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一篇关于文革的有意思的文章和感想 -- 真离

1969年，他在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任内, 奉命办了一件事，没想到这件事影响了他的后半生。阎仲川曾详细地向我叙述了这一切。

这年10月1日是国庆20周年，表面上，举国热烈庆祝，一片升平景象，暗地里正是与苏联紧张对峙之时。为了防备苏军偷袭，部队全面一级战备，枪上膛，刀出鞘，全军枕戈待旦，党中央也做了一系列部署。

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由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央领导人的疏散问题，阎仲川列席了这次会议。就在这个会上，总参谋长黄永胜指定阎仲川组织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进驻一个既定的指挥位置，昼夜值班，预防不测。中央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黄永胜等人则进入前进指挥所。10月的北京，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这时军内有一个“一号令”。“九一三”事件后，这个所谓号令一下子变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出的令人震惊的“反革命政变预演”的号令。这个号令包含了什么内容?是怎么发出的？与阎仲川又有何干系？

原来，1969年10月18日晚，黄永胜秘书通知阎仲川上山到前进指挥所开会。阎赶到时，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到场。黄手里拿着一张记录纸对阎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下,给部队传达。”

林的指示比较简短，大体是：

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日和20日应特别注意；

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等立即疏散隐蔽；

沿海各军区应加强戒备,不要麻痹大意；

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

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阎仲川立即走进作战室，对记录稿在文字上稍做整理、修改后交值班参谋特急发出。

值班参谋请示：按什么文号顺序编发？阎想了一下，考虑这是“前指”建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随口说；“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令’吧！”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21时30分。

号令发出后，办事一贯谨慎、精明的阎仲川觉得兹事体大，需要向上备案，于是让值班参谋将号令稿送呈黄永胜总长审查。但很快被告知首长已服安眠药睡下了，不能打扰。

阎又考虑到此指示来自“林办”，同时将号令稿上报林副主席。档案记载，“林办”收到号令时间是21时44分。上报后，“林办”没有回示。阎这才放下心来。

就我这样一个非军事的外行人看来，虽然这是一个绝密的号令，虽然事关备战的军机大事， 虽然是最高统帅下达的指令，但其内容仅是一般的动员令，仅是一般的部署，仅是一般的向下级打招呼，它并没有具体的安排和布置，也没有特定的动员和调动。

号令发出去了，没有什么人再过问。只是阎仲川次日得知，周恩来总理曾对编号提出批评， 经他向总理解释后，总理未再追究。

1971年913上午10时左右，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最早向包括阎仲川在内的5位副总参谋长（另4位是彭绍辉、王新亭、张才千、陈继德）传达了林彪出逃的消息。阎听后犹如晴天霹雳，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24日，按原定安排，他随从李先念副总理赴越南访问。返国后，阎未能回家，立即被关押审查，让他揭发原总参谋长黄永胜和林彪叛国的问题。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阎仲川扳着手指计算，他在总参工作了2年4个月，隔离审查时间是7年6个月。

随着审查的深入，反复查实他和黄永胜的关系，以至他和林彪的关系，都属于上下级执行公务的工作关系，均有据可查，有人可证。被怀疑的问题一个一个都能够得到排除或澄清。但在“一号令”问题上，他始终过不了关。被定性为林彪“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令”是他签发的，像一座大山一样，始终压在他头上，使他透不过气来。

为何把“一号令”定为反革命性质？审讯者说: “总理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令’？我没听说过。”背着主席发表号令，不是反革命行动是什么!

对此，阎仲川非常坦然地回答：“主席日理万机，他那里那么多事情，怎么会记下一个电话稿的编号？”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以武装斗争起家的毛泽东对军事的关心非同一般，文革期间，连调动一个营、一个连的兵力都要主席亲自批准，向全军发布“一号令”，这样大的动作，怎能对主席隐瞒？硬要把这个号令同林彪的反革命活动挂起钩来，阎仲川说，我至死也不能招供。

审讯时，逼迫他招供这个号令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革命行动，还要他供出有若干人参与其事。阎仲川顶住天大的压力，忍受皮肉之苦，坚持实事求是，交代的材料既不夸大，也不缩小，硬是挺过了一天又一天……

