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卧虎藏龙--记江泽民同志在新中国的前30年 -- 须弥一芥

红皮的《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利用》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1月出版

白皮的《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苏）特莱霍夫 著，江泽民 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现在京东上二手书的报价100多~800多不等，1990年版的没找到码洋价，2008年版码洋价48元。

以下节选自2006年10月《人物》杂志文章《跨越世纪的挚友情谊》第十部分：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作者沈永言 曾任一汽动力分厂厂长、一汽副厂长。

1988年，江泽民同志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苏联特莱霍夫所著的《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一书和译稿还在否？我一下子说不上来。译稿是江泽民同志1965年底寄给我的，很快“文革”开始，我被从一个两居室单元房赶到一居室单元房里。因为房子太挤，在搬家的时候，妻子杨维把许多外文书都卖掉了。时隔20来年了，加之“文革”后我又搬了两次家，江泽民同志问起这本书和译稿在不在，我说得找找看。

　　这本《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是江泽民同志在李哈乔夫汽车厂实习的导师、苏联电气专家特莱霍夫所著。1956年5月，江泽民同志结束了在苏联为期一年的实习，临别时，导师将这本书送给他，并表示希望本书在中国出版，为中国同行所用。

　　江泽民同志是个办事有始有终，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他没有答应导师什么，心里却始终把导师的嘱托牢牢放在心上。回国后，在担任一汽动力系统方面的领导工作中，他经常翻阅此书，从中受益匪浅，并经常把书中的一些好做法介绍给大家。但是，由于回厂后正赶上出车前夕，工作十分紧张，接着又是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上“红旗”，接着又是大搞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之后是困难时期，又是烧油工程……这期间，他一直记着导师托付的书，却一直没有时间翻译。1962年，他调上海电器研究所工作。研究所的工作需要他经常出国到世界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学术交流，但他还是抓紧点点滴滴空余时间，把书译成中文。可以想象，他翻译书稿的时间，正是中苏大论战的浪潮高涨之时。在这种大背景下，翻译一位苏联专家的著作是很需要一点勇气和眼光的。1965年底他将原著与译好的中文稿一起寄给我，要我帮他校对。

　　我开始给他校对不久，“文革”爆发，人人都被卷进这场浩劫中，书稿之事自然搁浅了。

　　20来年后，江泽民同志突然来电话问及此事，我赶紧在书柜堆积的书稿中找。还好，稿子找到了，是妻子杨维在卖书时，看到书稿上一页页清秀的字迹，掂到了这上面凝结的心血，偷偷将它保留下来，使它幸免“遇难”。可书却找不到了。找到书稿，我立刻打电话告诉江泽民同志，书稿还在，但是书没有了。江泽民同志听了长出了一口气，对我说：“书稿在就好办，书我来想办法解决。”

　　由于书的作者特莱霍夫去世多年，江泽民同志通过中汽公司常驻俄罗斯代表、原在一汽时基列夫专家的翻译刘人伟，从基列夫那儿要到一本捎回国寄给我。这时，已到了1989年春天，我在校对书稿时，发生了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不久，江泽民同志担任了我们党的总书记，我把书稿又一次搁下。可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不久，又打电话，问书稿校对得怎么样？这使我有一点出乎意料，便有些惊讶地问：“你都当总书记了，还出这本书干什么？” 江泽民同志回答：“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同时，它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这就是江泽民同志的为人，身处总书记高位，却不忘30多年前师友的嘱托。江泽民同志是一位多么重友情，讲信义的人啊！他说了的话，答应的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无论经历多长岁月，也一定要办到。这也许是他必成大事的因素之一。

　　我抓紧校对书稿，为赶时间，又请第九设计院的老同志把文字、符号规范化，又帮助把书中一些插图制成铜版，按江泽民同志的安排，把书稿交给上海翻译出版公司。一个月后，该书中文译本出版。

　　在江泽民同志卸任总书记职务后，一位写江泽民传记的美国记者采访我时问道：“书稿是江泽民亲自翻译的吗？”我告诉他，是他亲自翻译的。书稿有2/3是江泽民亲自抄写的，有1/3是他妹妹帮助抄写的。

　　美国记者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我想，他是要知道，江泽民作为政治家，做起学问来，是个什么样的人。

　　从1956年江泽民同志接过这本书，到1990年它的中文译本出版，中间经历了34年。这34年，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但他珍视友谊的情怀没有变。当人们翻开这本书时，扑面而来的，首先是它厚重的历史、感人的情怀。