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八：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上） -- 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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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晚了。5月8日是母亲节。谨以此文献给千千万万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和以身许党、以身许国、以身许民的革命先辈。

初中语文课，学过朱老总的《回忆我的母亲》。在这篇回忆性的散文里，朱老总怀着崇敬的心情，追述了母亲的一些事迹，唱出了一曲发自肺腑的对广大劳动妇女的深情颂歌。

在老革命的回忆录中，大部分都有关于母亲的回忆。多也罢，少也罢，基本都体现了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参加革命后天各一方难以赡养、回报母亲的愧疚，天人永隔之后对母亲的无尽思念。

一、苦难的童年

大多数开国元戎出身贫苦家庭，出自官僚、地主、资本家、大知识分子家庭的只占少数，母亲多为没有文化的劳动妇女，少有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种地，砍柴，放牛，挖矿，当学徒，整天吃不饱饭，甚至当叫花子讨饭。

《彭德怀自述》中回忆了大年初一、初二全家靠讨饭度日的场景，写到：“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

未来的共和国国防部长耿飚13岁离家到水口山铅锌矿当童工敲矿石。杨得志上将14岁到安源挑煤。现在的孩子，别说7、8岁，就是13、14岁，除了学习，还会什么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儿时母亲的回忆，尽管也有欢乐和温馨，但大多是苦涩、酸楚。

由于贫病交加的缘故，还有很多人小时候就失去了母爱。比如，彭总8岁丧母，王平上将不满周岁母亲就病故，洪学智上将、韩先楚上将3岁丧母，杨得志上将、陈再道上将11岁丧母，秦基伟上将10岁丧母，李德生上将（1955年少将）、陈先瑞中将9岁丧母。

一些人因为自己家里穷，或父母亲友没有子女等，从小被过继或他人收养，也享受到一段时间的母爱。比如，程子华刚出生1个月，就被送给当时尚未生育的姨母收养。李志民上将刚满周岁，就被过继给堂伯父，5岁时养母病故，养父又续弦，好在继母对他非常疼爱。张震上将出生后不久，因为家境不好，被过继给镇上一位篾匠，此后一直不知道自己有两个母亲。1949年12月，他想方设法把养母接到南京后，家乡又去信告诉他生母还健在，他开始还不相信。

母爱是伟大、深沉、无私的，但某种意义上也是有限的。生活困顿，子女众多，再加上往往自身家庭地位不高，很多母亲给予孩子的相对有限，情感呵护可以有，物质上就无法满足了。

勤劳、质朴、善良，善于忍耐，或者说逆来顺受，是很多人晚年对母亲的评价。母亲对他们不是不爱，而是没有能力爱得更多、爱得更深。

徐帅从七八岁就开始帮父母做家务，拾粪捡柴，采树叶，挖野菜。寒冬腊月出门拾粪，拾不满一箩头就不能回家，经常手脚都冻麻木了。母亲很心疼，又给脱鞋，又给暖手，但从来不说降低定额的话。

陈锡联上将3岁丧父，母亲一个人养他和两个姐姐，起早贪黑干活，也无力供他上学。为了补贴家用，他七八岁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牛，干的几乎是和大人一样的体力活，整天也吃不饱饭。干了近两年实在受不了，就跑回家。家里温暖，但没吃的，没有办法，母亲还得送他出去干活。

耿飚在水口山矿上干活，有次罢工胜利之后，同在矿山干活的父亲技术好，涨了点工资，母亲怕他工作量过大影响长身体，每天让他二弟在工间给他送一餐饭。这就很难得了。

岁月艰难，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很多人家里极其困难，实在供不起孩子读书，或只能有选择地供一个或几个孩子上学。当然，作决定的一般是父亲。个别留洋的不说，像程子华这样出身贫困家庭能读大学的实在是凤毛麟角。上太原师范时，养父母供不起，还是生母勉强给他凑了两块钱。像杨成武上将这样能读完中学就很不容易了。