又过了3年多，到了1982年，副总长张才千代表组织宣布了审查结论，笼统地说他在广州军区支左和总部工作犯有错误，宣布由大军区正职降为副职，按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他的主要问题本是“一号令”，奇怪的是，在审查结论中只字未提。这真是成了欲加之罪，实在无词了。

离休后，阎仲川曾多次请求对“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令’”做出解释。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的特别检察庭和特别法庭总想把“一号令”作为罪状写进林彪和黄永胜的起诉书，但证据不足。为此，调集了14名来自全军要害部门师职以上的干部进入中南海，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进行取证，结果一无所获，由此决定取消这条罪状。

历史终归要恢复它的本来面貌。1980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明确记载：林彪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做出“关于加强战略，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由此表明, 这个号令与“反革命预演”并无干系。

来源：《炎黄春秋》2015年09期，作者张颂甲（《经济日报》原副总编）

苏静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和他的关系也不错。解放后两人的家也仅仅相隔一条街，但是苏静总共就去过他家两次。一次是关于《毛泽东选集》中关于东北战场的注释，按照罗荣桓的吩咐去征求意见。第二次去之前是参加军官干部了解情况，之前还征求过周恩来总理的意见。

他不去并不是他认为，林彪会出事，而是认为“一方面没有直接工作关系。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林彪受过伤，不好去打扰。”

林彪倒台之后，中央抓了92人的，但是专案组纪登奎后来告诉他中央原本是要抓93人的，他就是那个被漏掉的人。

90年代，陈云建议苏静担任四野战史的领导小组副组长，1997年，由于对四野战史持有不同意见，加上自己病重，主动辞去了副组长的职务，一个月后苏静将军静悄悄地病逝于解放军309医院。

“九·一三”事件后, 因为苏静从参加革命开始, 就在林彪的红一军团当参谋。平型关大捷后, 林彪被阎锡山的部队误伤, 苏静就在林彪身边，解放战争又当过四野的副参谋长。于是江青把矛头对准了苏静。

他却很坦然, 在群众大会上引火烧身：“我与林彪的关系最密切。”苏静的夫人气得不得了：“你是不是傻到家了？”

李先念后来在会上说：“过去我们对苏静同志也不了解, 只知道他给林彪当过副参谋长, 现在一查倒成了好事, 我们反而对苏静同志了解得更清楚了。”

后来有人悄悄对他说：“老苏啊, 中央原定要抓93个林彪死党, 结果只抓了92个。”

苏静家离林彪的住处只隔一条街, 步行最多只需十几分钟就到了, 然而解放后，却只去过林彪家两次。第一次是在编写《毛泽东选集》四卷，文章中有关东北战场的注释时, 罗荣桓让他找林彪征求意见。第二次是林彪召集参加军管的干部了解军管情况。

苏静的儿子曾问他：“你过去跟林彪那么熟，为什么不经常去林彪家串串门呢？”

苏静平淡地说：“没有直接工作关系，林彪因为过去受伤身体很不好，不便去打搅。”

东北当时的一些主要领导，却出现了一些不大正常的情况。关于初进东北这一段的分歧和争议，战史编写领导小组意见不能一致。

早在80年代出版的《辽沈决战》一书，在写综述的同时，由韩先楚组织苏静等人写了一篇有关军事问题的概述。此文章经韩先楚找作者逐字逐句推敲，并邀请在京的各纵队老同志集体审查通过。不久后，适逢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幕时节，这篇文章主持者，苏静，却被追究指责。

早在1961年至1963年年间，苏静曾在罗荣桓、刘亚楼的指导下，领导一个写作班子，写了几年战史，其中的编写提纲，主旨要义，均经罗帅审阅过。而且他是四野领导机关从始至终参加了战争全过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也是最了解真实情况的，可以说，他是在战史领导小组内最有发言权的一位领导。

1994年开始写四野战史，陈云和彭真两人担任总顾问。未等战史写成，陈云过早作古。战史编写过程中，曾多次发生争议，困难重重。

最后审稿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苏静、刘振华两位副组长认为有人一意孤行，严重篡改历史，感到自己承担不了这个历史责任。向中央报告，要求辞去副组长职务。

