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武训传》的资料拼接1 -- 万年看客

1950年底和1951年初，《武训传》上映。夏衍回忆说：“上映之后，场场满座，上海、北京和各地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又在报刊上对此片做了许多过高的评介，这就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17]

　　电影放映后“好评如潮，口碑载道”，一片赞美颂扬之声。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4月下旬，仅上海、北京、天津三地的《大众报》、《文汇报》、《新民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天津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等报刊即发表肯定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40余篇，全国各地有上百篇。上海的《大众电影》将《武训传》列为1950年最佳影片之一。

　　影评文章大部分认同电影编导对武训“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赞扬，调门更高。有人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切实地做到了鲁迅先生的名言：‘俯首甘为孺子牛’。”[18]他“那种不倒翁精神也正说明了劳动人民的坚韧性。”[19]“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20]他“能从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的实际情况里，了解了封建社会的封建的家族和亲友关系的必有的坏的发展和无限的阴谋。”“他是惯于韧性战的一个智慧的义学组织者。”[21]“他的坚苦不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动，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还有文章把武训与周大进行了比较，说武训是“认为穷人要想翻身报仇，只有让穷孩子们都有书念才行。”“忍辱行乞，走向那条艰苦漫长的道路。”而周大则干起“响马”“起来进行反抗恶势力”，武训和周大的思想和行动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中华民族的革命性的论述。[22]

　　大家还歌颂《武训传》是“具有相当高度思想性”[23]，“富有历史意义的教育片”[24]，“是强有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鲜血淋漓的写照。”“它会告诉你一个受难劳苦农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后一代工作。”[25]“可以看到阶级友爱的伟大，到处洋溢着这种爱、这种意识。”[26]“为武训先生那种坚强不屈舍身为穷苦人们服务的精神所深切的感动着、教育着”[27]，因此，人们纷纷表示要“学习武训无条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28]育才学校的一位老师说：“看完这张片子之后我哭了。我哭。不是伤心，而是觉得只有在穷人里面才能产生出武训这样的人。”[29]这些连篇累牍的肯定和赞扬文章，同样充斥着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思想观点。

　　1951年3月25日，《进步日报》发表了晴籍所写的《武训不是我们的好传统》，提出异议：“这样一个软弱的人物跟今天我们站起来的中国人是多么不相衬?他能在我们要培养的新英雄气概上起点什么作用呢?”文章最后指出，“这个人物不是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好传统”。“我们不应该无批判地称赞《武训传》，更不能无条件地学习他。”但4月4日，就有3篇文章[30]对该文进行批驳。其中一篇文章辩护说，武训“只是想在封建统治下，划出一个特殊的地区，来培养革命的干部。”[31]

　　年初与电影放映的同时，还出版了几本书。有孙瑜著的电影小说《武训传》(上海新亚书店出版)，李士钊编、孙之隽绘的《武训画传》(上海万叶书店出版)，柏水编的章回小说《千古奇丐》(上海通联书店出版)，金陵大学影音部编绘、杨宝楠画的连环画《武训》(上海大众美术出版社)等，同样对武训和“武训精神”极为推崇。有的认为，“实际上武训先生是一个最典型最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身体力行者”。“先生的反地主、反恶霸、反封建制度、反缠足、反迷信等进步思想，他那种坚韧的斗争意志，虽然表现在不同的行动里，但他终身不渝的尽力于‘义学’这一件大事业，对于人类历史和劳动人民的影响则是永垂不朽的。”[32]“武训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33]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对一个思想混乱、倾向错误的影片“好评如潮”，甚至许多“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也称赞武训的精神，这是毛泽东决定要开展批判的关键。虽然如夏衍所说，许多过高的评介，有与电影有深厚渊源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的贡献，“好评如潮”也有导演孙瑜和演员赵丹是著名影视人的影响力，但也说明这样的观念很有社会基础，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集中流露，反映了这个群体的认知水平。林默涵回忆：“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的。”[34]这与夏衍的回忆一致。

　　毛泽东亲自动笔修改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态度更鲜明;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加强导向作用。社论提出“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35]，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观点、方法，对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同时，对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新民报》、《北京文艺》、《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大公报》、《大众电影》等十几家报刊上发表的赞扬《武训传》的文章，公开点名批评……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　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毛泽东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因此，他提出批判电影《武训传》首先是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联系实际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清除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