肖劲光大将2岁丧父，36岁的母亲只身拉扯6个未成年的孩子，家里一分田地也没有，租了点庙产种地，再加上带女儿织布纺纱勉强度日。为了供他上中学，母亲当掉自己陪嫁的一枚金戒指，也是全家唯一值钱的东西。当完之后，全家人省吃俭用，把戒指赎回来，下次交学费时再当。

任弼时与肖劲光是中学同学，同窗近3年。他家里同样很穷，每次交学费也是东拼西凑，未婚妻陈琮英在工厂做工，再接济他一点。

李志民上将9岁开始上私塾，上了两年半，然后读初小，从二年级开始上。家里离学校好几里地，上学要自带午饭，虽然还是红薯饭，但母亲总想方设法做点好吃的菜，如鸡蛋、咸菜，有时还有几片自家腌制的腊肉。他14岁初小毕业后考上了高小，需要住校，入学第一年学杂费、膳费大洋十元，第二年十二元，第三、四年十四元，穷人家孩子怎么上得起？

区里的学务委员李石麟了解他，不舍得他辍学，专门做工作，让他家里每年出两块大洋，剩下的由村里的“祀会”承担。即便两块钱，也得全家节衣缩食才能攒出来。他养父两个弟弟因为穷娶不起媳妇，终身未婚，与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一起供他。学校收费高，吃得很好，一天三顿大米饭，每顿六个菜，有荤有素。

李志民上完4年高小，李石麟和几个老师希望他继续考中学或师范学校。读中学要到长沙，每年要交80多块大洋。李石麟很热心，四处奔走，也只帮他筹措到70块大洋。忍痛辍学后，李志民先后到几所小学教书，年薪30担谷子，大约折60多块大洋，后来涨到40担，大约折80多块大洋。

从这个角度看，当时上学确实是高投入高回报。没钱上学，正常情况下，是无法改变命运的。

二、投身革命

从小生活困苦，受压迫，很多老革命便形成了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倔强甚至任性、不屈服于任何压力的性格。典型的，就是彭总这样的。

习大大5月10日在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青春力量一经觉醒，先进思想一经传播，中华大地便迅速呈现出轰轰烈烈的革命新气象。

不管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模糊向往，还是出于对黑暗社会不公的愤慨，亦或是为了找条生路，觉醒了，就反抗吧，就斗争吧。于是，无数青年人毅然丢下妻儿老小，背井离乡参加革命。到了这个时候，支持鼓励也好，坚决反对也罢，父母已经左右不了儿子的行动了。

对千千万万个母亲来说，主动也好，被动也罢，为革命献出自己的孩子，几个月、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无法见面，生死不知，只有无尽的思念、牵挂甚至是揪心之痛。得知孩子牺牲了，更是肝肠寸断、痛不欲生。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相继牺牲后，妹妹玉莹受刺激，很快就病逝，母亲高氏随后也悲痛而亡。

对千千万万个革命者来说，离家越远，母爱就越变得遥不可及，回报母爱更成为一种奢望。内战时期环境恶劣，再加上通讯不便，很多人参加革命后与家人断了音讯，抗战全面爆发后才重新联系上，也只能是偶尔通通信，想见面太难了。少数有条件的，才把母亲接到身边一起生活。比如，1939年，张秀山在绥德特委工作，后来到中央党校。生活安定后，他将母亲接到身边（父亲、大伯、堂哥1935年在肃反中被错杀。他父亲为支持革命不惜倾家荡产，多次舍命救他。左倾路线害死人！），以后又带母亲到东北生活。这就很难得了。

黄麻起义之后，陈锡联想参加红军游击队，母亲坚决不同意。家里两个女孩子，干点家里的活还行，讨饭都不敢去。他弟弟太小，家里就指望他干活，走了怎么办？怕他离家，母亲每天等他睡着了自己再睡，还拿线系在两人手上。