苏静过早去世，和那次会议的气氛不无关系。在他临终前的几个月里，翻阅资料，找人取证，因此操劳过度，加之心情十分不愉快，不久便一病不起。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战史中的争论。

直到临终前，还嘱咐子女们在战史领导小组成员中不要署自己的名字。

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期间与彭总、邓华二人完美协作，帮助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三人的革命友谊也是牢不可破的，这种感情十分纯粹无私。然而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总出于对国家和社会经济的责任感，犀利地点出大跃进中的一些错误，结果招来了过度的解读和批判。不仅彭总的问题被错误定性，与其有过密切工作交集的一些将领都受到牵连。

一些懂得明哲保身的人通过和彭总划清界限，说一些违心的话来帮自己解围，但是洪学智不会这样做。洪学智上山时间比其他将领要晚一些，在会场上拿到彭总的意见书后，洪学智仔细阅读，并按照主持人的要求表态。其实在上山之前，洪学智就认为生产中的浮夸问题很严重，看不到民生的改善。因此洪学智十分赞赏彭总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公开表示：“彭总讲了真话，是对工作的负责。至于你们说的里通外国，请问彭总会说哪国外语？出访东欧，他都需要守着翻译讲话，这样的情况下要怎么个里通外国呢？”

洪学智的一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场的高级将领其实有很多人是支持彭总和洪学智的，但敢于替他们讲话的人不多。由于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控制了会场，洪学智等将领很快被压制。随后包括彭总、黄克诚、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在内的一批开国将帅，被免去了军内职务，并被要求检查和改造，有的还下放农场从事体力劳动。1977年，敢讲真话的洪学智上将终于收到了组织的平反通知。

在信中，林晓霖请求他在2件事上给予帮助。

第一件事是请求启动一直被搁置至今的《四野战史》的编写工作。

第二件事就是兴建平津战役纪念馆。

第二件事不值一提，是举手之劳。然而，第一件事却让陈云眯起了眼睛，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其实，早在60年代初期，四野的老政委罗荣桓就曾提议让当年的副参谋长苏静组织人员来编写《四野战史》，只不过后来因为林彪的问题而被迫搁置。

林彪的身份太过敏感，而四野却又绕不开林彪，这就是《四野战史》一直难以开启编写工作的原因所在。

“这小丫头给我出了个难题啊……”陈云喃喃说道。

至于林晓霖为何要陈云帮助，那是因为陈云当年是中共东北局的元老，长期主管东北的根据地建设和财政经济工作，可以说是在背后默默支持四野的“大管家”。

陈云在80年代就曾主持过《辽沈决战》一书的编写工作，在编撰过程中要求客观看待林彪的功绩，不能因为林彪后来的问题而回避甚至抹杀他在解放东北时的贡献。

正因如此，林晓霖才会找上陈云，她认为对方肯定会客观看待此事，支持《四野战史》的编写工作。

其实陈云心里也一直有为四野编著战史的想法，只是牵扯太多才放下了。

该找谁来负责战史的编写工作呢？陈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福将”洪学智。

之所以选择洪学智，陈云是有自己的考量的。首先，洪学智几乎全程参与了四野的所有重大战事。其次，他与洪学智曾经共事过很长一段时间，陈云非常赞赏洪学智的能力。

于是，陈云一个电话打到了洪学智那里去，邀请他不日登门拜访。

等到洪学智上门了，陈云直接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叫你来，主要是有两件事情急需你去办。第一嘛，就是关于《四野战史》的问题，二野的战史已经出版了，一野和三野也写得差不多了，唯独四野没有一点动静，这可不像话。我想请你来领导同志们编写。第二，就是兴建平津战役纪念馆，四野在这场大战也是出了不少力的，纪念馆一定要建，地点可以选在天津。”

对此，洪学智闻言却摆摆手地婉拒了：“老领导，第二件事没问题，但第一件事我恐怕……你可真是为难我，我的水平自己还是清楚的，四野还有很多老同志健在，主持战史编写工作这么重大的事情我实在是无法胜任。”

