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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中华法系，皇权是最重要的一环。可以说皇权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抛开皇权谈中华法系毫无意义。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法律体系对皇权的制约，虽然嘛，这个制约比较可怜。

清代的皇权发展到了巅峰，同时呢，法律体系同样发展到了巅峰。

清代的皇权和法治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些争议，一些学者比如张晋藩认为在“文字狱”这一问题上，是“无法治可言”的。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对文字狱进行全面的考察之后，发现法律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

清代文字狱，按《文字狱档》的统计是65例，后来学者钩沉档案统计出180例。

在这180例，明显属于违法犯罪的，比如邪教邪术，比如诬告，比如谋反的，还有诈传圣旨的，大概占到一半。这一部分基本上都是按法律条文处理。

在剩下的文字狱中，皇权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比如说谢济世注经案，这位老兄天天拿自己的注解献给乾隆，乾隆一烦，就下旨降罪，不过，谢济世运气好，当时乾隆还在扮演宽厚仁君的角色，谢济世只是降职而已。

在乾隆十六年，为政由宽转严之后呢，下级官员呈报案件的时候，经常模棱两可，视乾隆的态度而定，举两个大案：一柱楼诗案和坚磨生诗抄案。

一柱楼案呢，起因是乡间两个地主争地，其中一个地主就威胁另一人说，你不让我占便宜，我就去告发你，你家爷爷的诗有违碍之语，正好这时乾隆有个上谕，大概意思就是自首无罪。这位呢，直接拿着自己爷爷的诗集自首去了。另一家一看，也不依不饶的纠缠到底，最后案子落到刘墉手上，刘墉就写了个模棱两可的奏章递上去，乾隆开始也不以为意，但是后来发现沈德潜为此书做序，在序中还刻意美化传主弟弟的一则案件，立刻就怒了。本来这时乾隆对沈德潜有些意见了，现在正好借这个案子全面搞一下，案件的性质马上就变了。最后就酿成了大案。后来所谓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据说都是出自此案，但实际都是民国笔记的以讹传讹罢了。

坚磨生诗抄案的情况也类似。 胡中藻呢，向来以鄂尔泰高足自居，张鄂党争呢，双方刺刀见红，乾隆很不理解，后来有人自供，我们这么斗来斗去是只见皇上宽仁，不见皇上英武。要英武还不简单吗？胡中藻的诗呢言辞险怪，罗织罪名特别方便，乾隆借助坚磨生诗抄案直接把鄂党给灭了，连鄂尔泰都被赶出庙。

但是，乾隆不想搞的时候呢？大量的批复就是知道了，完事。

这就是个什么问题呢？文字狱集中体现了乾隆的个人意愿，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在乾隆关注之外，法律依然发挥着作用。

还有一点也要注意，就是虽然皇帝的个人意志是主导性的，但是法律这张皮在处理的时候也没完全丢掉，遮羞布的作用还是有的。无论是年羹尧案还是乾隆的文字狱，法律体系的作用，大概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