1929年4月的一天夜里，陈锡联等母亲和弟妹睡着，悄悄解开手腕的线，出了家门，参加游击队去了，时年14岁。过了一段时间，游击队到七里坪正式编入红军。出发之前，他回家跟母亲告别。母亲看他长高、长胖了，悲喜交集，大哭一场。儿大不由娘，拦不住。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发起黄安战役。陈锡联偶然遇到了母亲。她参加了支援红军的行列，帮红军烧水做饭，见面时正在往前线送饭。母子相逢，各自都有任务，母亲简单跟他说了几句话，他给了母亲几块银元，二人就分开了。这一别，直到1947年两人再次见面。

抗战初期，陈锡联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寄了一张照片，说自己在外经商，生活还可以。后来就断了音讯。中野挺进大别山，担任3纵司令员的陈锡联意外遇到了母亲。当时，6纵找向导带路，正好找到了他的弟弟陈锡礼。陈锡礼说自己有个哥哥叫陈锡联，参加红军近20年没有回家了，家里还有一个60多岁的老母亲，生活很困难。6纵同志马上报告领导，杜义德政委马上打电话确认，随后就派几个战士用小推车把母亲给陈锡联送了过来。

母子俩说了一晚上的话。敌情严重，部队第二天要转移，只能送母亲回去。陈锡联把自己的被子、毛毯都给了母亲。仅此而已，还能做什么呢？

1925年秋，已升入武汉高等师范附中二年级的伍修权得到一个好消息，他被组织选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马上表态服从组织决定，同时表示父母也一定会同意。他经陈谭秋介绍入团之后，父母对他的革命活动从来没有阻拦过，看到他藏在家里的团章和传单，只是帮他藏得更严密，一再悄悄嘱咐他处处小心。他家里兄弟多，走一个也可以减轻一份负担，如果能有所出息，就超出他们的希望了。

果然不出他所料。他回家向父母谈了这个大事，父母没有一点反对或为难的表示，母亲没有说一句难过的话，只是如她惯常的那样，长久地默默盯视着他。每个父母都希望儿女长大成才，但现在一家人的肚子都填不饱，儿子自己找到了救星共产党，父母当然喜出望外。

当时党内经费很少，被组织选派留苏的学生，出国以前的旅费和其他开销必须自理。伍修权要从武汉到上海集中，坐船，一路吃喝等，家里实在掏不起钱。后来他的一位老师和一些同学、朋友慷慨相助，帮他解决了难题。

临行那天正是中秋节，父亲打了二两酒，母亲炒了一盘鸡蛋，外加一盘家里罕见的肉片，为他送行。这既是他家里多年来第一个酒菜最丰盛的中秋家宴，也是最后一次家人最齐全的团圆聚会。此后，家人走的走，死的死，再也团聚不成。吃过饭，父亲和3个哥哥送他摆渡过江，搭乘去上海的轮船。这一别，成为他和父亲、哥哥的最后诀别。他走后，父亲和3个哥哥相继去世，没有等到他归来的那一天。

1931年，伍修权从莫斯科辗转回到上海。跟他接头的是吴德峰。组织起初准备派他回武汉从事地下工作，主要考虑他是武汉人，情况较熟。伍修权远奔异国，几年与家人了无音讯，回武汉工作当然很好。但他随即考虑到，自己在武汉土生土长，虽然熟悉情况，但熟人也多，身份难以隐藏，不利于从事地下工作。于是，他向吴德峰建议，派自己到苏区，到红军部队，到前线去打仗。

过了几天，中央批准分配他去苏区从事军事工作。回家与母亲重逢团聚的机会就这样与伍修权擦肩而过。直到全国解放后的1949年底，伍修权才有机会回家探亲，见到了分别24年的母亲。