陈云叹气道：“唉，我知道你有难处，毕竟那个人实在是讳莫如深，涉及到他就很难办了。但他是他，四野是四野，不能因为他一人就抹杀了四野的贡献。而且他本人也居功甚伟，如果不能客观描述这些事实，那么，战史内容又怎么能让人信服呢？我们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

随后，陈云又说：“至于主持人选，其他的老同志年纪都大了，身体上也不太好，当个顾问还行，主持编写工作恐怕身体撑不住。你是最佳人选，就不要推辞了，回去后把我的意见向军委汇报一下。”

洪学智见状只好苦笑着答应：“好吧，但到时候还是得让四野的老领导们当顾问，而且老领导你得当我的总顾问！”

陈云笑了笑，点头表示同意。

第二年6月，中央军委正式决定由洪学智出任《四野战史》编写领导小组组长，另有吕正操、萧克等二十六名老同志任顾问。

令人遗憾的是，本该担任总顾问的陈云却在4月已经去世了，便由彭真接任。

洪学智铭记着陈云先前对他的教诲，坚持尊重历史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带领编写团队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军委和四野老人们的一致好评。

在主持编写战史的同时，洪学智也没有忘记陈云对他的另一嘱托，最终，他于1997年在天津成功建成平津战役纪念馆。

在洪学智的倡导下，落成后的纪念馆不收门票，实行免费参观以更好地向群众普及革命教育。

1998年，《四野战史》正式出版。

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分歧，首先源于对形势的分析。当时东北局主要领导（彭真），由于对基本形势缺乏正确的判断，对苏方可能给予我们的帮助希望过高，对战场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同时还认为东北地区离开大城市就很难生存，因此便产生了挡住敌人进攻，首先占领大城市的观点。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当时主张首先占领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艰苦创业先站稳脚跟，再逐步夺取胜利的观点是对立的。当然，对这个问题，也要作客观实事求是的分析。

刚一进入东北，对陆续到达东北的干部，彭真同志曾多次作过动员报告，主题是“独占东北”。声言，国民党来十万，我们现有三十万，三比一，必操胜算（那时的三十万，除老区调入尚未到齐的十多万人外，其余二十万都是新发展的部队，成分复杂，并无战斗力，后来形势一紧张，不少部分叛变为匪）。

当时，“独占东北”的口号，开始是中央提出的。作为东北局的主要领导，（彭真）不作具体分析，一派乐观情绪，是天真的妄想的。我听过这个报告，也问过不少人，他们也听过类似的报告。这种情绪，确实影响了不少干部，也直接影响了最初一段时间各方面的工作。

一个多月以后（10月底到11月底），山海关、锦州相继失守，沈（阳）长（春）哈（尔滨）大城市及中长路沿线，苏军要交给国民党接收，形势已经很清楚，占领大城市已无可能，工作重点应坚决及时地转移。从战史看，似也作了一些交代，也引用了东北局彭真同志发的几份电报，和各地剿匪发动群众的成果，而且还划为一个阶段。但是，实际上工作着眼点仍然在想着夺取大城市。1945年12月5日，东北局主要领导曾电报中央，同时南北满和前指通报。欲乘苏军撤退之机，集中五万军队夺取沈阳。这个计划当即被中央和东北局的高（岗）陈（云）张（闻天）所否定。他们对东北全盘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出了十分全面十分明确而且正确的建议。12月28日，中央下达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据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这是接受高、陈、张的建议拟就的。这是一关于东北问题的纲领性文件，本应下大力部署贯彻，但实际上东北局只是作了一般的布置。

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3月底，几个月间，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迟迟不想离开沈阳，后被苏军强制撤离。先是从沈阳市中心撤到铁西区，后又从铁西区撤到本溪，2月从本溪撤到抚顺，只是围着沈阳打转。最后，重回沈阳已无可能，才一步步地向北转移。四平、长春撤退之后，东北局撤至哈尔滨，到这时占领城市的设想已一步步落空，彭真同志才不得不承认“我前一段没有搞好”，表示愧意。

