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学新生日常记录：到底何为民主集中制？ -- 给我打钱87405

从四渡赤水中我学到了什么

前面三篇说来说去，还是在吹，这不太像我一贯的风格，所以大家看，我又开始学习了。四渡赤水值得学也可以学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简直是一个宝库，此番我讲两个“大”的。

一、认识事物需全面

认识事物需全面，这话我几乎天天都要讲，但并不妨碍我继续讲。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写有这么一句话，第一阶段，也就是一渡、二渡赤水之后，红军其实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这句话是错的，错在不全面，而不全面这里指我算的是机械账、数学账。就数学账而言，红军确实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并且还有可能是小亏。可是从“人学”的角度来看，红军赚了，并且赚大发了。何出此言呢？概括的说，红军赚到了这么几个宝贝：（一），深入实地的了解了黔、川、滇一带的情况；（二），经过几番战斗，对敌军有了更多的认识；（三），认识到直接去找红四方面军或者红二、红六军团是行不通的。下面展开说说。

（一），深入实地的了解了黔、川、滇一带的情况

原先打算在黔北开辟新的根据地，但进入贵州之后，很快就发现，之前是想当然。这个地区人烟稀少，少数民族众多，跟外界的沟通不是那么频繁。最后这一点要多讲几句，云贵地区总的来说是相对封闭的，换言之，旧思想占了上风，新思想比如人人平等很难快速为当地民众所接受，能接受的往往是年轻人，并且也不多，这意味着即便没有前两条，即人烟稀少、少数民族众多，红军想在此地快速打开局面恐怕也比较困难。了解到这些之后，放弃之前的计划，就顺理成章了。

三渡赤水之后，红军主力迅速隐蔽起来，这也是因为在一渡、二渡赤水时了解到在赤水河下游的西侧跟古蔺城之间有一块区域为密林所覆盖。一渡、二渡赤水时，红军都是沿着这片叫黄荆老林的边上走的。另外，一渡、二渡、四渡赤水所选择的渡河点几乎是在同一地点，而这几个渡河点就在黄荆老林的北端。

（二），经过几番战斗，对敌军有了更多的认识

王家烈是个软柿子早就有所耳闻，王家烈的部队是“两杆枪”（一杆真枪、一杆烟枪）也是“名声在外”，可是如果不来贵州，恐怕也就只能知道这么多。王家烈控制的地盘并不大，一个是贵阳，一个是遵义，并且遵义在王家烈心目中或许地位更高（这一点我还不能完全确认）。这一认知，只有同王家烈交过手之后才能准确的认识到。而认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就可以为我所用。

蒋介石想吃掉王家烈，而红军则要用好王家烈，实际上，王家烈“立了大功”。二渡赤水之后，红军五日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从遵义城逃出的王家烈遇到了北上增援的吴奇伟。吴奇伟一开始并没有下决心反扑遵义，他毕竟是老蒋的嫡系，可吴奇伟为什么会昏了头呢？这里我就拿不出真凭实据了，但我分析之后猜测，这是王家烈鼓动的结果。吴奇伟展开反扑之后，起初并不落于下风。遵义城南有两个制高点，一个叫老鸦山，另一个是红花岗。红军先手占领了红花岗，但老鸦山却落入了吴奇伟部之手。如果不能夺取老鸦山，恐怕之前取得的胜利会化为乌有。老鸦山战斗打得非常艰苦，红军一边继续进攻，一边派出一部迂回包抄，攻袭敌军后方。王家烈部此时在吴奇伟部的右侧，他的任务是保护担任主攻的吴奇伟部。王家烈果然“不负众望”，红军的奇袭部队杀过来之后，他立刻就跑了，这样一来，吴奇伟的指挥部就完全暴露在红军面前，吴奇伟因而大败。

