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给编号兄，可以写狂人日记，但是不好瞎说了 -- 真离

　　1958年9月16日—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刘副主席在9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人民日报》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并强调指出，这是办好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

　　——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

　　——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

　　——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

　　——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

　　——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

　　接着《人民日报》详细的报导了少奇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按：在这之前，刘少奇把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放在第—条，说它是“共产主义萌芽，现在放在第二条，把它当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了。——笔者注）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分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按：这条很要紧，现在报纸上只登一句话作提纲，到19日，刘少奇视察江苏时就具体阐述了。——笔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制度，要比较稳妥的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刘少奇违背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产规模大，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后，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高凯主编《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6页。）

　　刘少奇违背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规定，人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

　　——要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

　　——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

　　——全民教育普及并提高了；

　　——社会主义时期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渐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灭了；

　　——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时代。

　　刘少奇用他的所谓过渡到共产主义五个条件，来代替“决议”规定的五个条件。

1959年三四月，春荒时分到来，国务院秘书厅这时送来报告，说明全国15省发生严重春荒，至少2517万人缺粮、断粮，灾情严重。毛泽东看了也急，当即拟了一个《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的醒目标题，紧急批给周恩来，要求立即用飞机分送给15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手收”。因为他怀疑“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

这个时候，毛泽东意识到中央此前认定的那个1958年的粮食产量可能有较大问题。他在4月上旬开始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已经在对六中全会制定的那个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0500亿斤的指标发生疑问了。因为，统计局和粮食部核实过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5000亿斤，比毛泽东估计的最低数字，即7400亿斤，还少2400亿斤。

毛泽东认为，粮食、棉花的产量，要大幅超产恐怕是不可能的。

1958年能落实的粮食产量有5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增长了许多，毛泽东相信这是大跃进。

他一方面同意李先念副总理等人提出的压缩城乡、特别是城市粮食销量的提议，下令把城乡人口人均配给的粮食数额限制在每月28斤－30斤左右；一方面寄希望于春荒快点过去。

4月17日刚刚心急火燎地批示要解决2517万人无饭吃的大问题，26日得到内务部报上来的关于春荒有所好转的情况通报，他又马上批转各地，宽慰人心。当然，他还是告诫各地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还指示要“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1959年春荒持续时间远较过去长，死人的情况也远较过去多。

　　由于不少省份上一年虚报、浮夸十分过火，再加上大跃进期间到处“拔白旗”、打右倾，因此，灾情已经十分严重，却没有哪个省会主动据实上报。各地即使发现了问题，也都尽可能地隐瞒实情，以至许多严重情况还是中共中央或国务院从群众来信中了解到，批转地方查证才暴露出来的。

　　比如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也知道各地死人很多，困难很大，但还是要求地方必须完成原定的征购任务。他甚至强调要动员农民照顾大局来达成任务。他在6月20日一个报告中说：

今年夏季粮食作物的情况是：

（1）亩产比去年高的多；

（2）粮食供应情况紧张，收购任务比去年大；

（3）播种面积比去年减少很多，总产量能不能比去年多还难说。

因此，粮食困难的形势从全国看还没有转变过来，还要等夏粮全部打下来，粮食局面才可能转为主动。但无论如何，他都要求切实把粮食征上来。

　　谭强调，工作做到家，任务就能完成。他的理由是：“不要把农民估计得过低，应该把农民估计得高一点。”因为，“中国的农民在长期的革命锻炼中间已经养成了照顾大局的观点。”

　　7月5日，毛泽东结合粮食部长陈国栋的报告，就粮食问题专门提出了他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假定今年年成确实比去年好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多征购一点粮食，以备危急时国家手里有粮。

　　二，下年度销售计划应该大力压缩，和1957年看齐。1957年大家不是过得挺好吗？“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可多收，可以多吃。”

　　四，“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

　　毛泽东的依据是：

一，1958年就算粮食总产量只有5000亿斤，也还是比1957年增产了35％，实现了“大跃进”。

如果照谭震林等人报告的情况，1959年虽然播种面积有减少，但年成肯定比1958年还好，亩产还要高，产粮总数不会低于1958年，那么，为什么不可以仍旧比照1958年，购到1100亿斤呢？

二，1957年全国只销了839亿斤，没有出任何问题，1959年为什么不可以向1957年839亿斤的销售量看齐，甚至再低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800亿斤，或者810亿、820亿呢？”扣除军粮、出口和养猪饲料120亿斤，这一进一出之间，中央和各地不就可以净储备160亿斤，以弥补现有300多亿斤库存的不足了吗？

　　只要保持现有人口结构不变和继续各项跃进政策，1959年度的粮食销售量根本就不可能低于1958年度的水平。粮食部最初也是按此水平计划的，原定1959年度的销售额为1020亿斤。因此，毛泽东会上一提出质疑，粮食部马上就动摇了，下调到了855亿斤。对这个数字，毛泽东却还是觉得多，总觉得应该可以“和1957年看齐”。即所谓“1957年大家不是过得挺好吗？”“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

　　7月31日，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下一年度的粮食征购和销售的指标，计划总产量5000亿斤，购1100亿斤，在征购量与上年度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却较上年度减少了近四分之一的销售额，确定为820亿斤。加上增拨国家生猪生产基地饲料20亿斤，即840亿斤。这一数字基本与1957年839亿斤持平。

　　粮食部长陈国栋在解释这一方案的报告中称：

按照这一购销计划，并不会减少农民的口粮，相反，较1955年所定的417斤的标准还有增加，全国农民年平均每人留有口粮可到440斤，约相当于330斤成品粮，平均到每天每人可以有9两粮食吃。“如果在有瓜菜的季节里，掺食一些瓜菜，并有计划地加工一些干菜，储备起来，和粮混着吃，不但可以吃得饱，而且可以吃得好。”

　　根据粮食部报告称，按照1959年度（即从1959年7月到1960年6月）的征购计划，不过半年时间，即到1959年12月25日，就已经完成了计划的94％了。加上1960年5月－6月会征购到的新夏粮，肯定将要超额完成计划。粮食销售计划的执行也十分稳定，1959年7月至12月仅销售了401亿斤，比1958年同期减少了42亿斤。同样，粮食出口供应计划也顺利完成，而且超额。报告说：“从以上情况来看，多购少销，争取粮食工业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已经做到了。”

　　受此鼓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更明确提出，要争取国家粮食库存（包括周转粮在内）到1962年时，能够达到1000亿斤。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也提出，有必要争取使粮食总产量到1962年达到7500亿－8000亿斤。

　　据此，中共中央于1月30日正式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其中粮食一项的目标被规定为6000亿斤，比1959年要增长11％。因为，中央相信，195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400亿斤，比1958年增长8％。

　　1961年1月上旬，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山东，甘肃，河南三位被处分的省第一书记正式做了检讨。

　　四川和安徽暂时逃脱了检讨。

　　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苗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9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