这一阶段，干部力量的投入，主要仍然在沈阳及其周围，战史中提到说这是正确的。如果说这也是正确的，那就无异于否定了当时对这个问题正确的批评意见。这样评价，实际上是说，准备占领大城市的方针是没有错的。这一段，干部力量的大部分投向了沈阳和辽宁地区（主要在沈阳和各中等城市），这里很快被敌方占领，不但建不成根据地，干部还受到了相当损失，这既失掉了时间，又损失了干部，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这中间。1946年1月底到2月初，又受和平谈判的影响，认为东北和平很快就会到来，东北局曾向中央建议，尽量在中长路沿线，特别是沈阳以南少丢一些地区，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更加影响了工作重点转移的必要性。

到1946年3月底，全国和平谈判。最后要解决东北停战问题，中央对东北的战略要求，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要东北我军，攻取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要保卫四平，保卫本溪，打四平、本溪保卫战，提出这是东北最后一战的口号。四平保卫战激战月余，被迫撤退时，还要求坚守公主岭，把长春变为“马德里”等等。彭真同志以东北局名义，全力执行了这一决定。包括最后一战的口号，都曾不留余地地作了布置。当然，当时在东北主要领导层内，对此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后面有关四平保卫战问题将详细述及。

彭真同志由于对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对部队情况陌生，对军队建设缺乏应有的经验，对新部队满足于轰轰烈烈的发展，对潜在的危机并未及时察觉（当时的号召是发展一个连当连长，发展一营当营长，发展一个团当团长），对部队肥皂泡似地迅速发展，盲目认为形势大好喜人，实际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结果情况一变，带走武器装备为匪。攻城掠地，杀我干部，后来还要派主力部队去剿灭。彭真同志为了照顾山头，对新老部队合编犹豫不决，后来形势变化了，新部队的问题大量暴露，迫不得已，才进行了新老合编。

从关内进入的老部队，这时处在最困难阶段。不少部队，根据先到东北的一些同志反映的情况，说东北有的是武器可以补充，中央决定把武器留在了关内。结果到后，情况有变，武器弹药并未及时得到补充。东北的初冬，已是十分寒冷，衣服鞋被，十分缺乏，甚至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战斗任务频繁，伤员无人抬，无处安置，兵员得不到补充。部队和当时的前指，频频向东北局求援，但得不到回应。前指向中央有个报告，说到几个月中间，除派了一架飞机，给送了三百万新东北币，在新区根本不能使用，除此外再没有得到过起码的支援。

最主要的是在长达数月的时间内，彭真同志对东北形势的估计，对全盘工作的考虑，没有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对中央的指示，不管是带根本性的或临时性的，只是照转，作一般的传达布置。他抓不住工作重点和要害，不分缓急轻重，一天忙忙碌碌，事务主义，表现了缺乏驾驭整个局面的能力。关于这一点，在彭真同志调离东北回中央向毛主席述职时，自己承认是事务主义。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彭的这一段工作，有一个谈话，说得很中肯，很明白。

据说还有一段没有写入文字的话。大意是彭真说他那一段的工作，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办的。毛主席说，都是根据中央指示，那派你们去干什么！在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概述时，陈云同志对此点也有过中肯的评价。提到“当时的主要领导同志缺乏战争经验，缺少根据地的经验，特别是缺少战争失败和丢失根据地的经验。”

东北局撤到抚顺时，一部分主要领导开过一次小型的东北局会议，就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发生过很激烈的争论。据反映，12月28日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前指曾向部队主要干部传达，还受到林枫同志的批评，说是泄露了机密。东北解放后，第四野战军进关前，东北局在沈阳开过一次会议，会后有个决议，对进入东北初期九个月的工作进行了分析，对东北整个工作作了总结，并对今后工作作了布置，报告中央，中央批复同意。从上述情况中可见一斑。

当然，对这段历史上的问题我们作客观的分析，还是按毛主席说的，因为时间不长，算不上什么路线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问题当时就受到东北局很有分量的一大部分同志的抵制。因此没有造成灾难性的危害。但是由于当时彭真同志处在东北局第一把手的位置，这些是是非非对工作产生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因此，还是如实反映为妥。

四平保卫战之后，实行了战略撤退，中央果断地调整了东北局的主要领导。（东北局）利用短暂的休战时间，召开了东北局会议，总结了半年多以来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总结了以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并下最大决心，全党、全军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东北当时最迫切最关键的问题——根据地建设，从而开始一步步走向胜利。