（三），认识到直接去找红四方面军或者红二、红六军团是行不通的

我以为，这一点价值尤其大。中央红军不是去找活动于川陕的红四方面军，就是去跟位于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对此蒋介石判断完全准确。蒋介石在获悉红军进入贵州地界之后，立刻着手部署长江一线之守备，同时又命湘军严防死守。此外，还命川军调一部牵制、监视红四方面军，湘军调一部牵制、监视红二、红六军团。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因为多种原因，一开始想的还是直接北渡长江，后来经一渡、二渡赤水才逐步认识到此路不通。关于这一点，下文还有分析，但在这里就此打住。

以上三点并不是在“证明”经一渡、二渡赤水之后红军赚了，要证明红军赚了可以反证：如果红军没有赚，那么怎么可能打出那么漂亮的三渡、四渡赤水呢？红军总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我的重点在于强调不能简单算数学账，这样的算账必然是反科学的，是反人类的。事情最终是人在干，而人的状态决定了人的质量（也可以说是能发挥出多少来）。急躁、沮丧、纠结、慵懒等等不良状态都会让人的质量迅速下降，干出一些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蠢事来。在我看来，N多军事分析是一种机械式的、数量式的分析，很少去分析人，这样的分析做得越多，就越是会得出技术第一的结论。而如果我们老是去看这样的分析，察觉不到这种分析中人的缺位，恐怕就会在无形之中将自己逐步物化。还有一种会分析人，但又往往将历史中的真实人物戏剧化，似乎一定要让人读来心潮澎湃、心潮起伏才叫过瘾，可这怎么能叫分析人物呢？

不管怎么说，我敢肯定，毛泽东做出的所有计划都是基于全面认识这四个字，我也敢肯定毛泽东的全面认识中包括了将领、士兵等等“具体的活人”的大致情况（我其实更喜欢用状态这个词，但我用这个词是指“综合分”），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人员数量诸如此类的数据。相反，喜欢遥控的蒋介石是不可能知道他的将领、他的士兵的“综合分”的，我倒不是说蒋介石一定就喜欢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或者是把别人的生命视为草芥，而是说他这样的行事，是不可能全面了解他的部队的，所以他下达的指令时常都会落空。更何况他如此示范，他的那些军官不也学得有模有样吗？就这一点而言，蒋介石可以说是注定了要失败的，可蒋介石本人似乎始终都不能明白。我发现有的老师跟家长其实也是个蒋介石，他们往往自称很了解学生和孩子，测试多少分、期末多少分，非常了解。可问题是，这样一来人岂不是成了数值？这些师长也不是说不负责任，但也跟蒋介石一样，好像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所以往往学生和孩子出了什么状况，他们总是大吃一惊，表示难以置信。

二、学以致用、活学活用

学以致用这话我也是天天讲，但这次要讲出新高度，因为我确实从四渡赤水中学到了新招。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决定从泸洲上游北渡长江，之后再设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我认为不需要事后诸葛亮，就是在当时也能判断出来，这一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中央红军没有跟川军交过手，不了解川军的底细，而川军欲“保卫”四川的决心是不用怀疑的，再加长江天险，就这么直挺挺的北上，难道不是自投罗网吗？

既然如此，可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博古、李德已经下课了啊。这只能说明博、李二人只是代表，光是博、李二人下课是远远不可能扭转局面的。什么局面？急躁。

中央红军的急躁不是到了贵州才有的，而是老蒋在1933年9月发动第五次“围剿”前后就有了。当时江西苏区的情况很不乐观，经济方面几近崩盘。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的围剿不仅仅只是军事上的行动，在经济方面也是持续进行封锁。加上红军连续作战，消耗巨大，入不敷出。因此，尽管苏区群众非常支持革命，但实在是顶不住了。而对此感受最深的，我以为，不是别人，就是基层指战员。这就好比说我们一个人有了冷的感觉，首先是皮肤受了冻。所以我才会在前面提到，右倾的军事错误不是几个高层领导造成的，而是发端于基层广大官兵。简单的说，心里其实是怕的，但嘴上说的却是要战斗到底。这并不是在说谎，而是心里发虚，又担心自己心理防线崩溃。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锅该基层指战员来背喽？我不是这个意思，这锅还得中央领导背。但我也不是在论证到底该来背锅，而是想说，事情就是这样，怎么做才能扭转不利局面呢？

