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一篇关于文革的有意思的文章和感想 -- 真离

24日，按原定安排，他随从李先念副总理赴越南访问。返国后，阎未能回家，立即被关押审查，让他揭发原总参谋长黄永胜和林彪叛国的问题。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阎仲川扳着手指计算，他在总参工作了2年4个月，隔离审查时间是7年6个月。

随着审查的深入，反复查实他和黄永胜的关系，以至他和林彪的关系，都属于上下级执行公务的工作关系，均有据可查，有人可证。被怀疑的问题一个一个都能够得到排除或澄清。但在“一号令”问题上，他始终过不了关。被定性为林彪“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令”是他签发的，像一座大山一样，始终压在他头上，使他透不过气来。

为何把“一号令”定为反革命性质？审讯者说: “总理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令’？我没听说过。”背着主席发表号令，不是反革命行动是什么!

对此，阎仲川非常坦然地回答：“主席日理万机，他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记下一个电话稿的编号？”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对军事的关心非同一般，文革期间，连调动一个营、一个连的兵力都要主席亲自批准，向全军发布“一号令”，这样大的动作，怎能对主席隐瞒？硬要把这个号令同林彪的反革命活动挂起钩来，阎仲川说，我至死也不能招供。

审讯时，逼迫他招供这个号令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革命行动，还要他供出有若干人参与其事。阎仲川顶住天大的压力，忍受皮肉之苦，坚持实事求是，交代的材料既不夸大，也不缩小，硬是挺过了一天又一天……

又过了3年多，到了1982年，副总长张才千代表组织宣布了审查结论，笼统地说他在广州军区支左和总部工作犯有错误，宣布由大军区正职降为副职，按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他的主要问题本是“一号令”，奇怪的是，在审查结论中只字未提。这真是成了欲加之罪，实在无词了。

离休后，阎仲川曾多次请求对“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令’”做出解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的特别检察庭和特别法庭总想把“一号令”作为罪状写进林彪和黄永胜的起诉书，但证据不足。为此，调集了14名来自全军要害部门师职以上的干部进入中南海，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进行取证，结果一无所获，由此决定取消这条罪状。

历史终归要恢复它的本来面貌。1980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明确记载：林彪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做出“关于加强战略，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由此表明, 这个号令与“反革命预演”并无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