平津战役后，南下之前，四野师以上干部在香山开会，也请彭真同志到会讲了话。我记得当时他说：“东北时期，我工作有错误，林罗的领导是正确的。”当时我觉得，这个首长还真有风格，东北这一段遗案，算是可以告一段落了。

据我所知，早在几年前，撰写《辽沈决战》一书时，由陈云同志组织张秀山、王首道等几位同志写一篇综述。在撰写过程中，陈云同志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并对原稿亲自审阅修改。对这个综述，彭真同志看后有意见，他亲自组织人写了篇《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这两篇文章被送到邓小平同志处审阅，这实际上是给小平同志出难题。

1986年12月10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张秀山，称邓小平同志对彭真的《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和《从进军东北到全境解放战争综述》两文的报告指示：“我同先念、陈云同志商量，这种问题不要再扯了，两个文件（综述和彭真《东北解放战争头九个月》）存档，但都不要发表”。

小平同志的这个表态，是想把问题挂起来。实际上小平同志确也很难，既不能说张秀山等人写的综述不对，也不能像毛主席那样批评彭真，只好挂起来。

但后来彭真同志的那一篇文章，经过简单修改，在《辽沈决战》续集中作为头篇文章发表了。另一篇综述，则遵照中央的决定，至今仍在封存。《辽沈决战》一书，在写综述的同时，由韩先楚同志组织苏静等同志写了一篇有关军事问题的概述。此文章经韩先楚同志找作者逐字逐句推敲，并邀请在京的各纵队老同志集体审查通过。彭真同志看后有意见，对其中引用“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提法，说中央没有这个指示，说对四平保卫战和中央的评价不一致，是错误的，必须作重要更正，否则不准出版发行。对这篇文章主持者苏静同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幕时节，几个同志还对苏静同志进行追究指责。

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字句，是三省领导共同商定的。彭真同志也不同意，最后勒令把石碑拆毁。

1994年开始写四野战史，陈云和彭真两人担任总顾问（知情人说，彭真是自荐当总顾问的）。未等战史写成，陈云过早作古，从此便只剩了一家之言。书稿的解放战争初期阶段，是由沈阳军区负责的。彭真同志特别关注这一阶段，曾派秘书刘精蒲到东北坐镇。刘在此指手划脚，规定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而且只能照他的意见办理。在这期间，东北曾有一个知情人给我打电话说：看来，这部战史将来要重写了，某某（彭真）大人物，派来秘书，在编写组说我们写的不行，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写。后来在北京审稿的会议上，沈阳军区编写组同志在会上发言，证明了是这么回事。派出的秘书，从沈阳军区编写组到军事科学院，直到最后领导小组审稿会议上，全程插手，这位同志在军事科学院战史编写说明中还受到表彰，可见其干预之深。

最后审稿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组长洪学智态度极不正常，把提意见的人诬为胡搅蛮缠，后来发展到苏静、刘振华两位副组长认为洪一意孤行，严重篡改历史，感到自己承担不了这个历史责任。向中央报告，要求辞去副组长职务。

苏静同志在1961年至1963年，曾在罗荣桓元帅亲自指导下，在空军刘亚楼司令主持下，领导一个写作班子，写了几年战史，其中的编写提纲，主旨要义，均经罗帅审阅过。而且他是四野领导机关从始至终参加了战争全过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也是最了解真实情况的，可以说，他是在战史领导小组内最有发言权的一位领导。

苏静同志过早去世，和这次会议气氛不无关系。在近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他翻阅资料，准备争论，找人取证等，的确操劳过度，加之受到非礼待遇，心情十分不愉快，不久便一病不起。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战史中的争论，对出现一些不正常情况，表示愤慨，对一些人的做法，表示鄙视。直到临终前，还嘱咐子女们，要好好学习，对历史负责，在战史出版时，在战史领导小组成员中不要署自己的名字。

会上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对“七七决议”的看法和评价，是否有“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中央指示，以及对四平保卫战的评价等问题。现将苏静同志的几次发言稿附上，比我在这里重复更权威，更具说服力。

会上，彭真同志另一位秘书的发言，道出了问题的真实目的。大意是过去几十年，彭真同志一直在受批判，毛主席在世，不便说话，现在是时候了，该说清楚了。这才是引起争论的真实背景。