领导如果不会做，就会感染上急躁病，好比皮肤将温度“探测报告”传给了大脑，于是人就有了冷感。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多数成员都同意北上渡江，这是一种被基层指战员急躁情绪所传染的具体表现。而一般来讲，人们认为遇到这种情况当采取安抚、说服等“心理辅助”工作让基层冷静下来。可是我发现，这个策略在许多时候并不奏效。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策略是立足于【消除】不良状态。

但是，在把四渡赤水研究了之后，我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毛泽东是在【用】不良状态。怎么【用】呢？不是消除它，而是承认它，“尊重”它，然后，再往里加一点【料】，如此就会发生【神奇的化学反应】，最后得到一个上佳的状态。

我发现了这一点之后，立刻就学会了，至少可以说，学到了一点皮毛。

四渡赤水的文章我写了几篇之后，我发现自己有吹嘘、神话的倾向，好比我手中的方向盘在连续向左打。我发现了之后，不是对自己说这样不好，我把这一步跳过去了，因为这是多余的一步。我发现自己在持续左打轮，接下来往右打不就行了？“第一阶段，也就是一渡、二渡之后，红军重夺遵义，回到了原点，打了一个多月，红军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还有可能是亏的”，这一错误，是我自己发现的。我已经判断出来了，这一看法肯定是错的。错在哪呢？慢慢分析，就能把错误找出来。

现学现卖。

所以我在这里还要再重复一次，毛泽东的智慧是学得会的。

让我再捋一遍：红军很急躁，传导方向由下至上，这样一来，中央就会冒险、蛮干。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一般的看法是，【消除】。怎么消除呢？安抚、说服基层指战员。这一招管用吗？不能说完全不管用，但……毛主席的做法是，【不消除】，而是再加一点别的料，【化解】之。化，是化学反应的化。

或许会有人问，你如何才能证明这确实是毛泽东的高招呢？

我没有办法证明，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于是我也如法炮制，并且确实有成效。

（我所认为的）毛泽东的招，关键之关键，就在【用】这个字上，一切皆为我所用。

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欲消除某种不良状态，这是在用强。毛泽东从不用强，他从来都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

反过来说，如果毛泽东不会这一招，难道打胜仗就只是因为毛泽东神机妙算吗？这样的毛泽东岂不是跟蒋介石一模一样？因此，我在这里顺带说一个我的观点，不管怎样，文革绝不是毛泽东用强的结果。具体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后找机会再聊，这里就不说了。

还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是领导，你发现你的兵大部处于不良状态，要么，做减法，要么，做加法。减法就是你去安抚、你去说服，然后不良状态确实也消失了。但如果行不通，你要做加法，加点别的东西，把不良状态【变】成良好状态。

或许还会有人问：就算承认这是正确的对策，可是做加法，加什么呢？

答案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毛泽东加了什么料。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以1935年3月上旬为分水岭，红军前后判若两军。我只知道，在1935年3月上旬间出现了一次争议，林彪提议去打王家烈，毛泽东反对，并主张打周浑元。但肯定不止发生了这么点事，还有别的事，可惜没有记录，或者说，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记录。

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毛泽东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怎么办，才能扭转红军这种由下至上的急躁状态。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搞定，红军是没有出路的。我分析之后猜想，至1935年3月上旬，毛泽东已经有一个成熟的思路，并且时机也成熟了。然后，“咣”的一下，红军就【变】了。

我知道，不论我如何表述，听起来就像是玄学。所以，这一点我不想再多说，反正我自己就是这么看的。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已经学到了一点，我已经开始实践（说实验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