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百年未有大变局与人类命运 -- hwd99

中华文明是基于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农耕文明，它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其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传承历史最悠久，传播最为广泛的文化。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各自的世界里不断发展、演变，由于文明的巨大差异，也是这些人类在性格上和体制上出现了很多不同。在亚欧大陆的广阔土地中，大陆的北部形成了一条天然的草原地带，众多的游牧民族生活在此，在大陆的南部及一些中部地区出现了一个个农耕区。从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以及特点来看，农耕文明一直被认为要先进于游牧文明，这不仅仅是因为双方生存方式的不同，更为根本的则是农耕社会的发展进程始终要快于游牧社会。

从当时亚欧大陆各文明区的发展现状来看，古中华文明在繁荣昌盛之时，位于它们北方的游牧人正处于尚未开化的状态，文明远远还没有产生。农耕文明相对游牧文明既有诸多方面的进步性，并且在这种进步性的长期影响下，农耕文明率先进入了国家形态。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类文明成果，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基础。

农耕生产与气候条件息息相关。季风气候是我国气候的主要特点，季风气候是大陆性气候与海洋性气候的混合型，季风气候表现为雨热同期，雨热同期有利于农作物成长。从降水的季节分布状况来看，我国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也就是东南季风盛行的时候，所以我国的气候特征表现为“雨热同期”。在高温季节，农作物生长旺盛，需要大量水分，而夏季正是我国降水最多、最集中的季节，高温期与多雨期一致，水热搭配好，对农作物的生长十分有利。由于我国的降水主要是由东南季风带来海洋的水汽而形成，受夏季风的影响，降水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减少。从降水的季节分布状况来看，我国的南方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是典型的雨热同期；我国北方的华北、东北等地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夏秋之交，虽降雨量少，但也是表现为“雨热同期”的气候特征，所以我国北方的华北、东北等地区气候也是属于“雨热同期”。雨热同期是我国非常优越的气候资源，光照充足、降水丰沛、高温湿润的气候十分适宜农作物生长，是诞生农耕文明的重要条件。

农耕文明除了带来稳定的收获和财富，造就了相对富裕而安逸的定居生活，还为进一步衍生出高雅的精神文化创造，奠定了基础。农耕文明的重要表现为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自给自足，不用于商品交换。农耕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化之一，也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文化之一。

我国农耕文明的格局主要为南稻北粟。在距今10000~8000年间，中国早期农业已形成了以水稻为代表的南方水田农业和以粟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两大系统，以及与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相结合的南稻北粟格局。北方的原始农耕以旱地农业为特色，这与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有密切关系。春秋冬三季干旱寒冷，夏季高温多雨。该区域普遍存在的黄土，持水保肥能力低，但有较好的毛细作用。所以选择对肥力水分要求不高，幼苗期能抗旱的栗。南方的原始农耕以稻作农业为特色。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雨多湿润，所以选择了喜水作物水稻作为主要农作物。

农耕文明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它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劣性，而是需要掌握争取丰收的农艺和园艺；它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而是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尽管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也不都是田园牧歌，也有争斗和战乱，但较之于游牧文明，具有质的不同。农耕相对于游牧的好处就是，能大幅度提高生产力，这样一来，才会有一些吃饱了没事做的人去想吃饱之外的事情。如研发科技，发展文化等等。

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征。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与今所提倡的和谐、环保、低碳的理念不谋而合。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就当代现实来看，中国人处世思想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够极大地抑制战争的发生。从毛泽东时代研制成功两弹开始，中国就是唯一公开宣布，不首先使用核弹声明的拥核国家，更极大地吸引了当时的西方学者。很多西方知识分子不得不将人类的希望转向东方。毛泽东发动的中国革命，引起了西方知识界的普遍共鸣和响应，1968年5月法国巴黎爆发红色风暴，大学生们占领校园，反对对外侵略战争，抗议政府制度，提高老百姓福利等政治主张。美国青年的反战抗议运动，更是持续多年，直至美国政府从越南撤军。意大利日本等国大学生为实现他们响应毛泽东的政治主张，组织红色旅武装，反抗政府的镇压，甚至还绑架了意大利前总理等政府官员。