1934年6月，蒋介石指挥四川军阀，向红4方面军发动六路“围剿”。根据组织决定，向守志上将（1955年中将）带领100多人的游击队编入红9军。前一天晚上，他母亲一夜未眠，赶做了一双粗布袜套，打了一双草鞋。第二天一早，母亲给他送行，鼓励他好好干，多打胜仗，多杀敌人，将来平安归来。此前，家里就剩他与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父亲、大哥病故，姐姐远嫁，还有3个哥哥被抓壮丁，杳无音信，3个嫂子只好改嫁。

接过母亲做的布袜套和草鞋，向守志百感交集，一直舍不得穿，直到爬雪山、过草地才用上应急。他与母亲一别，从此天各一方，音信渺茫。1944年，他在太行党校与夫人张玲谈对象时提到，等抗战胜利后，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打听母亲的下落，想法捎些钱去，将来有可能接她老人家出来，一起过几天舒心日子。

1950年11月底，他率15军44师完成了在川南的剿匪任务，感到和平时代到来了，想回阔别已久的老家看看。不久，西南军区发来电报，通知15军军长、各师师长等务必于12月28日赶到重庆集中，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他仔细一算，从师部赶到军部再到重庆，没有空余时间了，只好打消了回家看望母亲的心愿。故乡和母亲只能一次次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和梦境中。直到1990年他从领导工作岗位退下来，才回到离别50多年的家乡。这时，他从乡亲们口中得知，母亲早已在战争年代病逝。

孩子出门闹革命，父母、妻儿、亲友担惊受怕不说，受牵连往往也是难免的。

大革命以来，王新亭上将的家庭逐渐成为一个革命的家庭。大哥是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二哥是地下党的交通员，五弟1929年到黄麻参加了游击队。他家里成为孝感县委活动的一个据点，县委负责人经常过去开会。他母亲带着家里人，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党的工作。国民党清乡团几次到他家里搜捕地下党，抓他兄弟几个，未能得逞。家里人待不住了，四处逃避，清乡团就一把火把他家里烧了。

王新亭跟母亲逃到舅舅家临时避难。舅舅家很穷，赶上连年旱灾，无法养活他娘俩。逼上梁山了，他就跟母亲商量，去当红军。母亲很支持，要他马上去找县委开介绍信，越快越好。母亲嘱咐他，到红军队伍里好好干，不要挂念家里，打听一下五弟在红军的情况，常给家里捎信。

于是，1930年春，王新亭参加了红军。当年8月，第一次参加战斗。行军经过家乡，离家里只有20余里，但没有时间回家。从此以后，就没有同家里通信了。直到全国解放后，才与家里取得了联系。《王新亭回忆录》中提到，一来阶级斗争尖锐，家里房屋被敌人烧毁，母亲、兄嫂都已离散，与亲友也失去了联系；二来，家庭观念淡薄了，决心跟着党革命到底了。

马日事变之后，李志民家里被抄三次，他自己多次险些被抓。有一次家里被搜，他母亲机灵，马上让他堂兄出去给他报信，他当时正在一个学校代课。但他年过古稀的父亲和叔父被抓走，被关了一年多、勒索了一笔钱财才被保释出狱。家里日子更难过了。1928年12月，组织决定调李志民到红5军当中队党代表。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只能拜托地方党组织和战友照顾他70多岁的父母。

李志民刚从游击队调红五军时，部队还在家乡一带活动，偶尔还回过几趟家。1929年8月调行营学校工作后，他离家越来越远，一年多没回家。1930年七八月份，正参加攻打吉安城的李志民与红5军第3纵队司令员彭遨相邀，回湖南找主力部队，顺便请假探家。

李志民路上先看望了生父、生母和两位哥哥，在生父家休息一下。70多岁的养父闻讯，也赶过去接他，见面后拉着他的手直掉泪。吃过午饭，他同养父一起回家，看到年迈的养母、两个叔叔、妻子和三个孩子。一年多来，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家里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但仍然很苦。他把身上仅有的三块大洋交给了父亲，看到家里一把雨伞已破烂不堪，把自己用的一把雨伞也留了下来。他在家里住了三天，又出门看望了亲戚朋友，便匆匆出去部队了。没想到，这一次离家，竟是他与全家人的永诀。

