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整理】一篇关于文革的有意思的文章和感想 -- 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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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不仅如此啊,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制度,只是这个制度

没有被成功继续,可怕的是人心,如果现在惩罚机制是到西北挖沙子,对干部也许是好事,比如令某某的儿子就不会死了。

楼上有河友说轮椅捞点钱没事,呵呵,那些钱不应该用在好地方吗?

所以,不仅是动机良好,而是确实建立了不错的方向,只是,邓背叛了,这其中也有华背叛了。

可惜了,否则不只是防止了官僚主义、避免的苏联解体的可怕结果,而且确实的确立了一个方向。

24日,按原定安排,他随从李先念副总理赴越南访问。返国后,阎未能回家,立即被关押审查,让他揭发原总参谋长黄永胜和林彪叛国的问题。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阎仲川扳着手指计算,他在总参工作了2年4个月,隔离审查时间是7年6个月。

随着审查的深入,反复查实他和黄永胜的关系,以至他和林彪的关系,都属于上下级执行公务的工作关系,均有据可查,有人可证。被怀疑的问题一个一个都能够得到排除或澄清。但在“一号令”问题上,他始终过不了关。被定性为林彪“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令”是他签发的,像一座大山一样,始终压在他头上,使他透不过气来。

为何把“一号令”定为反革命性质?审讯者说: “总理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令’?我没听说过。”背着主席发表号令,不是反革命行动是什么!

对此,阎仲川非常坦然地回答:“主席日理万机,他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记下一个电话稿的编号?”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对军事的关心非同一般,文革期间,连调动一个营、一个连的兵力都要主席亲自批准,向全军发布“一号令”,这样大的动作,怎能对主席隐瞒?硬要把这个号令同林彪的反革命活动挂起钩来,阎仲川说,我至死也不能招供。

审讯时,逼迫他招供这个号令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革命行动,还要他供出有若干人参与其事。阎仲川顶住天大的压力,忍受皮肉之苦,坚持实事求是,交代的材料既不夸大,也不缩小,硬是挺过了一天又一天……

又过了3年多,到了1982年,副总长张才千代表组织宣布了审查结论,笼统地说他在广州军区支左和总部工作犯有错误,宣布由大军区正职降为副职,按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他的主要问题本是“一号令”,奇怪的是,在审查结论中只字未提。这真是成了欲加之罪,实在无词了。

离休后,阎仲川曾多次请求对“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令’”做出解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的特别检察庭和特别法庭总想把“一号令”作为罪状写进林彪和黄永胜的起诉书,但证据不足。为此,调集了14名来自全军要害部门师职以上的干部进入中南海,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进行取证,结果一无所获,由此决定取消这条罪状。

历史终归要恢复它的本来面貌。1980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明确记载:林彪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做出“关于加强战略,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由此表明, 这个号令与“反革命预演”并无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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