……五十五年前的1951年5月20日下午，我正在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室上夜班，编第一版要闻，那天是星期日，没有什么要事，也不开每天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我就处理新华社白天发来的电讯稿，挑选晚上要发的新闻稿。忽然从一堆稿件中发现一份用电讯发来的当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厚厚一叠，字数很多。

我编一版要闻一年多以来，常收到新华社播发有关国内国际大事的《人民日报》社论，地方报纸必须转载，但是《人民日报》为一部电影发社论却是破天荒头一回，不禁有点惊讶，赶紧细读社论全文：……

……我连读了两遍，一面读，一面止不住心惊肉跳：这篇社论同以前在《人民日报》上读到或者新华社作为电讯稿发出来的社论完全不同。那些关于抗美援朝、国际形势的社论，可以使你情绪激昂，充满自豪感；那些关于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法治安方面的社论，政策性指导性很强。但是这一篇社论，说的是一部电影，却提得那么高，那么严厉，“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些非常严峻的责问，哪里是社论的口气？点了那么多作者的名字，那么多文章的题目，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是不是因为《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就可以用这样的口气写社论？我越读越糊涂，也越读越紧张，不管懂不懂，理解不理解，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社论，也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

……这个“编者按”措词很厉害，上海话就是“很结棍”。但是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前两天读了都还没有引起重视，认为大概要批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了，没有想到其他。不料才过几天，社论就出来了，而且更加严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正想着，管夜班的副总编辑魏克明同志来上班了。没等他坐下，我就告诉他新华社发来一篇《人民日报》重要社论，说着，赶紧将那一叠电讯稿送到他桌上，他坐下来，茶也来不及喝，烟也来不及抽，先仔细地读了一遍。看完，对我微笑一下说：“这篇社论非同小可。我估计有几段很可能是毛主席写的。”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毛主席修改过《人民日报》社论，在战争年代用新华社名义写过评论和通讯，但是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有关电影的社论，却是从未想到的。听老魏的口气，似乎很肯定。果然，他的估计很准确，不久，就听说是毛主席亲自写了社论中除了一大批名单以外的段落。“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种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都有这篇社论，1977年4月，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就收入此文，注为“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节录”。

　　 问题提得如此严重，如此尖锐：“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同一天《人民日报》第三版“党的生活”专栏还发表了一篇专文，号召“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已将“讨论”改为“批判”了），口气同样很严厉。报社编前会上，有人问报纸应该怎么办，要不要组织稿件。魏克明同志很沉着，说：《人民日报》怎么宣传我们就跟着办，《武训传》是上海拍的电影，更要看市委的态度，不必忙。现在上海正忙着“三反”、“五反”运动，增产节约运动，捐献抗美援朝的飞机大炮，要宣传报道的东西很多，不要又开辟一个宣传战场。然而《武训传》这部电影毕竟出在上海，上海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立刻受到重大的冲击，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文化局长夏衍，正参加一个由林伯渠、沈钧儒率领的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民主德国，远在欧洲。上海文艺界的事主要由文化局副局长于伶负责，他又兼电影厂厂长，自然首当其冲。5月21日上海各报一律转载社论，当天晚上，组织了二百多位文化教育界人士开会，重新放映《武训传》。放映之前，有关负责人黄源（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于伶（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和戴伯韬（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三人先后发言，检讨自己过去对这部影片的错误态度。据于伶同志四十年后对我追叙，那一天他从早到晚处于紧张状态中，连饭都顾不上吃，准备组织大家看电影，作检讨性发言，市委更决定要他以上海电影厂厂长身份写一篇文章，第二天同《武训传》讨论会消息同时见报。一天之内赶一篇文章怎么来得及？但又非写不可。于是，那天晚上，就在他同文化教育界人士在文化局电影处楼下放映室看电影并且作自我批评的同时，在放映室楼上一间办公室里，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冯定和原《解放日报》总编辑恽逸群两位大手笔正伏案挥毫，赶写一篇《展开对〈武训传〉的批评和讨论》文章，署名于伶，当晚送到《解放日报》，同新闻一起在第二天见报，算是上海市文化界领导机关向中央表一个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