1931年11月，正在红军医院养伤的李志民碰到一个老乡，老乡告诉他，1931年2月，他二哥被国民党部队杀害；这年夏天，家乡流行瘟疫，他的生父母、二哥，养父、两个叔叔，28岁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三四个月内先后离世，只剩下他养母（1944年去世）。

李志民彻夜不眠，怨恨自己不能尽到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

1932年下半年，湘鄂边苏区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远走洪湖，桑植游击大队被消灭，整个苏区只剩下几支零星的游击武装。廖汉生中将正跟着贺龙的大姐贺民英带领的游击队打游击，这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女儿2岁，儿子1岁，行动不方便，就写信叫母亲过去把他妻子肖艮艮（贺龙二姐贺戊姐的女儿）、孩子接回家。

1933年5月，正值插秧时节，各村的赤卫队员白天插秧，晚上集合，几天下来，大家都感到太累。贺民英只留了十几个人，分住在两户人家。其中一家的主人向国民党团防队告密，敌人拂晓偷袭。贺民英、贺戊姐等牺牲，肖艮艮和他们两岁的儿子被抓走，后来被他母亲请人花钱赎了出来。

1934年春节前夕，红3军由桑植向慈利游动，途经廖汉生老家。他和在军部当警卫员的妻弟肖庆云匆匆请假回家，见到了母亲、妻子和女儿、儿子及弟弟、弟媳。全家人团聚一堂，诉说别后的经历，一起吃晚饭。

正吃着饭，一个曾被农会打击过的痞子，受团防队头目委托过来打探廖汉生回家的消息。这时，因为团防队一直与红军作对，红7师师长卢冬生不放心，安排军部警卫班又派了4名战士过来。饭没吃完，痞子匆匆告辞，其实是去报信了。当晚10点，廖汉生的1个表兄和原军部裁缝前来示警，团防队要来打他，下枪。

廖汉生他们有6个人，判断团防队夜里不敢过来，可能天将亮时过来，于是就到肖庆云另1个姐姐家里住了一晚上，然后按要求回了军部。出发之前，廖汉生要母亲带着肖艮艮、两个孩子到别人家躲一晚。躲过这晚就没事了。

次日一早，廖汉生得知，他们离家后，肖艮艮带着孩子躲出去了，母亲不愿走，弟弟、弟媳留下来陪她。天还没亮，团防队来了，围住廖家屋子就打，弟媳跑出来被当成肖艮艮给打死了，弟弟打破屋后的板壁跑了，母亲倒还没事。

1935年11月，红2、6军团开始长征。出发前夕，廖汉生母亲、妻子前来与他道别。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几十年，一走就是几万里。廖汉生走了之后，妻子、女儿被抓进大牢（儿子之前已夭折），随后妻子被卖到他乡，嫁与他人。1942年，在延安的廖汉生去看望贺龙，听妻弟肖庆云说，妻子、女儿已被杀害。这其实是一个乌龙。贺龙夫妇随后张罗给他介绍了杨尚昆的妹妹白林，二人随后结婚。

造化弄人。肖艮艮其实并未被杀害。解放后，廖汉生才知道她还活着。两人十数载之后再度相逢，彼此有千言万语，却无从说起。类似的事还有一些。1937年5月，罗帅与林月琴婚后不久，林月琴的前夫、原先随西路军西征的红9军供给部部长吴先恩回到了延安，此前有消息他已牺牲。尴尬了。林月琴最终跟了罗帅。

廖汉生的母亲历经坎坷，受尽苦难，独自将他们兄弟抚养成人。廖汉生长征后，母亲又苦苦熬了十几年，终于等到全国解放，已是一身重病，经常住院，1964年在北京病逝。但总算是享受了一段时间的天伦之乐。毕竟很多人的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