1973年，时已暮年的汤因比依旧没有停止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探索。在不断出版新作的同时，汤因比与当时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两年的漫谈式对话，主题是人类在21世纪的未来。汤因比和池田，一个是西方人，一个是东方人，互相抛开了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狭隘和隔阂，在精神自由的海洋里对人类未来进行高屋建瓴式的全景探索。在这场漫谈中，汤因比透露了对21世纪中华文明的无限期望。

汤因比坚定地认为，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发展出的是工业主义、技术主义，在政治上则是民族主义，因此西方征服世界的后果是各个非西方国家都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主义模式，因此全球越来越有政治统一的需求，因为通过工业和技术的全球扩散，人类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下一步的关键就要看中国了。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因此在汤因比眼里中国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里的文明既含有古代文明帝国的意思，也含有文化情感纽带的深刻联结的意思。汤因比的观点的确再次证明了中国从本质上是文化的概念，是一个文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

汤因比告诫说，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却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而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因此汤因比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汤因比最终的论点是，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在汤因比晚年另外一本重要的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也是最后一部著作中，作者指出，“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指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中国领导人是否能获得更大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汤因比在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华文明的同时，也批评了历史上中国精英们的愚蠢，导致社会一次次崩溃，将希望寄托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中国文化的改造。希望毛领导的中国革命，改革中国的文化和思想，打破中华文明的历史怪圈，为人类统一作出贡献，并将其看成是人类最后的希望。在与池田的对话中，双方还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在重新统一中国中的指导作用，强调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兴起，成为世界的一极。

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话”，黄炎培在谈到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时，特别提到“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主席发起的革命，主要目的是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文化。到1975年通过新宪法，建立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治体制。它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而是一种人民参与管理的人民民主制。此前各地成立地方革命委员会，就是这种体制的试验。革委会里有“老、中、青“三结合，“工、农、兵”三结合即领导干部、军队干部、群众代表(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实行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参加的三结合领导制度，人民有权否定官僚的错误决定。这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由人民参与管理的和由人民参与监督的国家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中国建立了覆盖全体老百姓的教育、医疗、养老体系，当时的城市建立了国家负责的养老体系，农村则由人民公社负责，国家保底的养老体系。按照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库上的数据，到1975年，儿童入学率达到96.8%，小学升学率达到90.6%，初中升学率达到60.4%。当时的合作医疗制度，普及医生到村，使死亡率年年降低，改开后常常年年上升，直到现在都没有达到此前的水平，人均寿命增长到65岁，从落后南韩8岁，到超过了同时期以汉江奇迹速度发展的南韩。

改开以后，教育方面各项指标都全面下降，直到30年后的2004年初中升学率才超过1975年。死亡率则持续上升，人均预期寿命反而落后南韩7岁，等于预期寿命增长速度比文革下降了16岁。

只是在改开时代，精英们放弃对西方的斗争和反抗，而是要与西方接轨。没有中国的领导，世界革命走向低潮，美帝经过十多年的蛰伏，又重新猖狂起来，1983年出兵格林纳达，此后对外侵略就越来越频繁了。随着美国冷战的胜利，一些西方学者还在欢呼西方的胜利，欢呼历史的终结，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但是，很快人类社会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混乱，战争又频繁地爆发，很多国家又陷入动乱。

回顾历史，当时毛泽东提出了造反有利，革命无罪的口号，引发了全球各国人民的共鸣，打破了西方民主自由宣传的遮羞布，揭示了美帝纸老虎本质，极大地推动了各国人民反抗西方海盗们的压迫和掠夺，全球绝大部分地区都实现了独立，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为推翻西方在全球的殖民统治作出了巨大贡献。1975年我们通过了大众民主宪法，为人类建立可持续的未来社会提供了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