出书和争论之际，彭真同志也已去世。个人认为，他老人家不该如此对待历史定案。现在阐述这些事情，只是想提醒作为党史军史的研究人员，如何根据大量的史实资料，作出既对得起先烈，又能够对后世负责的结论，这是作史者的职责。

一、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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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有没有一个文件提到这八个字，两句话？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到这次写四野战史，就成了有争论的问题。近几年，这两句话就在“有”“无”问题上，弄得扑朔迷离，不知所以。据我所知，这两句话，最先用在毛选四卷《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注释上。这个注释是当时四野战史编写室代为拟写的。根据是从中央档案馆抄录来的中央文件中摘录的。这份文电是当时中央发给重庆代表团的，也发给了东北局。代写的注释被采用，从此公诸于世。当时采用这两句话，主要是它十分形象，十分明了，而且比较通俗地表达了当时东北工作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毛主席后来所写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从此这两句话便被各类文件和著作中大量引用，延续几十年，上从毛主席，下到东北广大的黎民百姓，几乎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在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时，筹划在纪念馆门前用这两句话作碑铭。《辽沈决战》这本书，头篇韩先楚同志的文章中也用了这两句话。这两件事，均遭到了彭真同志的坚决反对，理由是中央没有这个指示，没见过中央指示中有这两句话。当时彭真是人大委员长，似乎权力可以决定一切。故而他说没有，就是没有，一言九鼎。碑嘛，只有撤掉，文章嘛，一定要发重要更正，否则不给钱，不准发行。一切只能照办，这样才总算过了关。

事情的发展，使人莫名其妙。就在辽沈纪念馆开馆不久，1998年10月出版的《辽沈决战》（续集）中以彭真名义撰写的头篇文章，居然又引用了这两句话，原文是：“11月22日（按系1945年——笔者注）中央电告在重庆同美蒋进行谈判的周恩来：一彭林电戊酷（11月19日）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军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之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告诉我，说彭真承认当时中央有这两句话，时间久了，可能记不清了，所以说没有。

两句话、八个字从“没有”又变成“有”了。

对这样重要的两句话，彭真同志没有记忆，但不该一口咬定。

不料这次写四野战史，又为此引起争议，一定说没有这个指示，在四野战史上不能出现。并说，因为没有这个指示，再版的毛选已经在注释中把这两名勾掉了。

两句话、八个字由“有”又变成“没有”了。

实际上，这两句话、八个字，肯定是有的。当时毛主席从重庆回延安之后，因疲劳过度，正在休息养病。刘少奇同志主持日常工作，他发给周恩来的电报，同时或者稍后还发给了东北局。在1961年我们编写四野战史时，是见到这个电报的。现在的问题，好像不在于有没有这个电报，而是算不算中央指示，能不能作为中央指示的方针写在历史文件上。这好像是争议的实质。有人说，这不是个指示，这只是为了便于苏军撤退而提出来的。其实这种解释也站不住脚，苏军要撤，尽可自由自主地撤（该电稍后已要求我方按彼方的意见办，撤出大城市及中长路沿线），何须再要我们“便于”？这种解释实在无法使人信服。

我们认为：一、指示是中央来的，两句话是对东北的要求；二、刘少奇同志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他代表中央发出的；三、该文明确表达了一个关系东北今后工作的、全局的、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方针，而且是最早提出来的（和高、陈、张的意见几乎是同时，且早几天，比毛主席12月28日指示早一个多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也引用了这两句话，加以肯定。电报形式虽然没有提出是什么指示，但他仍然是要东北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他表达了中央对东北的根本方针，也代表了东北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根本意见。作为历史，给予正确评价是应当的，在战史中不应避而不谈。

对这样重要的两句话，彭真同志没有记忆，但不该一口咬定，中央没有这个指示，别人采用了，还坚决反对。这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不敢妄猜。但作为现在作史者，就不能把这样重大历史事实，不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加以肯定。

