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一篇关于文革的有意思的文章和感想 -- 真离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1966年11月20日的重要通告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1967年1月22日

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

1967年1月28日 《中央军委命令》通称"军委八条"

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1967年9月20日

不知谁批准的搞“喷气式”、挂牌、戴高帽，红卫兵还引用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那时是对土豪劣绅的。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

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

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全体工作会议上承认：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1967年2月6日，开会时批评江青和陈伯达：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是事后报告的。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

1967年9月9日，谈到工厂两派冲突时，毛泽东说：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

1967年12月18日，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时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 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

认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

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但他又是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着一种对于“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迫切感，毛泽东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防止“变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华历史教授秦晖猜的是为了“挑起官僚和百姓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相斗，毛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大救星的角色，一会拯救造反派，一会拯救当权派。于是他能重新赢得这两个群体的民心。”

虽然他这个瞎猜不好证伪，但问题是他这个瞎猜的论据太薄弱，仅仅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结果，进行了自由的想象。硬核的证据非常欠缺。

而且我认为他的推论有个错误，那就是当时老百姓压根不知道大跃进的错误是毛犯的，绝大部分老百姓都相信党的宣传，归罪为自然灾害和苏联搞鬼，清醒的老百姓也不过是以为是下面的奸臣搞鬼。不存在用这种方法重新赢得百姓的民心这个说法。而且这说法成立的前提是老毛一开始就完全预见到了文革的走势，但看毛泽东年谱很清楚，他也是见招拆招，文革的走势大部分和他的想法并不一致。

1966年5月4日-26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发动文革，并正式决议批判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并撤职处理，毛就呆在上海杭州连这个会都没参加，而是刘少奇主持的。他就此前将常委们叫到杭州开了个会，刘少奇就得回北京去乖乖落实，完全不敢偏离毛定下的基调。

1966年8月5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批评了刘少奇，全会的代表马上就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然后刘少奇和邓小平马上就丢权了，靠边站了。而这时文革最正式的纲领性文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都还没出台呢。而毛泽东是直到8月18日才正式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轰轰烈烈的群众造反有理的“夺权运动”更是要到1967年1月的上海一月风暴才揭开序幕。

看看时间线：

1966年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开始，北大聂元梓5月25日才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而红卫兵是5月29日才因为清华附中预科的一张大字报而诞生，8月7日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上已经垮台，8月8日才出台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8月18日毛才第一次接见红卫兵。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才开始揭开全国造反派夺权的序幕。

这个时间线非常清楚，毛不是为了打倒刘邓所以发动文革，而是要发动文革所以才打倒刘邓。

在城市一片动乱时，大多数农村地区是平静安稳的，只有城市郊区的一些村庄有时会卷入文革中。

在1966年以前，教育体制忽视农村的现象十分严重，城乡教育的不平等愈演愈烈。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巿地区，大学和中学主要设在城巿，而且城巿小学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农村。入学考试、升学制度、严格的入学年龄限制以及必须缴纳学费等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城市贫困家庭出身的青年受教育的机会。

而文革10年，农村小学和初中入学人数迅速增长。小学生人数在十年里从1.16亿人增加到1.5亿人，初中人数从1500万人增加到5800万人。更详细的资料大家可以自行查阅这篇文革时期的教育扩展

在山东即墨于1969年至1976年实施初等教育改革方案的七年中，共有19,130名高中毕业生，比文革前十七年的人数增加了十三倍。在同一时期，有84,727名初中毕业生，比文革前几年的人数多17倍（见表1和表2）。

文化大革命后期，恢复了发展农村工业的政策。此后，农村工业作为毛时代发展战略的一个主要创新而蓬勃发展，为邓小平时代的乡镇企业全面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到毛时代结束的1976年，中国的化肥有一半产自地方农村工厂，迅速增加的农机产量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村工厂制造的。此外，许多社办工厂还生产水泥、生铁、钢材、建筑材料、电力、化工产品、医药产品以及各式各样的小商品。到1970年代中期，一个县拥有上百家生产数百种不同产品的小工厂已不足为奇。 在1960年代初期，农村中的28万个医疗诊所，有20万个被迫关闭，而城市里的医疗机构却翻了一番。1965年，毛批评说，医生只是为了城里的利益培养的，可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要求改革。到1970年代中期，有一百多万这样的医疗辅助人员（是1965年的四倍）活跃在农村医疗领域里，为农民提供卫生保健教育。

后来发现有人看了这段话挺生气，认为我造谣。那么，我新开文革农村数据出处这个贴，给出数据的出处吧。

很多人的问题是将不仅仅是文革的问题也全给归给文革头上了，比如说他们文革时也吃不饱饭啥的。问题是农村文革前更吃不饱啊，真正的锅是大跃进啊。农村真正要吃饱得改革开放5-10年后的事了。这和文革有啥关系？上次有人将出门要开介绍信的罪也给归到文革头上，这和文革有啥关系？文革前和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你出去都得要介绍信，中国废除遣送站是2003年发生 孙志刚案后才废除的，反而文革时没有遣送站，学生们还能免费坐火车大串联，四川的造反派还能跑上海来将四川省委书记给抓回去批斗，写了一起轰轰烈烈的智擒李井泉。

文革期间农村受益的主要是3个方面：

1、教育。其中的数据出处主要是：

时磊，杨德才，21世纪双月刊，2010年2月号，总第117期， 文革时期的教育扩展

Suzanne Pepper ， "Chinese Education After Mao：Two Steps Forward,Two Steps Back,and Begin Again? ” The China Quarterly，No. 81 (March 1980）pp6-7

韩东屏 《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与变化》第五章：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的教育改革

2、医疗。其中的数据出处主要是：

《毛泽东年谱》1965年6月26日

王胜: 《政策、 政治与农民健康：“文革” 时期农村的 “卫生革命”》

安炳炯：《中国政治与文化大革命》

3、农村工业。其中的数据出处主要是

Mark Seld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p. 125. For a comprehensive report 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s of the summer of 1975, Thvight Perkins (ed.),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另外这里再补充点资料

1970年2月通过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中开设80亿专项基金，县新开办的“五小”工业，头两三年利润归县政府所有，省，市，自治区可以给与免税和政策支持，银行给与贷款上支持[12]。1971年9月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会议上提出目标，到1980年全国主要农、林、牧、渔的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为此将五小工业开放到社队级别[3][1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五小工业转型为乡镇企业[14]。

该小组根据毛泽东提议于1964年7月成立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

1964年7月，由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一中央非常设机构，主要是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

1966年2月，针对日益升级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并在会后起草了“二月提纲”，试图将批判运动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但后来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