去像理查森这样的显赫政治家的支持,更何况理查森确实去了塞尔玛。投票权法案仍然还在经受阻挠议事的考验,面临着足以使其效力丧尽的修正案。即使是已经确定的法律也只能为金所说的“创造性乐观主义”提供脆弱的基础。这一周的星期三,正当布朗案一致裁决十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金告诉纽约市律师协会,目前只有1.18%的南方黑人学生与任何白人儿童一起上课。

*【希克斯于1961年当选波士顿公立学校委员会委员,此后一直将波士顿公立学校的实际种族隔离状态维持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接下来金参加了他在北方发起的第一次民权游行,不过他本人迟到了两个小时。在六百名警察的护卫下,游行队伍从罗克斯伯里出发走了三英里,人数估计在两万到五万人之间。在游行终点波士顿广场,人们举行了集会。寒冷的雨水驱使不少人在特雷蒙街的商店遮阳篷下避雨,但是大多数人像金本人一样撑起了雨伞。金瞻仰了民主斗争的著名英雄——策动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塞缪尔.亚当斯、单骑夜奔通报敌情的保罗.里维尔、波士顿惨案的首位死难者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率领全黑人部队攻打邦联军要塞并且饮弹牺牲的罗伯特.古尔德.肖以及反奴隶制活动家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墓碑和纪念碑,并且告诫美国人不要成为“一个旁观者的国家”。然后他赶往机场,并且在路上回答了记者的问题。金否认自己对于波士顿吹毛求疵,否认自己因为哈里.杜鲁门最近公开指责他是“麻烦制造者”而担心,还否认自己不愿意将精力转移到和平问题上:“我不反对民权领袖像反对种族隔离那样反对战争。”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头条新闻——“金的新策略:结束越战”。身为和平主义者的老朋友A.J.穆斯特与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看到这条标题之后发来感谢电报,敦促金加入他们的反战抗议活动。这一天来自布道坛的分心事同样层出不穷。南方长老会原本打算邀请金造访,但是有人提出动议要取消邀请,引起了一场辩论;萨凡纳的圣约翰圣公会和休斯顿的第一浸信会这两个主要教会都投票决定拒绝黑人进入。金抱怨说他的安眠药不再起效,他的假期感觉更像是蹲监狱而不是休息。助手们讨论了向他推荐一种更断然的、旨在治疗抑郁症的精神病学方法——“当然,我们并没有当面对他说出抑郁症与精神病学这两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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