1946年7月间的东北局会议，是东北解放战争中带关键性的，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现在的四野战史，对那次会议的成果，在审稿会上曾有激烈的争论，后来虽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觉得对全文全貌体现仍然不够。以只写军队战史为由，只谈有关军事部分，把一万二千干部下乡从而加速了根据地建设这件大事，过分淡化了。实际上这是“七七决议”所有措施中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建设根据地是争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进程中关键性的一步棋（这里讲是扎扎实实的下大力去建设，而不是一般布置或纸上谈兵）。是当时党政军民下狠心下大力共同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东北局抽调一万二千干部下乡，对此又起着主要作用，可以说动真功夫建设根据地，也就是说真正地执行中央1945年12月28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内（约三、四个月），就创造了初具规模的根据地，土匪大部分被肃清，群众初步发动，作战有了后方，支前有了群众，兵员得到补充，形势大有好转。为一步步扭转被动局面创造了前提。所以四野战史中，对“七七决议”应作全面阐述，尤其是对当时建设根据地的重大举措，对抽调一万二千干部下乡，更不能省略。

在以往东北广大干部和有关文件中，把东北形势的变化，习惯地分为决议前和决议后。这种提法也并无什么不对。但彭真对此很有异议。说为什么要分决议前决议后呢？好像这么一划分，就像对他有所指责似的。他强调，决议前所有的一切活动和决策，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实际上，决议前确实形势多变，领导层里也确有不同意见和重大分歧。决议本身提出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基本上都是根据前一段的经验和教训提出来的。当然有些比较重大的问题，也不能说作为东北局第一把手没有任何责任。没有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关于根据地建设的迫切性，根据地首先建在那里；关于丢掉和平幻想艰苦创业；以及作战正确指导方针的确定等等，都不可能这样快地达到统一和共识。

为了设法消除决议前和决议后的界线，四野战史中也作了一点文章。

在第三章第一节四平保卫战后的基本形势和方针中，加了很长一段四平保卫战之前东北局的要求布置，说明在那个时候就有建设根据地的部署，并说是经中央批准的。实际上，那一次部署，时间是4月19日，四平保卫战尚未真正开始，那是为了支援四平保卫战而进行的。虽然内容也是建设根据地，但目的不同，工作重点地区指定也不同。建设重点指定在长春、四平为中心及其中间的地区，以及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及其周围地区，还是为了保卫大城市。而且把四平撤退前的事，写到四平撤退以后，时差是两个多月，形势和任务都有重大变化，不了解情况的人，不作仔细推敲，看不出其中隐情，真是用心良苦。

历史已经证明，“七七决议”的及时性、正确性和重要性，都是无可争议的。其对东北解放战争一步步取得胜利和第四野战军的发展壮大，都有着直接关系。历史是怎样发展的，就怎样反映，不要轻易改动历史发展的进程。

以上陈述，主要想说明第四野战军战史产生过程发生的一些不正常情况，和对几个有争议的问题的个人认识。

至于对四野其他方面的意见，苏静同志的几次发言都提到了，我基本同意这些意见，个人认为许多都是应该考虑的。其中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关战役指导方针的和几个战术问题的总结。这一部分内容，是四野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连敌人都在进行专门研究，我们自己更应该进行认真总结。不要因为某些政治原因，把用鲜血谱成的宝贵经验，加以埋没和摒弃。这些问题，在战史有关章节中，都列出来了。所不足的，是对于每个战役指导方针和战术原则的提出其历史背景，和整个运用过程中（包括提出、教育、战役中运用和总结提高）的基本特点。对此有必要更深入些总结。之所以要如此，因为这些战术所包含的原则，实际上都是先人早有的，是一般的战术，并没有更新奇的东西。如果离开某一战术提出的历史背景，离开指挥者在战术提炼和运用中的基本特点，对有过自己亲身经历的过来人，一看就能明白，对没有亲历者，尤其是后来人，能否很好理解，或怎么去理解，就很难说了。不是在定稿会上，还有人提出说：进入东北初期提出的“忍、等、狠”的作战方针是错误的吗？是和毛主席“寸土必争”的方针相对立的吗？

以上写了许多，自感人微言轻，加之水平有限，手头又缺乏必要的资料，对这部洋洋数十万字的四野战史，只想留下一点不同意见的痕迹，让后人，或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人去探索和参考。但愿不要被打入冷宫，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